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不仅是一个对自己严格要求的人，而且对其子女、身边工作人员的要求也极为严格。尽管儿女们早已成家立业，老大、老二、老三已退休，但他对子女们的两个基本要求丝毫没有改变：“一是要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二是要自立自强。”虽是94岁高龄，但每当子女们前来看望他时，他总还要不断地重复这两句话，并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不时为这两句话注入一些新的内容。在他看来，只有党和人民的事业才是伟大、神圣的事业，也是共产党人的毕生追求。在他的严厉要求下，子女们无不遵循其“家训”，在极为平常的工作岗位上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万里（中）在奥运会网球赛后与子女们合影
万里晚年在网球场上
言教送子下乡务农
1962年9月，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副市长的万里，将18岁的长子万伯翱送到了河南省西华县黄泛区农场，和众多知青一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万伯翱在这里一干就是整整10年。
围绕万伯翱下乡的问题，家里还举行了一个家庭会议，专门请来了年近八旬的奶奶，尽管在会上，奶奶一直不赞同，妈妈也流下了眼泪，但万里却说，自己的孩子，不是我不爱，爱孩子，要看怎么一个爱法，怎么对待。长期生活在暖房里是一种爱，放在农村去锻炼也是一种爱，为此，我决定让老大到最艰苦的农村去，到农业第一线去，到生活的激流中去。
奶奶和弟妹们都哭了，奶奶说给他多带点钱和生活上用的东西。万里说，不要，什么也不要给他带，一毛钱也不要给他，就是要他自力更生。今后家里不会给他寄钱。
万伯翱出发时，妈妈边涛给他带了三样东西----一件是万里在抗日战争时期部队发的一床缝了又缝、补了又补的旧被子，一件是万里穿了多年的灰棉袄。而万里则送给万伯翱两本书和一个笔记本。一本是《论共产党员修养》，一本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从不爱题字的万里在笔记本的扉页上写着：“一遇困难、立即坚持。”就这样万伯翱带着父母亲的嘱托和牵挂，怀揣当月15元钱的伙食费，在警卫员的陪同下来到了河南省西华县黄泛区农场。
位于豫东平原的黄泛区农场，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刚去的时候住的是草屋，睡的是50多人的大通铺。用水要步行一里多路到井里一桶一桶地打。没有电灯，他用自制的煤油灯照明。在集体食堂吃饭，每天不是红薯加咸汤就是高粱花卷馍。惟一“奢侈”的物品是一台日产六极管半导体收音机，这是下乡时廖承志伯伯送给他的纪念品。他休息时听听新闻，有时也听听戏剧。他牢记临行前父亲的叮嘱，严格要求自己，不吸烟，不酗酒。他穿的衣服全是旧的，衣服烂了，自己学着缝补；平时不打扑克，不下象棋，每天晚上不顾一天劳动的疲劳，坚持在煤油灯下读书，写劳动日记；当时没有桌子，他就趴在床上去写。
1963年的春节，是他下乡后的第一个春节，万伯翱给母亲写信，希望回北京过年。万里在回信中说：“为了你更好地进步，更好地锻炼，你还是不回北京过年的好，你要在农场与工人们一块过。因为你刚去半年多就请假回来探亲，这不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过春节会很有意义。郑板桥有一首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此名言应作为你坚定革命立场的警句。同时寄去《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等书籍，望在春节空闲中，认真地阅读，并做好笔记。”
万伯翱接到父亲来信后，很失望、很沮丧，在他看来，父亲也太严格了，太不合乎情理了。在听从父亲的教导后，万伯翱愉快地留在农场。支部书记、大队长邀请万伯翱到他们家过节，就这样万伯翱分别在书记、大队长家过节后参加了拥军优属和农场组织的职工球赛，在阅读父亲邮来的书籍中度过了下乡后的第一个有意义的春节。
在万伯翱的记忆里，农场劳动着实非常劳累。
白天下地干一天活，晚上还要看护果园。最苦最累的莫过于给果树打药，盛夏气温通常高达38摄氏度，职工们要在“蒸笼”似的果园密林中，穿着厚厚的劳动布工作服，头戴草帽，脸上再捂上厚厚的大口罩，裸露的皮肤上还要涂上一层能防农药侵袭的肥皂水，双手使劲地举着一丈多长、绑有铜喷头竹竿的橡胶皮管，跟着拖拉机作业。许多老职工都受不了，但万伯翱硬是挺过来了，每年要打十多遍药，几乎每次他都主动要求参加，从未因故请过假，旷过工。
由于他在农场始终牢记万里的话，埋头干活，1963年9月24日，《中国青年报》头版头条以“市委书记的儿子参加农业劳动”为标题发表文章，报道了万伯翱在父亲的鼓励下，下乡锻炼的经历。此后不久，周恩来在首都应届中学毕业生代表大会上，还把万伯翱称为干部子弟下乡的典型。上海人民教育出版社随即出版了《知青日记选》，精选了他的18篇劳动日记。全国一些报纸都先后报道了万伯翱的先进事迹。一时间，万伯翱成了万众瞩目的小“名人”，被有关部门树为全国知识青年的先进典型。
给他写信的知青、同龄人也多了起来。一度他回信都付不起邮票钱了，农场会计见此说，你给那些要求进步的知青复信是经过党委批准的，不用你再买邮票了，就放到我这儿和公家的信一起发吧。谁知，当万伯翱在家信中提到此事时，万里回信告诫他说:“这不行，这太特殊了，8分钱的便宜不能占，还是应当由你自己来付这个邮费。”
看到儿子的成长，万里非常高兴，1965年3月万里给万伯翱写了一封长信，赞扬他下乡后受到了锻炼，并再三叮嘱儿子：要学习好毛主席、刘主席著作，这是政治思想的“基本功”。一个人要真正提高政治水平，不学好这些书是不行的，而且一定要认真学，仔细读。万里挑选了一部分书寄给万伯翱，希望他能认真研读。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万里被当作“刘邓司令部的黑干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万伯翱也因此受到株连，被斥为“农场黑党委的掌上明珠”、“黑帮子弟”。由于他诚实，在工作中积极肯干，在长期的劳动和生活中和当地的工人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那个株连九族的时代，万伯翱没有受到太多的批判。
在万里的严格教导下，万伯翱坚信自己的路是正确的，对下乡务农无怨无悔，以豁达的态度直面挫折，最终，他以一颗真诚的心赢得了全场职工的信任。1972年春，在万里已被定为“敌我矛盾，内部处理”的情况下，万伯翱被全场职工和农场党组织一致推荐，进入河南大学外语系。
万伯翱在黄泛区园艺场劳动的10年，是万里较为担心的10年，在这10间，万里先后给万伯翱去过14封信，这在万里所写书信的记载中是最多的，至今万伯翱还保存着那些信件。40年后，万伯翱在接受凤凰卫视《口述历史》记者采访谈到这一切的时候说，父亲和他那一代人一样，在他们心里，孩子既是自己的，也是国家的，党的。只要党和国家需要，可以做任何牺牲。
1969年，万里又把小儿子万晓武送到了中苏边境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时珍宝岛刚刚发生武装冲突，边境形势较为紧张。许多朋友劝说万里缓一缓，但万里谢绝了朋友的好意。出发那天，万里把万晓武送到大门口，掏出20块钱递给万晓武说：“这钱你带上，穷家富路嘛。”
身教实行“三不主义”
1993年3月31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万里，这位从政近60年的我党和国家高级领导干部，开始了他的离休生活。
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万里，对自己的要求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问事、不管事、不惹事”，以此作为对在位领导干部工作的支持。对此，万里在实践中给自己作了三条具体规定：不参加剪彩、奠基等公务活动；不再担任名誉职务；不写序言不题词。离休以来，他遵守自己规定的“三不主义”，过着“一动一静”的离休生活。
万里说，尽管他们对我都还很尊重，许多重要活动都还请我去参加，但我考虑再三，基本上都没去。我认为不去比去好。去了坐在哪里？讲不讲话？讲什么话?许多情况不了解，讲了人家听不听？这些都是问题。而且去了也不见得起到多大作用。与其如此，还不如能不参加的就不参加，能不出席的就不出席。当然，“不问事，不管事，不惹事”，并不是不关心党和国家大事。如果我真正有什么意见，该说的时候，我想我还会说的。
1994年国庆节，是新中国成立45周年庆典。北京准备举办大型焰火晚会，中央邀请万里在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万里说：“天安门城楼我就不上了，不过焰火还是要看，我就到人民大会堂看吧。”焰火观看完后，万里提出再看看人民大会堂。子女扶着老爷子在楼道内走了一圈又一圈。做子女的明白老人的心境。这座建筑是由万里在北京市委工作期间负责建造起来的。
万里退出政坛后，在生活上并没有感到枯燥。他的生活特别有规律，每天中午饭后要睡上一觉，起来之后去参加体育活动。每周打三四次桥牌，两次网球，偶尔打一次高尔夫球。吃饭一日三餐，比较素淡，有时喝点茅台酒和啤酒。他在饮食上不挑剔，比较喜欢吃狗肉、羊肉类的肉食。晚饭后看电视，除了新闻外他比较喜欢京戏。
