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晚餐 春节联欢晚会与国族想象

编者按：猴年春节联欢晚会已经落下帷幕。依据惯例，接下来一段时间，中国内地各大电视台会反复播放。对于猴年春晚，因为节目过于主旋律，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所以在网络舆论上引发许多争议，甚至被某些网民吐槽为“春晚成了新闻联播”。针对春晚的国族想象，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潘知常先生发表文章《最后的晚餐——春节联欢晚会与国族想象》，对此现象进行了深入分析，不失为一种参考观点。多维评论本着新闻自由精神，转载此文，供读者参考和探讨。

作为中国媒体文化的一道独特景观，1983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的创办，无疑既是必然中的偶然，也是偶然中的必然。所谓必然中的偶然，是说作为1983年改革开放的振奋态势、思想文化的活跃氛围以及思想解放的国人心理的凝聚，春节联欢晚会得以应运诞生，然而，尽管因此导致了中国的媒介新闻、电视剧与娱乐节目这三大节目资源中的娱乐节目的历史性性的革命，并且因此导致了综艺晚会节目形态的诞生，导致了综艺大观、正大综艺、曲艺杂谈以及国庆、五一、中秋、元旦等各种节日综艺晚会的诞生，但是作为一档联欢晚会节目本身，春节联欢晚会的创办却毕竟只是必然中的偶然；而所谓偶然中的必然，则是说随着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全面介入，春节联欢晚会又逐渐转而成为一种国家的神圣意志对于国民的身份咨唤，成为一场“想象中国”的狂欢盛宴，成为一个举世瞩目的国家图腾，这最终导致了春节联欢晚会的年年难办却又年年必办，导致了人人都知道春节联欢晚会不看后悔但是看了会更后悔，春节联欢晚会却仍旧会在每年的大年三十的晚上八点准时粉墨登场，简而言之，春节联欢晚会已经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同在，已经从一档偶然的综艺节目摇身变为某种必然的国家晚会、某种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传媒镜像。

猴年春晚

也因此，任何的从美学的、艺术的角度的对于春节联欢晚会的剖析都显然无法切中要害。事实上，春节联欢晚会背后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置换与修辞，才是真正引人瞩目的所在。其中，“春节”-“联欢”-“晚会”可以被视为解读春节联欢晚会的能指的三个支点。作为一个被篡改的民俗符号，“春节”是春节联欢晚会所提供的文化心理背景；作为一种特殊的身份象征，“联欢”是春节联欢晚会所喻示的意识形态指归；而“晚会”则是春节联欢晚会所提供的表演平台，意味着一个虚拟想象的空间。显然，只有由此入手，春节联欢晚会的庐山真面目才会真正大白于天下。

新民俗：传统民俗与新意识形态的话语置换

长期以来，中国以意识形态立国，意识形态在社会的凝聚力与社会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方面起着根本的作用。但是事实上意识形态又是中国的“阿里斯之踵”，是最为薄弱的环节所在。按照宗教意识形态、主义意识形态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分野，中国的意识形态，显然没有神圣宗教的痕迹，是“主义”与“国家”的混合，可以称之为党-国意识形态。党-国意识形态瞩目的是“阶级利益”，它往往把国家的本质界定在阶级本质方面，从阶级性、历史性来为意识形态定性，不惜以“阶级”去重新书写历史。“国”是“党”的影子，“国”甚至被当作“党”的私有财产来使用。借鉴林兹（Linz）关于“极权”与“威权”的理论模型，我们可以称之为一种“极权”型的“旧”意识形态。从上个世纪的最后二十年开始，这一“极权”型的“旧”意识形态开始了艰难的“去政治化”的“绥靖”历程，逐渐变党-国意识形态为国家意识形态。所谓国家意识形态，瞩目的不再是阶级本质，而是“共同利益”。它转而从国家的社会公共职能方面去揭示国家的本质，强调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强调从“阶级利益”走向“共同利益”，强调国家超脱于所有阶级之上，具备了一种共同的公共性。仍旧借鉴林兹（Linz）关于“极权”与“威权”的理论模型，我们可以称之为一种“威权”型的“新”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