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盗郑芝龙在大明皇帝的支持下终于成为中华帝国伸向海洋的矫健臂膀, 这也是自明朝建国200年来，中国人第一次重新夺回海洋的发言权。已经与大海隔绝太久的黄土中国，终于迎来一丝蓝色的希望。
郑成功雕像屹立在鼓浪屿东南端的复鼎岩
公元1633年10月22日，大明崇祯六年九月二十。
隆隆的炮声划破了金门的清晨。
这是这个岛屿有史以来所见过的最为猛烈的炮火。正在厮杀的60艘大型军舰和近200艘小船，将料罗湾的海面变成了一片火海。
防守的一方，主力是9艘西洋式战舰，悬挂着红、白、蓝三色旗。这是荷兰王国刚刚改用的新国旗。除了西洋式主力战舰外，这一方还有50多艘中国式帆船，这种船被称为“戎克船”（Junk），据说是“船”字的闽南口音（jong）辗转传到西方而得，船上悬挂的却是色彩鲜艳的妈祖旗，这是闽粤一带海盗们的旗号。
进攻的一方，主力战舰则是清一色的“戎克船”，足有50艘之多，船上飘扬着巨大的纛旗，大书大明帝国的国号。这50艘主力战舰之外，是将近100条小船，满载着硫磺硝石和稻草等物，居然全是火船。
这就是郑芝龙率领的大明帝国海军。
帝国海军分为两队，包抄了湾内荷兰人与海盗的混合舰队。帝国海军的主力舰两舷，装备着崭新的英吉利进口大炮，这都是舰队指挥官、五虎游击郑芝龙自费添置的。无论在数量上还是火力上，帝国海军都占据了绝对上风。100多艘火船则冒着炮火，顺风飞桨，靠上敌方战船，搭钩放火。不一会儿, 荷舰Brounersheaven号起火焚毁，Slooterdijck号被俘获，其余荷舰均遭受重创。那些中国海盗船，则已经全部成为熊熊的火炬。荷军司令、派驻福尔摩沙长官（台湾总督）普特曼斯（Hans Putmans）无奈，下令能动的战舰立即撤退。
此次战役，史称“金门料罗湾海战”。这一战，是荷兰人东来后的第一大挫折，也奠定了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称雄大洋的基础。
入伙下海
年轻的郑芝龙来到日本，投奔大海商兼大海盗李旦。不久，郑芝龙娶了当地女子田川氏为妻，田川氏为郑芝龙生下一子，取名福松，这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郑成功。
郑芝龙是福建泉州府南安石井乡人。作为17世纪最具国际知名度的少数中国人之一，他的小名“一官”（Iquan，或Quon、Iquon、Iquam、Equan），频繁地出现在欧洲文献中。
郑芝龙年少时为人豪放，“性情逸荡，不喜读书，有膂力，好拳棒”，以勇力闻名乡里。而且，他还是个帅哥，清人张遴白在《难游录》中说他“少年姣好”。
17岁左右，郑芝龙离开泉州，到澳门投奔了舅舅黄程，学习经商，经常往来于澳门、日本、吕宋（今菲律宾）等地。这段时间里，郑芝龙不仅见了世面，而且学会了葡萄牙、荷兰等语言，还接受了天主教洗礼，教名叫做尼古拉斯·加斯巴德（Nicholas Gaspard）。这段时间，他除了学习经商之外，也兼职做翻译，赚钱糊口。
不久，舅舅黄程有批货需搭乘大海商李旦的船，送到日本平户，便派郑芝龙押送，这令郑芝龙有机会结识了李旦。
李旦也是泉州人，是当时著名的海商，拥有自己的武装船队，因此也被明政府称为海盗。
郑芝龙很快就加入了李旦的海商集团。郑芝龙还结识了颜思齐，这两人都对他的一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档案分析，颜思齐是李旦的重要助手，负责李旦集团的军事行动及在台湾的经营活动。颜思齐曾率领3,000多漳州、泉州的贫民，到台湾的魍港（嘉义）拓殖，这是继林道干以来的首次大规模开发台湾。在日本, 年轻的郑芝龙认识了一位当地女子田川氏，并结了婚。关于田川氏的出身，至今仍是个谜。有的资料说她是日本长崎王族的女儿，有的说是日本肥前平户士人田川氏之女，也有的说是归化日籍的泉州治匠翁翌皇从日本人田川氏领来的养女。总之，她被称为田川氏，有时也被称为翁氏。1624年，田川氏为郑芝龙生下一子，取名福松，这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郑成功。因为母系的日本血统，郑成功在日本至今仍被看做民族英雄。