万里每天仍在坚持多年形成的习惯，首先是阅读当天送来的各种报刊和文件。万里的听力不好，但视力很好，看东西不戴眼镜，有时一看就是几个小时。他的记忆力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依然不减当年。他说，我现在下去的时间少了，接触实际少了，我的主要信息来源，一是国内报刊的公开报道；二是港台海外报刊；三是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大量参考材料；四是中央和一些部门的文件；五是同一些领导和朋友交谈中了解的情况。长子万伯翱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书刊是万里一生的好伴侣，常常手不释卷。当毛主席批注的新版《二十四史》发行后，他极想一睹为快。他说：‘我在秘书那儿还有点儿钱，有好几千块吧？快去买一套吧！’可秘书联系后回来说，人家照顾首长，只收成本价，也得13.5万元（市场价15万元），老人家一听只摇摇头。是啊，他的工资除了生活必需外，几年加起来也不够这个数啊！后来，我们几个儿女集资给他买了一套，父亲如愿以偿，从此，一有空儿就细细翻阅起来。”
万里90大寿生日时，党和国家领导人纷纷到中南海看望他，当领导同志问候他身体情况时，万里高兴地说：“我的身体很好，这主要是得益于我长期坚持‘一静’（打桥牌），锻炼头脑预防老年痴呆，坚持‘一动’（打网球），活动四肢保持血脉畅通，这两项活动，只要坚持，我相信人是可以活到100 岁的！”
万里打网球的历史可追溯到在山东曲阜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打网球这个体育项目，成了他一生在运动上的爱好。在担任国家领导人期间，万里关心体育，支持体育，而且身体力行，坚持体育锻炼。他说，从儿童到老年人都要参加体育锻炼，增强体质，提高全民族的健康水平。他在安徽主持工作期间，促成了建立省网球队和修建网球场；他曾多次参与全运会、民族运动会以及亚运会等组织领导工作。1986年2月28日，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向万里颁发了金质奥林匹克勋章，以表彰他为发展中国体育运动做出的突出贡献。
现居住在中南海“含和堂”的万里，享受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待遇，但他的生活简单、俭朴。“含和堂”原是朱德的住所，现在有的外墙体有明显的裂痕，有的地方墙皮都脱落了，国管局好几次提出重新装修一下，但万里就是不同意，嫌花钱，说没必要。走进万里家中，更难以想象这就是原委员长的家，家具是旧的，床也是旧的，沙发还是那种过去机关里常见的，套着灰布套的那种。这种沙发在老百姓家中都少见了。
已是10年未离开中南海的他，每当外省市的领导，特别是老家山东省的领导请他去看一看新气象时，他总是摇头说：“我们下去要给人家添多少麻烦，还是别去了。” 夫人边涛去世后，孩子们怕他郁闷伤心，也经常劝他外出走走，散散心，他仍觉得那样太麻烦别人了，还是不去的好。就连每周到先农坛体育场去打网球，按照警卫规定，每次外出时可要求警卫和交管部门腾出专用道路，快速通行。但他却从不允许秘书或家人这样做，他说，北京的交通这么拥堵，不能再添乱。这样一来，他外出时也就经常被堵在路上，有时一堵就是一个多小时。
万里一生淡泊名利，在位期间面对朋友题字的请求，他总是笑着说，这样的事你们还是请书法家合适。万里惟一的女儿万叔鹏对笔者说：“我们刚到美国时生活很艰苦，生活的压力相当大，就在这种困难的时候，美国的一所大学找到我，他们提出，想请万里为学校题个词，他们愿意出4万美元的酬金。但我知道爸爸不会题字，所以我当面就拒绝了。4万美元呀，多大的数啊！当时正是我们最穷的时候，但我不后悔，万里不允许这样做。”
万里不仅喜欢文学，时常作一些小诗，而且他也很喜欢字画，当代大画家像李苦禅、蒋兆和、李可染的住房问题，都是他在位时协调有关部门帮助解决的，但他从未向他们伸手要过一幅作品。20世纪60年代，万里屋里悬挂的还是水刻木印的仿制徐悲鸿和齐白石的作品。
已是10年未离开中南海的他，每当外省市的领导，特别是老家山东省的领导请他去看一看新气象时，他总是摇头说：“我们下去要给人家添多少麻烦，还是别去了。” 夫人边涛去世后，孩子们怕他郁闷伤心，也经常劝他外出走走，散散心，他仍觉得那样太麻烦别人了，还是不去的好。就连每周到先农坛体育场去打网球，按照警卫规定，每次外出时可要求警卫和交管部门腾出专用道路，快速通行。但他却从不允许秘书或家人这样做，他说，北京的交通这么拥堵，不能再添乱。这样一来，他外出时也就经常被堵在路上，有时一堵就是一个多小时。
万里一生淡泊名利，在位期间面对朋友题字的请求，他总是笑着说，这样的事你们还是请书法家合适。万里惟一的女儿万叔鹏对笔者说：“我们刚到美国时生活很艰苦，生活的压力相当大，就在这种困难的时候，美国的一所大学找到我，他们提出，想请万里为学校题个词，他们愿意出4万美元的酬金。但我知道爸爸不会题字，所以我当面就拒绝了。4万美元呀，多大的数啊！当时正是我们最穷的时候，但我不后悔，万里不允许这样做。”
万里不仅喜欢文学，时常作一些小诗，而且他也很喜欢字画，当代大画家像李苦禅、蒋兆和、李可染的住房问题，都是他在位时协调有关部门帮助解决的，但他从未向他们伸手要过一幅作品。20世纪60年代，万里屋里悬挂的还是水刻木印的仿制徐悲鸿和齐白石的作品。
田纪云：我所知道的万里
我所知道的万里
作者：田纪云（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万里同志是老一代革命家，是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如果说小平同志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话，那么，他就是高级工程师之一。他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特别是为中国改革开放大业做出的卓越贡献，以及他的无私无畏、光明磊落的高尚品格将永载史册。
1981年，我一到国务院就在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常务副总理的万里直接领导下工作，直到他1988年离开国务院去人大常委会任委员长。在长期的共同工作特别是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使我对万里同志有了较深刻的了解，也与万里同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农村改革的倡导者和组织者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即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万里同志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他和在四川任省委第一书记的赵紫阳遥相呼应，带头打破“左”的禁锢，勇敢探索农村改革之路，大胆支持农民的改革之举，实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让农民重新获得生产自主权，粮食增产，很快吃饱了肚子。
万里同志是山东省东平县人，1936年5月参加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前担任冀鲁豫区党委二、七、八地委书记，区党委委员、秘书长，解放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部长，国家建设部部长，北京市常务副市长，领导和组织了建国10周年北京十大建筑工程建设。
万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惨遭迫害。在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并主持中央工作期间，他受命于危难之际，任铁道部长，协助邓小平同志出色地抓了铁路整顿。
粉碎“四人帮”后，万里同志被派到农业大省安徽省任省委第一书记。安徽曾受到极左政策的严重破坏，本来的产粮大省弄得许多农民没饭吃。
万里在安徽经过大量调查，对农村农民的问题有了深刻了解，他说：“1977年6月，党中央派我到安徽当第一书记。安徽是个农业大省，又是‘左’倾错误的重灾区。‘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推行学大寨的那一套‘左’的东西特别积极，农村问题特别严重，农民生活特别困难……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样，门窗都是泥土坯（做）的，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我不能不问自己，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是社会主义吗？人民公社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农民的积极性没有了？我刚到安徽那一年，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只有10％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67％的生产队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40元以下的约占25％，我这个第一书记怎么能不犯愁啊？”“人民公社化后发生的三年困难时期，到处浮肿病，饿死人。据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过去‘左’了那么多年，几乎把农民的积极性打击完了。”（见1998年4月30日《中国经济时报》）。
