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张学良和杨虎城不离开，东北军和西北军就是让蒋介石寝食难安的两个完全独立于中央军的军阀体系，可是他们一离开，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两个军阀体系完全成了任人宰割的对象，先是自己内部分化，然后被别人各个击破，最后会飞烟灭。独立学者萧武在《西安事变的最大赢家其实是委员长》一文中提出观点，认为从西安事变的客观效果上说，占便宜最大的恰恰不是中共，而是蒋介石。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第三天，张学良阅读蒋介石的顾问端纳带来的宋美龄的信
聂帅在回忆录里说过，凡是对党有过贡献的人，党都会记住的，也会有所回报，这是党的传统。所以后来的中共官方史书上对西安事变的评价非常高。这些年来，凡是中共支持的，精英们都反对，凡是中共反对的，精英们都支持，这已经成了精英们最基本的思维逻辑，甚至连晚年陈独秀和瞿秋白的忏悔书这样的裹脚布都拣起来当宝贝发掘去了。西安事变当然也不例外。因为中共官方对西安事变的评价一直很高，所以各个方面的精英们就拼命地说，要不是西安事变中共就挂了，就没有后来的事情了。
中共在西安事变里面算是获利盘，这一点毫无问题。但是，这不等于说西安事变就光中共一家赚了钱，也不等于中共就是赚得最多的一方。从客观效果上说，最赚的其实恰恰不是中共，而是国民党和蒋委员长。国民党是吃肉的，中共只不过跟着喝了一点汤。
先来看西安事变前的态势。当时，中共与张杨已经基本上形成了均势，东北军和西北军也都不愿意再付出代价去打中共了，中共占着陕北和甘肃东部、北部，东北军和西北军占着西北的大部分地方，中共也不再谋求在西北发展，而是极力向东发展。因为当时西路军还在，所以中共比较希望的是能够打通与西路军的联系，在西安事变谈判的时候甚至提出过要西路军占领河西走廊的要求。中央军在潼关以东，随时准备进入陕西或者山西，中共去哪儿他们就去哪儿。但是，如果中共能与阎锡山和张杨达成默契，互不侵犯，那么中央军就哪儿都去不了，只能守着潼关干瞪眼。
而在西安事变之后，这个形势完全变了。中共在陕北基本上巩固下来了，没有失去什么，也暂时放弃了向东或者向南扩张的打算，西路军失败后，也放弃了对河西走廊的要求。东北军和西北军最失败，被调离了陕西，成了游魂野鬼，在抗战时期分化瓦解，直到最后被消灭。而在事变前与张杨关系密切的阎锡山则保证了既得利益，既没有得到什么，也没有失去什么，和中共的结果差不多。蒋委员长就不一样了，得到的最多。东北军被调出陕西之后，没了张学良，各自分化了，有的投日，有的跟中共走了，有些被打散编入其它部队去了。西北军的情况也与此相似，除了一部分在抗日前线捐躯之外，绝大多数成了游魂野鬼，最后也被中央军消灭了。而中央军就不一样了，胡宗南成功地进到了陕西，控制了整个西北的局势。
做个假设，如果没有发生西安事变，张杨成功地解决了中共，结果会怎么样呢？委员长会很高兴吗？当然也不会。中共打别人是有利可图的，可以说是越打占的便宜越大。而别人打中共就不一样了，打输了就不用说了，打赢了啥也得不到，还要损失大量自己的力量。委员长就是靠着这个办法解决了南方，让湖南、四川裁了军，贵州干脆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云南也差点捎带解决了。如果张杨们真的解决了中共，那代价肯定也是不小的，肯定要象湖南、四川那样裁军，要让出一大部分利益给中央军和委员长。
再做一个假设，即中共和张杨保持均势，谁也不去打破这个均势，大家就这么僵持着，蒋委员长计将安出？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阎锡山。阎锡山在西安事变中突然倒戈，跟中共也没有激烈冲突，所以中央军始终没能插进去，以至阎锡山独霸山西贯穿了整个民国，成了民国史上的一大奇观。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委员长找不到办法解决张公子和杨虎城，东北军和西北军保持着政治联盟的态势，中央军就没办法进入陕西。要打破这个均势，最后只能靠倭寇。如果没有西安事变，这个均势保持到倭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那时候在前线的可就不是军阀队伍了，而是胡宗南的精锐中央军，说不定胡宗南也跟张自忠一样成抗日烈士了。
所以说，正是有了西安事变，给了蒋委员长一个很好的机会，用这个借口逼着张公子和杨虎城分别离开了东北军和西北军，让两个体系的军阀队伍解体了。军阀队伍的一个特征就是大军阀体系下面还有很多小山头，这些山头一般都是靠着一个领袖式的人盖着的。如果这个领袖式的人不在了，这个盖子没有了，就要整个都乱套。如果张公子和杨虎城不离开，东北军和西北军就是让蒋委员长寝食难安的两个完全独立于中央军的军阀体系，可是他们一离开，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两个军阀体系完全成了任人宰割的对象，先是自己内部分化，然后被别人各个击破，最后会飞烟灭。
所以说，从西安事变的客观效果上说，占便宜最大的恰恰不是中共，而是蒋委员长。只不过中共一直急着这个恩情，而委员长比较薄情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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