崭露头角
在收复澎湖的保卫战背后，多方利益角逐，年轻的郑芝龙为李旦担任翻译，周旋于明政府和荷兰人之间，逐渐地成为集团内部引人注目的新星。
郑芝龙入伙不久，就遇到了一次展现他语言才华的机会：李旦卷入了明政府收复澎湖的战斗，而郑芝龙则成为这次军事和外交冲突中的翻译官。
1579年，荷兰从西班牙的统治下独立后，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紧紧依靠英国，两国在1619年订立了军事同盟，联手争夺葡萄牙与西班牙的海上霸主地位。在远东，英、荷两国先后在1600年和1602年组建各自的东印度公司，积极拓张。1622年，双方组成联合舰队，荷兰海军军官雷尔生（Cornelis Reyrsz）率领荷舰12艘、英舰4艘，共1,024人，远征东方。6月份，英荷联军与澳门的葡萄牙守军爆发激战，结果，兵力占绝对优势的英荷联军却在水陆两战中均大败。陆战中，联军阵亡136人，受伤126人，被俘40人；而海战中，1艘荷兰军舰被澳门炮台击沉。英国人认为如此奇耻大辱，都是因为荷方泄漏军情，愤怒之下，英军将自己的4艘军舰撤离。
澳门之战虽败，但英荷两国依然在别的地方合作，以“海盗”式的作战方式，到处袭击葡、西两国的殖民据点和海上航线，除了葡、西两国商船被攻击外，前往菲律宾的中国商船也遭袭击，船上货物均被英荷舰队作为战利品转卖去日本。不久，葡萄牙手上只剩下澳门、西班牙手上则只剩下马尼拉。
雷尔生率荷兰舰队在澳门战败后，听从副将高文律（Kobenloet）的建议，于1622年7月11日占据了不设防的澎湖群岛，干脆当起了穿制服的海盗，在附近各岛上烧杀掳掠。在这一地区有着巨大商业利益的李旦，也损失惨重。他开始了穿梭外交，在明政府和荷兰人之间进行斡旋，而年轻的郑芝龙便以助手和翻译的身份，参与了这次谈判。这应该是郑芝龙第一次如此亲历复杂的多边利益整合。谈判的结果是, 如果荷兰人能够撤离并拆除要塞，明政府将不干涉他们占领“大员”（台南，后来泛指台湾），同时默许荷兰商船到福建贸易。
占领台湾，这是荷兰人朝思暮想的利益。他们立即自行拆毁了澎湖城塞和炮台，在1624年8月26日，登陆鹿耳门，在台南的安平（今安平古堡，郑芝龙在福建晋江的据点也称安平，易混淆）建立了据点，开始了在台湾长达38年的盘踞。而李旦也因此成为荷兰人比较信任的贸易伙伴。崭露头角的郑芝龙在李旦、颜思齐集团中的地位日益重要。
迅速崛起
郑芝龙接替了颜思齐的地位后，其行为却完全有别于别的海盗，“所到地方，但令报水，而未尝杀人”，一时声望大着，人心思归……
1625年，李旦和颜思齐相继去世。
李旦去世后，其在日本的经营由其子李国助、欧华宇等人经营，而郑芝龙以绝对优势成了颜思齐的接班人。
郑芝龙接替了颜思齐的位置后，开始大举拓展。1626年农历三月，福建在遭受了上一年的旱灾之后，又遭到暴雨洪灾，“乡村草根树皮食尽。而揭竿为盗者，十室而五，不胜诘也”（《靖海纪略》）。郑芝龙“连舟浮海，自龙井登岸，袭漳浦镇，杀守将。进泊金门、厦门，竖旗招兵，饥民及游手悉往投之，旬日间，众至数千”（《重纂福建通志》）。“所到地方，但令报水，而未尝杀人。有彻贫者，且以钱米与之”，郑芝龙这种“假仁假义”，在官方看来，完全有别于别的海盗，“其行事更为可虑耳”（《靖海纪略》）。
郑芝龙在与官军的作战中不断得胜，福建巡抚俞咨皋节节败退。1627年10月，双方在将军澳大战，官军大败，郑芝龙再度挺进中左所（厦门）。
此战，郑芝龙获得了厦门作为陆上基地，因此奠定了其海洋霸主的地位。此后，他就在安平（今福建晋江安海镇）建立了大本营，将小小的安平建设成了东亚最为繁华和富庶的城市。荷兰派驻台湾总督德韦特（Gerrit Fredericqsde Witt）在致东印度公司总部的报告中说：“中国海贼日益壮大, 几乎足已控制整个中国海，将所有海岸的戎克船破坏烧毁殆尽，更在陆地大肆掠夺暴行。他们已壮大到拥有400艘戎克船和六七万之徒众。此头领称作一官（即郑芝龙），转瞬间获得如此伟大的地步，连中国官方都不知该如何将海盗自海岸加以驱除……”
接受招安
除了内部的官吏腐败、朋党林立之外，大明政府还得面对外部的“三座大山”：北有努尔哈赤崛起，中有李自成、张献忠暴动，南有郑芝龙等侵扰，更有荷兰人等守在国门边上虎视眈眈。因此，崇祯皇帝决心招安郑芝龙。