粉碎“四人帮”之后，当时的中央领导同志提出“两个凡是”、“抓纲治国”等错误口号。“两个凡是”就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守。”抓什么纲？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工业以钢为纲、农业以粮为纲。这就是说，“大跃进”、“人民公社”、“学大寨”等等都是毛主席的决策，都不能变。
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在60年代初期是个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发建设山区、改变山区贫困落后面貌的先进典型，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却把它变成为在农村推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左倾错误的政治工具，搞什么“一批二斗三大干”，“以大批促大干”，“七斗八斗不停步，斗一步进十步，步步斗进一路”，影响深远，危害全国。
万里说：“学大寨实际就是推广以大批促大干，取消自留地，不准搞家庭副业，推行‘大概工’，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搞穷过渡。”“所谓普及大寨县，就是不仅要农业学大寨，连工业、财贸、文教、卫生都要学大寨，大寨有什么工业？有什么文化？据说中学生都没有几个，大部分是文盲，怎么值得全国学习？这样学法只能是越大越公越‘先进’。”（出处同上）对农村实际情况的这种深切了解，我想一定是万里之所以成为农村改革闯将的基本原因吧！
当安徽省有些地方暗地搞包产到组的事情汇报到省委后，万里同志立即批示“我看可以试验。”1979年2月初省委又开会专门讨论包产到户问题，不少人因为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挨过批判，不敢表态。万里说：农民普遍希望包产到户。过去批判过的东西，未必是错误的，必须在实践中加以试验，我主张在山南区进行包产到户试验。
山南区的试验很快见到成果，并传到别的地方，滁县地区很快就有17％的生产队包产到户。农民说，大包干就是好，保证一年能吃饱。1979年虽然安徽遇到旱灾，但农民积极性高，粮食还是增产了。当时还在国务院主管农业的陈永贵说万里是“好行小惠”。安徽干部却说：几千万人有了饭吃，还卖余粮给国家，难道这是小惠吗，与国与民都是大实惠。
后来，包产到户在全国引起争论，农民暗里悄悄地搞，基层干部暗地支持，怕说包产到户是分田单干。在这种情况下，万里是第一个站出来为包产到户正名的。1980年1月，在一次重要会议上，万里说：“包产到户原则上不同于分田单干，虽然形式上与分田单干相似，而生产资料所有制并没有变，土地所有权仍然是公有的，生产队有权根据情况加以调整。”不久，四川、内蒙、河南、贵州都普遍推行包产到户。因此，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说：“包产到户，万里第一，（赵）紫阳第二，周惠第三。”1980年4月2日，邓小平同志同万里谈话时，充分肯定了安徽的做法。同年5月31日邓小平同志在另一次谈话中又一次称赞安徽凤阳县绝大多数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邓小平说，“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由于当时国家农委主要负责人不大赞成农村搞包产到户，中央于1980年3月调万里同志任国家农委主任，全面主持农村改革。万里上任后，首先组织农口各部门大批干部赴各省农村调查，倾听农民意见。调查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农民和基层干部赞成包产到户。已包产到户的增产明显。
在摸清全国情况的基础上，万里主持召开农委党组扩大会议，分析形势、统一思想。在这次会议上万里批评了左倾残余思想在农村改革上的表现。认为不肃清“左”，农业永远不能翻身。
随后，国家农委起草了一系列文件，总结了很多经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将包产到户规范为双层经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广。万里同志在邓小平、胡耀邦等同志的大力支持下，还主持制订了5个“一号文件”，使中国农村改革有序前进，创造出了举世震惊的奇迹----八亿农民平稳地从人民公社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谱写新的篇章，农业连年丰收。
万里担任副总理后，仍然主管农业，对全国农村改革把脉定向，对农村工作做出过许多正确的指示。在他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期间，还为全国农村发展制定了许多法规。
并不是所有人都拥护大包干，围绕农民这一伟大创举的不同声音和争论不绝于耳。特别是当时若干基层干部因失去了昔日大集体、大锅饭时代的权力，对家庭承包经营就是想不通。有的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更多的人则提出一系列的问题，比如：水利工程管理怎么办，大型农业机械怎么办，集体工副业怎么办，农田基本建设怎么办，计划生育怎么办，民兵训练怎么办，等等。言下之意是“单干不如集体”。
为了实地考察农村改革发生的变化，研究农民在实践中是怎样回答和解决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的，1982年11月30日至12月28日，在我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分管经济工作的时候，根据万里的指示，我率领由有关部门参加的12人工作组赴山东、河南、四川作了近一个月的农村经济调查，撰写了三篇考察报告。这些调查报告客观如实地反映了当时农村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反映了广大农民对农村改革的喜悦和期盼，对我任副总理后在领导中国农村工作、坚持和完善农村改革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调查组写的三篇调查报告，万里非常重视，根据他的批示，先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作为内部文件印发，后由《人民日报》连载。这些调查报告，以无可辩驳的大量事实说明：
第一、广大农民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衷心拥护在农村实行的以家庭联产为主的责任制，农村形势一派大好：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农业生产连年增产，基本解决了建国三十年来没有解决的吃饭、穿衣问题，到处呈现一片兴旺发达景象，新房多，林木多，牲畜多，赶集上会的人多，农村集市贸易空前活跃。所到之处，流传着许多赞美党的政策，赞美现实的顺口溜。例如：“大包干是摇钱树，不出三年都变富。”“过去‘三靠’（即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越靠越穷，现在‘靠三’（即靠三中全会路线），越靠越富。”“过去是：地瓜干当主粮，老母鸡是银行。现在是：粮满囤、油满缸，穿新衣、盖新房，光棍汉子娶新娘，大把票子存银行，日子越过越舒畅。”
第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已扎了根，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发展完善。家庭承包初期基层干部担心出现的一些问题，有的已经解决，有的正在解决。已经解决的有：水利设施的使用管理；农业机械的使用管理；集体牲畜的分包养用；作物布局的调整；集体债务偿还；烈军属、五保户的照顾；干部报酬；义务工的摊派；农田造林的收益分成等。正在解决的有：地块的调整；各种合同的签订；集体财务的整顿；提留的管理使用；机耕、植保的统包；集体工副业的承包等。
实践证明，广大群众是勇于实践、富于创造的，他们既然选择了大包干等形式的责任制，就一定会想办法完善它，发展它，使之更适应于生产力的发展。
实践也证明，责任制已经不是作为一种权宜之计，而是作为一种原则，在种植业以外的各个领域推广。人们说：“责任制是个宝，用到哪里哪里好”，农业包，副业包，社队企业包，商业包，连农村教育也搞包干责任制。一个“包”字，打破了大锅饭、平均主义，大大解放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第三、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购买力的提高，提出了改革商品流通体制、改革作为农村商业主渠道的供销合作体制的必要性，长期实行的由国家“独家经营”的体制已经不适应新的形势了。报告提出了改革初步思路。
