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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曾盛赞日本:两国根系亚洲

很少人知道, 20世纪上半叶旅居日本的美国人是备受歧视的。相反,共产主义的苏联倒是让日本充满复杂的情感,而斯大林更曾盛赞日本,称苏日两国同样根系亚洲。到底应该和俄国发展怎样的关系?弥漫全日本的泛亚主义又把俄国定位成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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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是饱受争议的苏联领导人

战争爆发前,多数日本人无论从种族、心理还是文化上都对亚欧大陆有一种归属感。相比纽约和华盛顿,莫斯科和柏林离日本更近。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横跨朝鲜和伪满洲国的铁路网已经建立,并与西伯利亚铁路相连。日本人乘坐火车前往欧洲的速度比海上航行快3倍。从1911年起,日本开始出售西伯利亚铁路的火车票。从1927年开始,日本游客能够殖民帝国的主要火车站,包括东京、横滨、大阪、釜山、平壤和大连等地,购买到欧洲城市的国际火车票。莫斯科是战前日本通往欧洲的门户。1937年,日本游客花上10至11天就能从东京到达莫斯科,13天则可到达柏林,14天到达巴黎。从横滨经檀香山到达美国西海岸的主要港口城市,则需要航行大约2周;之后从西海岸乘坐火车途经芝加哥到东海岸,还需要2天或者更长的时间。三条虚线是连接日本和亚欧的渡轮航线,途径港口分别是大连、釜山和符拉迪沃斯托克。人们可以从莫斯科坐火车到达巴黎、柏林、罗马、斯德哥尔摩、维也纳、伦敦(从法国加来坐轮船),甚至可以到达君士坦丁堡(即现伊斯坦布尔)。

拉拢俄国人实现泛太平洋理想

在民众心理和政权组织形式上,日本都与俄国更为相似,所以它更加希望与俄国一起建立东亚秩序。相比之下,日本与美国的文化、社会接触较少,与美国建立跨太平洋联盟来扩张日本殖民帝国似乎不太可能。日本一直在宣传日本与俄国文化的相似性,即使在战争时期也未停止,因为日本从未想过要以泛亚洲主义之名将俄国从亚洲剔除。普通民众和学者都认为俄国的人口和文化是多民族的, 这促使日本对俄国产生一种亲近感。与战后日本完全不同,战前日本帝国对民族的多样性十分宽容,并接受日本国民与殖民地人民联姻,许多日本女人嫁给了殖民地的男人。

1941年4月13日,《苏日中立条约》签署,这对日本而言不仅仅是一个军事条约,更是日本殖民帝国实现世界主义梦想的保障。据说,在签署该条约后,斯大林拥抱了日本外相松冈洋右(You Matsuoka),称赞日苏两国根系亚洲。斯大林还提及自己的故乡格鲁吉亚,强调苏联人也属于“亚洲人种”。强调日苏同样是亚洲成员,因此应该团结起来,共同抵制英美入侵中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样的种族观念也体现在纳粹分子的宣传资料中。纳粹分子指责俄国人为“亚洲人”和“蒙古人”,称其“天生的野蛮”,导致了他们对共产主义的狂热。和犹太人一样,俄国人属于“劣等民族”。正是由于俄国人的“白种人特征”相对少一些,日本将俄国人纳入了“泛亚洲人”。

签署《苏日中立条约》时,日本政府称赞苏联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没有种族歧视。相反,它从未看好另一个移民国家美国。日本民众认为,黑人、犹太人、美洲印第安人以及亚洲人将永远被美国社会排斥在外。他们认为种族歧视削弱了美国的力量。相反,日本认为苏联与亚洲有着历史渊源,而美国没有,因此对两国得出的评价截然不同。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门在其国际关系的每月分析中,正面报道了莫斯科的亚洲特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苏联月刊》也时不时会提及苏联与亚洲的历史渊源,描述13世纪时还是蒙古附属国的俄国,是如何在14世纪吞并金帐汗国,最后在16世纪成为横扫西伯利亚的强大力量。《苏联月刊》声称,突厥各民族构成了苏联的历史、种族和情感基础,这些民族包括吐库曼人、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上述文章还称,苏联建国过程中的种族融合使得苏联人具有亚洲人的某些特征。