正当郑芝龙于东海之上大展宏图之时，北京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627年8月，天启皇帝病死，因没有子嗣，传位给其弟朱由检，这就是崇祯皇帝。崇祯皇帝一即位，就大力打击魏忠贤的“阉党”，励精图治，大振朝纲。
崇祯皇帝所接手的，是一个风雨飘零的王朝，除了内部的官吏腐败、朋党林立之外，外部还有“三座大山”：北有努尔哈赤崛起，中有李自成、张献忠暴动，南有郑芝龙等侵扰，更有荷兰人等守在国门边上虎视眈眈。显然，以当时的国力，绝难数面迎敌。
崇祯皇帝决心招安郑芝龙。郑芝龙之前曾主动求抚，却险些被官方暗算。此次，朝廷是下了决心的，崇祯下令兵部和福建巡抚熊文灿办理此事。熊文灿随即释放了狱中的金门游击卢毓英，卢毓英因在作战中被郑芝龙俘获而又放还为其求抚，被俞咨皋下狱。朝廷如今变了思路，俞咨皋自己因兵败问责而入狱，卢毓英就成了与郑芝龙接头的最佳人选。
郑芝龙此时，也苦于两线作战。一方面，他在台湾与荷兰人已经形成了对峙状态，为了争夺海上控制权，都在积极备战，另一方面，尚有多股海上武装势力并不听从其调遣，还需牵扯大量资源进行海上统一战争，建立其霸主地位，因此，他也希望能将对抗政府军的兵力抽调出来，转而面向海上扩张。赶巧的是，这年福建南部遭遇大旱，饥民遍野，占据着厦门的郑芝龙承担起了政府的职责，开仓赈灾之外，还大量移民入台湾，人数高达数万。这是台湾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移民高潮，对郑芝龙的战略布局十分关键。为了吸引饥民渡海入台，他提供“三金一牛”的优惠条件，即每人给银3两，3人给牛1头。毫无疑问，如此大规模移民，郑芝龙需要政府方面的配合，至少不能再度开战。而饥民移居台湾，也能大大减轻福建及东南沿海的压力，这对政府也是有利的。各有所需的双方, 一拍即合。1628年，郑芝龙接受招安，“授游击、寻迁副将”（《厦门志》），官职其实并不高，但郑芝龙需要的并不是这个。变身为官军的郑芝龙，立即腾出手来，大举攻击昔日的海上同行们，先后歼灭了李魁奇、杨禄杨策兄弟、诸采老、钟斌等团伙，部队扩展到了3万余人、战船千余艘，海上只有刘香集团与荷兰人联手，还能勉强与郑芝龙抗衡。
郑芝龙以厦门为据点，在拓展地盘的同时，开始规范内部管理，以仁、义、礼、智、信命名，建立了5大流通体系，管辖遍布内陆各地的流通渠道，另以金、木、水、火、土命名，建立5支船队，航行到东西各洋。他同时开始颁布“令旗”，实际上就是海上的“保险单”，缴纳了保护费的船上可以挂上他的“令旗”，如果出事，他全额赔偿。这项“保险”收入，以后达到了每年400万两黄金的惊人规模。
对于郑芝龙日渐上升的势力，荷兰人如鲠在喉。此时，郑芝龙早已是荷兰人的最大贸易伙伴，但明政府并未取消海禁，相反却在1630年重申了海禁，闽台贸易的执照仅发放了6张，福建商船到台湾依然很少，难以满足荷兰人的需求。另一方面，郑芝龙垄断了对台湾的贸易，控制了定价权，也令荷兰人十分不满。
荷兰驻台湾总督普特曼斯认为，占领台湾的目的，就是以此作为对华贸易的中转站，并控制中国与西方贸易的海上咽喉，因此，必须先消灭郑芝龙的势力，然后再攻击葡萄牙和西班牙在东方的势力，才能获得这种战略地位。
在多方考虑后，1633年4月30日，荷兰东印度公司总部决心对郑芝龙、对中国以武力进行胁迫，而方式就是海盗式的武装劫掠，“对中国福建沿海进行掠劫活动逼使中国政府答应其贸易需求，并在掠劫途中尽量降低中国人民伤亡”（《热兰遮城日志》）。荷兰人对于这一战，十分重视，派出了足足11艘大型战舰，另加一艘旗舰及一艘戎克船，统一由普特曼斯指挥。
与海盗刘香作战完毕、正在厦门养精蓄锐的郑芝龙，刚同意将协助荷兰人获得闽台的自由贸易权，因此并不防备荷兰人此时的突然攻击，他的主力舰队都还在船坞中整修。
郑芝龙遭遇了猝不及防的“七七事变”。1633年7月7日，荷兰舰队主力占领了南澳岛，揭开了战争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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