通过这次调查，我们深刻体会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农村改革的必要性及其强劲的生命力。也使我们深刻体会到马克思所说的“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的物质利益有关”、“物质利益是人们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基本动因”的真正含义。
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党中央并没有下命令，说一定要在哪年哪月全面推开，而是由于各地看到承包以后所显示出来的优越性，很快自发推广的。有的地方想挡也挡不住。结果，实践证明凡是实行了家庭承包的地方，农业生产状况迅速改观，出现了惊人的增长。改革解放了生产力。在事实面前，绝大多数同志的思想逐渐统一起来了，家庭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迅速推开，并且在以后的实践中逐步完善，最终形成了现在这种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广大中国农民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一项伟大创造。其伟大之处就在于，它使生产力最基本的要素----劳动者获得了第二次解放，而这一解放的实质，又在于使农民获得了对土地这一基本生产资料的经营自主权，获得了对自身及其劳动所创造价值（大部分）的自由支配权。
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之后，有的同志想借社会主义教育之名，否定农村改革的大方向，要让农民重走“一大二公”的合作化道路。万里同志在邓小平等同志支持下，与其他同志一道坚决顶住了这股错误思潮。小平同志在1992年的南巡谈话中说：“这次十三届八中全会开得好，肯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一变就人心不安，人们就会说中央的政策变了。……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稳定。……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
已经吃饱了肚子，并日益富裕起来的农民，永远都不会忘记在关键时候挺身而出为他们总结出经验、争得自主权的万里。那时，在中国大地上甚至广为流传“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的佳话。当然这不是对几个人的颂扬，而是人民对中共中央正确决策的高声歌唱！
现在，万老虽然年事已高，但他仍然关心着全国的三农事业，不久前还为小岗村大包干展览馆题写了馆名。
80年代，万里是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他与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大思路一致，工作配合默契，在推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也做出了杰出贡献。许多重大改革措施都是由他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并颁布实施的。
积极推进民主法制建设
80年代，万里就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改革的两大主题，要围绕这两个改革的主题推进我们的民主法制建设和各项工作。
他认为，发展民主与健全法制是一项根本建设，并在1986年2月的讲话中，深刻阐述了民主和法制建设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他说：“不讲民主与法制的社会不是文明的社会，也不会是安定的社会。”“非常明显，缺乏民主与法制，往往和愚昧落后连在一起。”“因此，必须把民主与法制看成是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根本性的问题之一，要下大决心、花大气力，从根本上去解决。”他强调，民主与法制建设是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由于长期封建社会历史的影响，我们往往只有“人治”经验，而缺乏“法治”的观念。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从根本上增强党内特别是党员干部的民主与法制观念。越是对国家、民族有贡献的人，越应该有高度的民主与法制的观念，自觉地接受群众监督和法律的约束。”
1986年7月31日，万里发表《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讲话。这篇讲话不啻于一声惊雷，振聋发聩，在党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强烈反响。他指出，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在我国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既有传统价值观方面的障碍，同时也从一个重要的侧面反映了我国政治体制方面存在的问题。我国政治体制上的一个重要弊病，就是领导权力过分集中，决策制度不健全。“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真正实行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这个讲话最精彩的是指出，为保障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对政策研究、决策研究也要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万里说，“双百”方针不能得到贯彻实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去往往把政治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理解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这样的概念带来很大的副作用。事实上，在许多场合下，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是很难分开的。“所以，关键不在于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分开，而在于对政治问题，对决策研究本身，也应该实行‘双百’方针。所有的政治问题、政策问题，都是应该进行研究的，在没有作出决定之前，都是可以讨论、可以争鸣的。”“在领导部门就政策问题作出决定之后，大家都应当执行。”万里把这个问题看作是社会主义高度民主的重要标志，认为“如果在人民内部政治问题不能争鸣，只能领导人独鸣，又怎能谈得上什么‘高度民主’呢？”
万里接着说：“我认为，我们应该广开言路，破除言禁，把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切实付诸实施。堂堂十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只要领导路线正确，政通人和，百业兴旺，是不会被几句逆耳之言或别有用心的人借某些问题的煽动搞垮的。”万里还说：“领导人要尊重人们充分发表意见的民主权利，不要害怕别人讲不同意见的话，甚至讲反对自己的话。过去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是正确的，但还有点消极。积极的说法应该是：‘言者有功，闻者受益’”。
1988年4月，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万里当选为委员长。他在这次会议发表的讲话中提出：本届人大必须把保证改革和促进改革作为自己的首要职责，把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他说：“要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支持和保护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新思想、新事物、新制度。要围绕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两个改革的主题，推进我们的民主、法制建设和各项工作。”