在日本唯美派文学大师谷崎润一郎(Junichiro Yazaki)看来,俄国人与美国人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白人。在他的早期作品中,欧美的西方白人被描绘成毒害日本人肉体及文明的破坏者。在1943年出版的《细雪》(MakiokaSisters)中,谷崎润一郎刻画了日本主人公与神户的俄国移民之间的友谊。这些俄国人不是后来所谓引诱日本人无条件投降并对苏联无限崇拜的骗子。作品中,日本主人公与俄国人自由平等地交流。俄国人并没有因为自身的白人身份而歧视日本人,也没有因此产生道德上的优越感,这拉近了俄国人与日本人的距离。并不是所有俄国人都对日本抱有好感。世纪后期, 德国皇帝威廉二世(William S)和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Nicola S)的交谈中首次提出“黄祸”(“黄祸”是殖民主义时期美国和欧洲殖民主义国家煽动对亚洲民族,尤其是对中国具有偏见的一个用语,年的义和团运动导致这个词在西方世界广泛流传。译者注)这一概念。日俄战争时期的俄国文学作品一方面将日本人描述成眼睛斜视、满嘴龅牙、胆小如鼠的类人猿,另一方面又将日本人描述成具有高尚审美趣味、有追求且工作勤奋的人,最重要的是他们“与俄国人相似”。

“露助”(最初该词并没有贬义,但在日俄战争、八月风暴行动后,这词变成了具有歧视性的民族差别用词。译者注)是日本人对日俄战争中战败的俄国人的蔑称。然而,不同于美日关系,俄日之间并不存在种族歧视问题。日本的俄国移民没有自己独立的社区,也没有与日本居民隔离,因此相对轻松地融入了日本社会。他们可以自由地信奉基督教,他们的孩子也可以和当地的日本小孩一同上学。

“喀秋莎”曾风靡日本

20世纪早期,日本入侵中国增加了日俄居民之间的直接联系。1917至1921年,近200万俄国人由于十月革命离开了祖国,其中60万人逃至德国,40万人逃往法国,剩下的前往波罗的海国家、巴尔干半岛国家、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地,其中数千俄国人选择移居日本。

根据外务省的记录,截至1924年,已经有1,167名反布尔什维克的“白色”俄国人定居日本。1930年是俄国移民的高峰时期,有1,666名俄国难民居住在日本本土,实际人数可能比官方数据还要更多,可能达到2,000人。另外1,500名俄国人,包括斯拉夫、乌克兰、白俄罗斯、鞑靼、塞尔维亚、波兰、罗马尼亚的俄国人以及犹太人的后裔遍布整个日本帝国,从朝鲜、南萨哈林到伪满洲国。俄日战争结束后,萨哈林岛的南半部变成了日本殖民地,除了政治流亡者,还有将近200名俄国人选择留在当地。

俄国人移民日本时,恰逢大正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由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Resurrection)改编的话剧在各个剧院成功上演,其主题曲《喀秋莎》风靡整个日本。那时的日本人对俄国人的形象已经有了积极的认识。由于俄国移民带来了西方文化,日本人亲切地称之为“蓝眼睛”,由此确立他们在日本的独特地位。

1917至1923年的第一波俄国流亡者大多有沙俄时期的资产阶级背景,有些甚至来自贵族家庭。1923至1945年的第二波俄国移民则大多是平民,包括农民、零售店老板和小摊贩,他们来到日本后从事与原来相似的职业。

这些不同性质的移民给日本带来了两种不同类型的俄国文化:一种是代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令人眼花缭乱的贵族文化,这种文化淋漓尽致地体现在芭蕾舞、歌剧和古典音乐中;与之相对的是俄国工人和农民,他们展现了俄国民族谦卑、勤劳的一面。相比孤傲的美国人,俄国人通过与不同的社会和经济阶层的日本人进行交流,呈现了一个更加广阔、更加丰富的西方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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