在万里委员长主持下，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始终把制定有关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方面的法律作为立法工作的重点，先后制定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海商法、税收征收管理法、产品质量法等对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具有重大影响的法律，并总结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新情况，对土地管理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环境保护法、专利法、商标法等作了修改和完善。还审议了公司法、农业法和科技进步法等法律草案。同时，常委会把制定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律放在重要位置，制定了工会法、行政诉讼法、著作权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残疾人保障法等一系列法律。还制定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也已提请代表大会审议。七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除通过了实行修正案外，共通过59个法律和27个关于法律问题的决定，合计86个。
在监督工作方面，万里委员长提出，一定要把法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同制定法律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每次人大常委会会议都要有一个到两个法律执行情况的检查汇报，把它列入议程，这要作为一项制度坚持下去。从此，开展执法检查并在每次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听取和审议一到两个执法检查报告，作为一项制度固定下来。这是人大监督工作的一个重大发展，是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促进依法治国的一项重要措施。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专门委员会，先后对31个法律和6个法律问题决定的执行情况进行了检查，对促进法律的实施起了积极的作用。
万里还非常重视惩治腐败的问题。他说，一是决策是否正确，二是任人唯贤还是任人唯亲，三是是否为政清廉，四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是半心半意。执政党离不开这四条，共产党能不能得到群众拥护，也要看你能不能做好这四条。一定要防止共产党在执政后失去监督，严重脱离群众。为此，就要发挥人大的监督作用，发挥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中国如何做到既不搞多党制，多元化，又能把各阶层、各方面的意见反映到人大和党委来，使我们执政党能接受群众的监督，不搞一言堂，这是个大问题。他一再讲，一定要加强人大和人大常委会的监督职权，支持监察部门、司法部门的工作，惩治各种腐败行为。1990年，全国人大办公厅根据十三届六中全会决定起草了监督法，但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出台。
在党的十四大后，万里最先提出修改宪法，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改革开放、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载入宪法。中央采纳了万里的建议，在1993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对此作了修改。
万里同志关于民主法制建设的思想和实践，证明他是一位无私无畏、具有深邃见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
大公无私，积极培养年轻干部
在这里，我着重讲点个人的亲身体会。
像我这种既无大学或大专文凭又无政治背景、远在边陲当普通财经干部的人，做梦也没有想过会步入中南海，并且当上副总理。但时代的大潮却把我涌入了中南海和副总理的岗位。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初，正值“文革”结束不久，一大批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老革命老干部，在邓小平、胡耀邦领导和推动的平反冤假错案中得到平反昭雪，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他们的交椅尚未坐稳，椅子还没捂热，小平同志又号召干部年轻化。“文革”把他们整了十年，打天下的还没有坐天下，又要让他们让贤。多数老同志高风亮节，从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出发，主动提出退位，让我们这样一些当时还算比较年轻的人十分感动。但也确有少数老同志想不通。他们对新上来的年轻人在冷眼观察，看他们能否顶得下来，有没有治国的本事。因此，在当时的情况下，新上来的我们这一批比较年轻的同志，如果没有一些老同志的支持，本事再大也难以开展工作。我在第一任副总理期间，深得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的支持，特别是得到常务副总理万里的具体帮助。
我与万里非亲非故，虽然都是山东人，战争年代我就在他的家乡（东平县）周围活动，但我们并不相识。那时他已是高级干部，我是普通一兵。万里出于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感，真心响应邓小平关于干部年轻化的号召，积极帮助和支持新上来的比较年轻的人大胆工作。1982年，在我还是国务院副秘书长的时候，中央决定组建“大经委”，把国务院经济方面的具体事务交给大经委去处理。中央内定，由常务副总理万里兼任大经委主任。万里立即提名我去大经委任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并指定由我和中组部副部长曾志同志负责大经委的组建筹备工作，我的任职，在党内已发了通知。但后来中央又决定，万里不再兼任大经委主任，大经委的职能也相应作了调整。这时，万里又提议并经中央决定，我仍留国务院工作，不去经委了。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我被选举为中央委员，不久，中央内定要在来年人民代表大会上提请任命我为国务院副总理。万里要我与他一起去天津、河北、湖北等地考察工作，实际也是对我的具体观察、考核。1982年12月，万里又指定我率领有关部门同志去鲁豫川三省调查研究，如何深化农村改革，并回答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万里对工作组写的调查报告十分重视，不少建议在实际工作中得到采纳。
在我担任副总理后，万里更是放手让我工作，并给我加担子，除我分工的财贸金融工作外，他很快明确由他管的农业、劳动工资、民政、物价等工作也让我负责。1985年，他曾两次对我说，纪云同志，你要大胆工作，有什么事我来承担。又说，我仔细观察，你对一些文件的批示是很得体的，对工作是胜任的。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鼓舞。
1987年5月16日在黑龙江大兴安岭发生了一次开国以来最大的森林火灾。在森林火灾季节到来之前，我曾对林业部作过防火的具体部署，在大兴安岭火灾期间，从救灾到重建，我曾三次亲临现场（最后一次是与万里一起去的），具体指挥部署救灾和重建工作。大火扑灭之后接着就有一个调查起火原因和追究责任的问题，具体讲就是要追究黑龙江省、林业部和国务院分管林业的副总理的责任。6月26日万里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处理对发生火灾负有责任的人员。当有一位列席会议的同志提出应追究国务院有关负责人（当然是指我）的责任时，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有一位姓周的副局长，立即递了个纸条给万里，上写：今年3月纪云同志曾两次打电话给林业部部署森林防火问题。万里同志在会上立即说，国务院对森林防火是作了部署的，救灾也是得力的，国务院是没有责任的。就这样，使我免遭一劫。
1988年6月，万里在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当年山东省有人向他写匿名信，诬我插手山东人事安排。万里十分清楚，各省人事安排是由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兼组织部长宋平一手操作，我根本不可能插手，万里当即批示“山东人事安排与纪云同志无关”，又使我免被诬陷。
我想，我与万里的友谊，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对改革开放的共同的信念。特别是在1989年“六四”风波之后，有人想以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为名，否定农村改革的大方向；想以“反和平演变”为名，否定“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企图开历史倒车的时候，万里等一批同志挺身而出，坚决顶住了这股逆流。1992年4月，我应邀去中央党校去作过一次报告，主要是讲农业和农村问题，其中重要一部分是讲如何加深理解小平同志南巡谈话，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问题，当时在高层引起不同反响。一天我去看望万里，一见面他就说，你在党校讲话讲得好，抓住了要害，有骨气！给予我极大精神支持。
据我所知，在万里的支持、帮助下成长起来的高层领导干部不乏其人，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与万里毫无私人关系。
万里的大公无私、光明磊落，胸怀坦荡、勇于负责的品德和精神，对改革开放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巨大贡献，使我终生难忘，这也是使他成为广大群众最崇敬、爱戴的领导人之一的根本原因。
万里对人生是乐观的。1992年下半年，在万里即将卸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前夕，我们一起吃饭，万里哼了几句顺口溜，道出了他晚年的期盼。当时我用毛笔记录下来：退休不发愁，桥牌加网球，一批好朋友，国泰民安久，晚年乐悠悠。（炎黄春秋）
万里之子：父亲是性情中人 干起工作来不要命
原标题：父亲万里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万里是一个典型的有血性的山东汉子，也是一个性情中人。他几乎没有城府，不会八面迎合，喜怒哀乐全写在脸上。父亲是一个实干家，干起工作来不要命，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和后果。父亲是一个对党对人民负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家。
我们小时候，父亲工作特别忙，所以极少过问我们的功课，也少有与我们平等对话交流思想的时间，但父亲仍然给我留下许多不可磨灭的印象。岁月蹉跎，流年似水，这么多年过去，有些事情仍能十分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
父亲朝我发火
1949年，我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后，气势如虹，横扫千军如卷席，迅速解放了大西南。父亲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进驻重庆，成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部长。我们全家跟随父亲来到重庆。
我们家和重庆市几位领导同住在市中心一幢庄园式建筑中，位置极佳。花园很大，还有大阳台，可俯视山城景色，高堂大屋还装有彩色玻璃。有一天，我和哥哥妹妹上阳台玩耍，我们这群从农村根据地来的孩子看到阳台上有些鹅卵石堆放在角落，就玩起了投石子游戏，看谁投得远。正投得起劲时，楼下突然传来哭声。原来，墙外是条小街，石头把在楼下行走的一个小孩的头打破了。一群路人和家长带着头破血流的孩子找上门来。大事不好，吓得我们几个赶快下楼找地方躲藏起来。
那天父亲正好在家，他接待了找上门来的群众，先赔礼道歉，又立即派人用车送被砸破头的孩子去医院。
送走了群众，父亲回屋找我们问罪。我们躲在奶奶屋中不敢吭声，父亲破门而入，怒吼道：“你们敢拿石头打老百姓？这是仗势欺人，欺压老百姓，这还了得，不成了国民党了！”
父亲挥起的拳头被奶奶拦下。奶奶对父亲说：“小孩子不懂事，你别发那么大火。要打，让我来打他们吧！”
奶奶推走父亲，把门关上，在我们每人身上拍打几下，然后语重心长地说：“你们不能这样不懂事，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打死人是要偿命的。”
我哭着说：“我们没想打人，只是扔石头玩呢，看谁扔得远。我们不是故意的，下次再也不扔了。”
晚上，奶奶说不要哭了，给了我一根甘蔗，叫我到楼下饭厅吃饭。我一下楼，正碰见父亲朝我走来。我见他横眉冷对的样子，以为要打我，谁知这次他没有挥拳，却飞起一脚踢断了我手中的甘蔗。我吓得面如土色，转身就跑。
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经历的父亲发火事件。父亲、母亲都是老师出身，平时不讲粗话，也没动手打过我们，这次是真发火了。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他说：“仗势欺人，欺压老百姓，这还了得，不成了国民党了！”
别看父亲发起火来很厉害，其实他是很疼爱我们的。在重庆时，我面色发黄，有人怀疑我有肺病。有一天，父亲对我说：“我去北京开会，你跟我去北京，检查检查身体。”
于是，我就有了第一次坐军用飞机的经历，也有了第一次泡浴缸澡的特殊感受。
到了北京，父亲去会议驻地开会，把我放在西单皮裤胡同的西南驻京办事处主任鲁自成的家中。他们一家人都对我极其热情，待若上宾。也是在这里，我平生第一次尝到在大浴缸泡澡的滋味。泡在浴缸的热浪中，我想了很多，想起农村根据地的艰苦生活，想到父母、兄弟妹妹和奶奶，我突然大哭起来。鲁家一家人以为哪里怠慢了小客人，一时不知所措，其实是处于这种无限温情中，使我想家了。
我和哥哥的高消费
1952年，党中央决定撤销五大中央局，当时有“五虎进京”之说（即五大中央局书记都调入北京中央工作）。1952年年底，父亲也被调入北京，任中央建筑工程部第一副部长，当时部长是陈正人，副部长有3名，即万里、周荣鑫、宋裕和。
1953年1月4日，中央派了一架美式军用运输机来接父亲等人赴京上任。上午从重庆白市驿军用机场起飞前往北京，机上坐了两家人，一是被任命为国务院（当时叫政务院）副秘书长的孙志远一家，包括冯秘书及工作人员；另外一家就是我们全家八口和工作人员。两家人整整坐满一架飞机，那时，飞机一天还飞不到北京，要在武汉加油，停留一天。1月4日晚上到达武汉，我们两家下机后在汉口德明饭店住了一晚。
1月5日中午，到达北京西郊机场。北京刚下了一场雪，遍地雪白。雪后天晴，蓝天白云分外妖娆，北京实在太美了。我们从西南来，只见过重庆的大雾，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雪。乍见白雪铺满大地，我们惊呆了，真想摸摸雪，看看是什么感觉。当车子经过天安门广场时，见红墙黄瓦金碧辉煌，天空中白鸽飞来飞去，带着优美的哨声，如同进到仙境一般。
我们住进了东城和平宾馆，在电梯的眩晕中开始了北京的新生活。
到北京后，我和哥哥被送进北京育才小学读书。学校在先农坛内，出东门是先农坛体育场，解放军高射炮兵部队也在体育场内布阵。1954年1月8日，星期五下午，我在高射炮兵阵地上进行了庄严的宣誓仪式，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成为万家第一名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星期六回到家里（我们平时住校），父亲和母亲看见我戴着红领巾回来也颇为兴奋。他们有言在先，谁先入队就给谁买冰鞋。
星期日一早，父亲母亲带着我和哥哥妹妹一起去东四人民市场买冰鞋。我兴高采烈地选中一双北冰洋牌冰鞋，价钱25元。父母将要付钱时，我看见哥哥在一旁站着低头不语，用羡慕的眼光看着我手中的冰鞋----哥哥比我大1岁，在育才小学和我同级，因战争年代颠沛流离没有条件读书，被耽误了一年。看着哥哥尴尬不安的神情，我马上对父母说：“给哥哥也买一双鞋吧，鼓励他早日入队。”
父母相视一笑，马上就说：“咱们给老大也买一双吧！”于是又给哥哥买了一双同样牌子的冰鞋，共花了50元。当我们背着冰鞋回到学校，在学校的冰场上奔驰时，是多么高兴和自豪啊！哥哥加倍努力，很快也戴上了红领巾。
当时没有感到父母为培养我们而投重金的用心良苦，以后从家里发生的一件事情上，我们才体会到父母为了培养我们而不惜工本的苦心。
奶奶朝父亲发火
年少不更事，不知道50元对父母来说是一个多么沉重的负担----那时刚由供给制转为工资制，父亲是部级干部，母亲是处级干部，他们每月工资也不太高，要养活全家8口人，还要补助生活更加困难的穷亲戚们。全家平时也是节衣缩食，我们穿的衣服也是补丁摞补丁，大的穿完小的穿，一到月底经常是捉襟见肘、入不敷出。
是父亲和奶奶之间的一场严重冲突，才让我明白了一些道理。那时我们全家住在东城区演乐胡同的一个四合院里。父母住北屋，有两间小卧室，一间客厅。
南屋有两间房，一间奶奶住，一间工作人员住。我们平时住校，星期六回家后“打游击”住，有时在奶奶屋里挤，有时在北屋大客厅打地铺睡。
一个星期天，奶奶来到客厅，对着父亲大吵起来：
“万里，我不是人啊？你那屋装了窗帘，为什么不给我这屋装？”
原来，公家为父亲住的北屋装上了窗帘，南屋没有装。奶奶发现了，就找父亲责问。
父亲说：“国家困难，我怕公家花钱太多了，所以没叫他们给你那屋装。”
奶奶又说：“那你没有津贴呀？你用津贴给我买嘛！”
父亲无言以对，连声允诺，赶快用自己的工资为奶奶的房间安上了仅有一层白布的窗帘。
看到这一情景，我感到十分羞愧，真不该叫父母给我们买冰鞋，用这钱给奶奶买窗帘多好啊！这是有生以来我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看见奶奶对父亲大发脾气，责怪父亲。从此，我再也不要求父母为我们买东西了。
阻止姑姑提拔
父亲做事很极端，不留余地，常常使人感到有些绝情。这也许是他们那个时代的革命者的共同特点。
我大姑万云从小在根据地长大，受父亲影响，15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解放大军进入大西南重镇重庆后，被党团组织选中，派往苏联列宁格勒团校学习深造。
这是苏共培养共青团高级干部的专门学校，团校的学员都是从全国各地选拔出来的经战争考验的优秀青年，毕业后分配到共青团组织中做领导工作。团校也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中国共青团的领导干部。由于都是调干生，又是留学生，当时中苏关系很好，故生活待遇很高，每月发1200卢布生活费，相当于苏联的高干待遇。经过几年学习，大姑以优异成绩毕业后，分配到共青团中央工作。那时父亲已调到北京建工部工作。大姑到团中央上班不久，父亲就找她谈话，认为她在团中央机关工作高高在上不好，应该到工农中去，与工农相结合，到基层工作，更有利于她的思想改造。
在父亲的干预下，大姑离开团中央，调入北京国棉二厂做工会工作，长期和工人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大姑从机关下来毫无怨言，默默工作，无私奉献，获得了工人的好评和党委的信任，先是当了厂工会主席，后又担任了厂党委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因为沾了父亲这个“黑帮”哥哥的光，又执行了党交给的“四清”特别任务，大姑被江青点了名，因此被造反派斗得死去活来，险些精神失常。但在工厂劳动扫厕所期间，工人私下安慰她、鼓励她，她坚强地挺了过来。父亲被解放后，大姑也恢复了工作。她在工作中吃苦耐劳，任劳任怨。经过几年努力，大姑不仅恢复了原来的职务，还具备了提拔的条件。北京市纺织局的领导找到父亲，对他说：“万云同志表现不错，我们准备提升她为纺织局副局长，你看怎么样？”
父亲听后，马上一口回绝，说：“万云不够格。比她优秀的人多的是，还是先提拔别人吧，万云需要继续锻炼。”
局领导相当重视父亲的意见，认为父亲不同意就算了。父亲的一句话就中断了大姑的晋升。许多年后，组织上没有征求父亲的意见，大姑才被提拔，当上副局长，临退休也不过是个局级干部。人们常说“朝中有人好做官”，但在父亲这里就不灵。他这里是“朝中有人难做官”。
哥哥下乡劳动10年
父亲平时几乎不管我们，很少检查过作业或过问我们学习之事，大概连我们读几年级都不知道。但他教育我们要多读书，还规定了一些古典文学书目让我们在暑期阅读。他认为孩子们要以学校教育为主，家庭教育为辅，所以对我们的方针是：小事不抓，出事大训。
我的大哥伯翱从小聪明顽皮，生性好动，爱运动，在中学打乒乓球曾获得二级运动员称号。大哥爱交朋友，小学时就成为孩子头，不少人愿意跟随他，围着他转，跟着他玩；也有不少小朋友到家里来找他玩，有时也在家里吃饭。奶奶经常说他：“你横拉骡子竖拉驴，满眼尽朋友。”爱玩是孩子的天性，大哥有时会犯些儿童难免的错误。如果被父亲抓住，一定要召开家庭会议。主要教育大哥，全体孩子陪听。
大哥17岁时，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上山下乡与工农相结合。父亲坚决响应号召，决定让读了高中的大哥去农村劳动。临行前，父亲召开家庭会议，特别真诚地对我们说，你们要认真改造思想，当合格的革命接班人，要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只有和工农相结合，才能有出息；农村是广阔天地，一定能大有作为。还说，高尔基也没上过大学，最后当了文学家。极少题字的父亲最后还给大哥写了8个字：一遇动摇，立即坚持。
大哥到河南西华国营农场当了一名园艺工人，开始了自力更生的生活，一干就是10年。那时他每月工资26元。第一个春节，大哥想回京过年，父亲坚持让他在当地与群众一起过年。当时，农场的人都各自回家过年，食堂也不开伙了。风雪交加，没有一个亲人在跟前，真不知大哥是怎样度过这个艰难的春节的。
后来听大哥说，春节期间他住的房子被大雪压塌了，差点儿把他砸死。奶奶想孙子流泪不止。我和大哥从小一起长大，从来没有分开过，看着大哥留下的空床，想着他独自的凄苦和无望的前景，我每次给大哥写信都泪流满面。然而，父亲还是让大哥坚持住。
大哥终于坚持下来了，在农村劳动整整10年，不怨不悔，无私奉献，还成为全国知识青年学习的典型人物，受到周恩来总理表扬。由于表现出色，他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又被部队选中入伍，成为一名人民解放军军官。又经数年，调入北京炮兵某部工作，这才回到离开20多年的北京。
大哥在河南待了20多年，大嫂在河南郑州铁路局工作，为解决大哥大嫂两地分居的实际困难，有热心入帮助大嫂及孩子，通过组织联系调到北京铁路局工作。一切都已联系妥当，只差一纸调令。就在这时，铁道部的一位副部长向父亲汇报工作时说：“我们准备把您的儿媳妇从郑州铁路局调到北京铁路局工作，解决一下他们夫妻两地分居的困难。”
听到此话，父亲马上斩钉截铁地说：“在郑州铁路局工作不是很好吗？为什么都要往北京调？都来北京，郑州的工作由谁来做？夫妇分居两地的又不是只有他们，先解决别人的困难吧！我的意见是不要调，谁调她来谁犯错误。”
父亲时任铁道部部长，说话权威。他的一句话就吹掉了大嫂进京的美梦。大嫂在郑州工作多年后，自己想办法调到深圳，读了大学，分配了工作，至今也没有进京。
我们家的非党群众
父亲当了副总理后，对家庭的禁令就更多了。他曾对我说：“通过你们办事，能成的也不能让它成。如果都成了，你家就成衙门了。”
不过也有破例的事情。林彪集团重要成员邱会作有一个儿子叫邱路光，在部队表现不错，邱会作出问题后，部队让邱路光复员。他从北京参军，根据政策，复员回京应不成问题，但因他父亲的问题，北京方面不敢接收。邱路光复员后无法上户口，无法安排工作，生活也没着落。邱路光找到我，说出他的困境，希望我父亲能解决他的问题，给一条生路，并写信给父亲让我转交。我斗胆冲破禁令向父亲反映了邱路光的情况，递上求救信。没想到，父亲看信后很快就作出批示，让有关部门解决，还说：“父亲是父亲，儿子是儿子，共产党不能搞株连。”有关部门接到父亲批示，很快就为邱路光办了户口手续并安排了工作。
父亲当了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之后，对我们要求更严，所有孩子一律不许做生意。父亲从不护犊，我们如果有违规犯法的事情，肯定是罪加一等，严加惩处。我当时在中信公司法律部当律师。有一次，父亲在中央的一份有关治安的简报上看到一则消息，说广东有一犯人交代，某年某月某日，在广东某宾馆，他给了赵紫阳的儿子、中顾委秘书长荣高棠的儿子及万里的二儿子每人5000美元。这本来是件无中生有的事，某年某月某日我根本不在广东，更不知道某宾馆在何处，当时我还不认识赵紫阳和荣高棠的儿子，我也不认识这名案犯。
别人的两位家长可能问过儿子，知道根本没有此事，因此不加理睬。唯独我父亲，不找我核实，大笔一挥要求严查我，并加上“如情况属实严办”等词句。
我们单位领导很重视此事，由党委书记、部长唐克亲自挂帅主持严查，找我谈话了解情况，并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甚至把我的照片拿去让犯罪分子辨认，把我的照片和其他人的照片放在一起让他指认谁是万老二。
他根本不认识我，也不知我叫什么名字。经过严格的调查取证后，终于洗清了我的罪名。单位将调查情况及结论材料上报中央，父亲得知后才没有对我再加追究，也不解释，不了了之。我终生感谢唐克部长实事求是的精神，没有使我蒙冤。
三妹淑鹏大学毕业后，在北京某单位工作。她工作努力，认真负责，颇得领导赏识。单位领导想培养她入党。可能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创伤太深，她对政治不感兴趣，表现虽好，但也没有申请入党。有一次，单位领导进行家访拜会父亲，他们对父亲说：“小万在单位表现不错，虽然还没有写入党申请书，但我们想将她作为发展对象培养她，让她早日入党。”
父亲听后，很平静地对他们说：“不要培养，我们家多一个非党群众也好嘛！”
淑鹏的领导听后一脸茫然，不解其意。淑鹏的领导以后再也没有培养淑鹏，淑鹏始终没写入党申请书，父亲也始终没有过问。淑鹏直到退休还是个白丁，始终没有入党。
淑鹏后来问过父亲，怎么从来不问她关于入党的事。父亲对她说：“参加革命入党要靠自觉，我问你干什么呢？”父亲当年是自觉参加革命，主动找党的，他不懂入党还需要人特别加以培养和提醒。
本文刊发于2012年11月0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1992年下半年，即将卸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职务前夕，万里哼了几句顺口溜，道出了他晚年的期盼：“退休不发愁，桥牌加网球，一批好朋友，国泰民安久，晚年乐悠悠。 ”
“没有万里的勇气和头脑，就没有后来划时代的农村改革。邓小平说，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又从安徽开始。这一起点，和万里紧密相连。”吴象评价说。吴象曾任安徽省委副秘书长，协助万里在安徽推动改革。
壮士暮年的万里，已走过千山万水。
农民的儿子
吴象：万里在安徽当省委书记搞农村改革时几次说：“我们是靠农村起家的，农民是我们的父母，不能进了城就忘了娘了！”
万里的儿子万伯翱：去安徽前，老爷子不怎么管农业工作。但他的出身决定了他对农民有一种天然的感情。虽然没种过地，但他出生在泰山脚下城郊的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我爷爷穷得出去当兵了，在阎锡山部下，临汾战役打日本的时候牺牲了。当时万里还在曲阜师范学校读书。让一个不成年的孩子给父亲收尸，太惨了，但塑造出他坚强独立、知道珍惜、充满民族仇恨的性格。青年时代，他就组织学生运动，反抗日本侵略者，20岁出头就当上地委书记，位列“冀鲁豫的三大才子”。1949年我父亲随刘邓大军南下，迅速得力地给刘邓大军组织筹备了大量军需，得到了邓小平的赏识。老爷子说跟邓小平一起工作学到很多东西----果断、坚定、看事物的尖锐、处理事务的水平，一生教益无穷。
1952年年底，万里调任中央人民政府建筑工程部副部长，1958年，他主持修建了人民大会堂。
万伯翱：修建人民大会堂周总理任总指挥，但他主持国务院工作，实在太忙，大量的具体工作就由万里承担。
1962年，18岁的万伯翱高中毕业，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的万里送他下乡劳动锻炼。临行前，万里郑重其事地对儿子说：“我来自工农，你又回到工农。我从此就有了一个农民的儿子，这样我与农民的关系就更密切了。”
邓小平的“四大金刚”
“文革”时，万里和很多领导干部一样都被打倒。
万伯翱：文化大革命，老爷子那么耿直的性格，从来没说过软话。有一次对我开玩笑说，老大（万伯翱是万里长子），你也是工农兵啊，你也批判一下我们的资产阶级思想。
“文革”后期，邓小平开始主持中央工作，万里受命于危难，出任铁道部部长。在他努力之下，我国铁路运输开始向着“四通八达、多装快跑、安全正点”的方向迈了一大步。
吴象：当时的说法“安全正点万里行”，既指火车万里行，也指万里这个人行。
然而1976年，万里再度被打倒，刚刚理出头绪和稍有起色的国防、能源、交通、教育等又陷入一片茫然和混乱。
万伯翱：就连奶奶也问我,“你爸爸领导铁道部，使车辆安全、正点到达，也不对吗？”我只好回答,“有人说这是资本主义，他们说宁要‘社会主义的误点’，也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
彼时，“四人帮”控制着宣传舆论大权，指使新华社派记者到国务院一些所谓“右倾翻案风”严重的单位----铁道部、教育部等部委“蹲点”，列席党组会议。其目的是利用记者写内参，反映这些单位领导的问题，为篡夺这些单位的领导权提供“炮弹”。这正是邓小平重用的“改革派”的几个部委，这些改革派，最出名的是“四大金刚”。
万伯翱：“四大金刚”排第一的是科学院的胡耀邦，然后是教育部的周荣鑫、七机部的张爱萍和铁道部的万里，当时老百姓说，邓小平的“四大金刚”可真能干。
当时的新华社记者张广友被派到铁道部“蹲点”。
张广友：万里知道我的任务是给“四人帮”提供“炮弹”，但他开诚布公地告知我铁道部的情况，与我谈心，也是在那个时候我们了解到彼此的正直。他在部领导小组会上检讨，我说你明明是违心的检讨，我怎么写（报道）。他说不检讨不行，很多违心的事情不能不做，党的组织原则四句话，你背最后一句话：全党服从中央。你可以保留意见，但必须听中央的。这是组织原则。
安徽改革岁月
1977年夏，被解放出来的万里被分配到湖北省工作。临行前他去看望邓小平，邓小平这时处于半解放状态，已经可以自由行动，尚未公开露面。听万里说要去湖北，他迟疑了一下说：“你不要着急走，再等一两天。”邓去向当时中央的领导人建议，安徽这个“老大难”要有个得力的干部去。于是，万里就转而去了安徽。
吴象：万里一到任就以省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的名义，发布一道命令：支左任务（“文革”中人民解放军支持当时被称为左派群众组织的行动）已胜利完成，全省各地各机关三日内欢送军代表回军营，要敲锣打鼓，不得留难，有什么意见可以提交省委，统一转送军区处理。
这一斩乱麻的快刀扭转了纠缠不休的派系纠纷，迅速恢复了正常秩序。此后，万里多次深入基层作调查研究。
万伯翱：我父亲到了安徽后，对穷的程度还是大吃一惊。去山区看望农民，可老百姓不出来见书记，因为没裤子，家里孩子藏在地锅里头取暖，春节农民吃不了饺子。老爷子说，当年杨白劳还借二斤白面，到集上扯二尺红头绳过个年呢。他马上命令农业部门开仓，给每户农民5斤面过年。
1977年9月，应万里邀请，张广友被借调到安徽省委协助万里进行调研，列席省委常委会，并参与新华社安徽分社的领导工作。
张广友：他调研从来都是轻车简从，到哪都是我们两人，把车一停，自己就下去走。公社干部照着稿子念，万里把稿子一夺，不听他们形式主义的那一套，自己到农民家里去看。县长说你别让万里同志到处乱跑，让我们带吧。万里说即便到地主家又有什么可怕的，看看他们的生活也好啊。
3个月调查研究的结果，是起草了一个省委农村工作六条（草案），简称“省委六条”。
吴象：许多农民特别是干部开头疑惑很大：“省委六条”说“以生产为中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那“纲”还要不要呢？不是“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吗？反响最大、争议也最多的是关于联产计酬的问题。“省委六条”吸收有些地方群众的创造，允许生产队下分作业组，以组包产，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简称“联产计酬”。
广大农民认为“大锅饭”变小了，手脚也松了绑，特别高兴。而一些思想保守的领导干部和多吃多占的基层干部则强烈反对。
万伯翱：要不是对农民感情深，他绝对不会冒这个风险。1977年中央还在说“农业学大寨”，老爷子一看现在还是百年不遇的大旱饥荒，农民没饭吃，这个大寨我学不起啊。小岗村的事出来后，我爸爸跟我妈妈说准备再次被打倒，乌纱帽不要了。可奇迹出现了，百年大旱之后第二年出现了丰收。农民利益和力量的结合，效果巨大。
万里坦然处之，只要群众吃饱饭，挨批斗就挨批斗吧。安徽被斗了两年多，斗得不可开交，最终是邓小平的表态才力排众议，帮助万里完成了改革。
张广友：最初不是邓小平让万里去安徽搞包产到户的。这是别人的误解。邓小平曾说了一句话，大意是：这么大事情，之前没打招呼，我不好表态。
万伯翱：邓小平一开始没表态，让你先干起来，有点后来摸着石头过河的意思。当时明确支持的是陈云。陈云对万里说，你的做法我很赞同，我举双手赞同。
1979年初安徽召开省委工作会议，研究如何使已见成效的改革得到巩固，继续发展。就在这个会上，凤阳县委书记、严格为小岗保密的陈庭元，才第一次向省委坦白交待小岗村包干到户的秘密，把一份书面材料交给了万里。
吴象：当时他站在那里，也不说话，看小岗村的材料。几天后刚散会就亲自踏着残雪到小岗去看。小岗人兴高采烈把花生往万里棉军大衣口袋里塞，万里不要，一位老太太笑着说：“往年想给也没有！”小岗人要求让他们试上3年，万里回答：“我批准你们试5年！”小岗人说：“有人打官司要告我们。”万里回答：“这个官司我包打了！”
在万里的强力推进下，小岗村的大包干经验一夜之间在安徽全境推广，民谣有云“要吃米，找万里”。后来，这个小村庄成了中国改革的一个符号。
坚持改革，坚持民主法制
由于当时国家农委主要负责人不大赞成农村搞包产到户，中共中央于1980年3月调万里同志任国家农委主任，全面主持农村改革。随后，万里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万伯翱：戏剧性的变化，中央让老爷子成了农委主任、副总理了，当时反对他的部门和人被他取代了。他认为在铁道部和安徽经历的是一生中两次最惊心动魄的斗争，他跟我说过，老大，你不是喜欢写剧本嘛，这就是一出戏啊。
1988年4月，万里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他提出：本届人大必须把保证改革和促进改革作为自己的首要职责，把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
上世纪80年代初万里就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改革的两大主题，要围绕这两个改革的主题推进我们的民主法制建设和各项工作。1986年7月31日，万里发表《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讲话。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后来撰文说：这篇讲话不啻于一声惊雷，振聋发聩，在党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强烈反响。
万里指出，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在我国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既有传统价值观方面的障碍，同时也从一个重要的侧面反映了我国政治体制方面存在的问题。我国政治体制上的一个重要弊病，就是领导权力过分集中，决策制度不健全。
与此同时，万里一直努力为坚持改革开放的干部保驾护航。
万伯翱：当时有人否定广东改革开放，老爷子很生气：你们把广东人民改革开放的成果放到哪去了？我听过老爷子说，特区的事就是要特办。老爷子每次接见梁广大、梁湘等人都非常高兴，评价他们是改革开放闯将，是勇敢的人。他不希望自己当什么领袖人物，他是个杀出一条血路的实干家，是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家。2002年春节老爷子最后一次去广东，有点英雄暮年的意味，他说我来跟广东人民告别。整个春节只专程看望了两个人，一个是习仲勋，当时习伯伯已经病得很严重了，过春节早早穿好了红色的衣服，白色的衬衫，等待着父亲，他们激动地拥抱了。老爷子说他来看他的老伙计了，一定要保重身体。习仲勋纠正他，什么老伙计，老战友了！两人谈笑甚欢。另外一个就是在李长春的陪同下去看了任仲夷，他们也是老相识了。
万伯翱印象最深的是在深圳，他陪父亲去莲花山，对着邓小平的高大青铜雕像，白发苍苍的父亲在冷风中深深地鞠了一躬。“我从未见他对什么人这么敬仰和深情怀念。”万伯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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