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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摆出了什么样的阵势，那只是博弈，战争是不可能打起来的。
原因有几个。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恰恰就是在这个社会结构的表层，有一帮喊打喊杀、抵制这样攻击那样的“爱国者”——这群特殊的社会和心理物种，还在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
这是一群随时有可能抄后路的人。他们既是被利用的对象，也是被防御的对象。这个国家的掌权者，还没有非理性到会放心他们的地步。
实际上，在这几天，这帮人已经开始抄后路了。
他们跑到肯德基去干扰正常的营业，侵犯公民的自由，把仅仅是吃块汉堡的人说成是“汉奸”，打人，袭击维护秩序的警察，像打鸡血一样显得理直气壮。国家的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法律，社会秩序，公民的权利，都在他们的挑衅、攻击之列。
直到这个时候，“爱国”外衣才彻底剥去。
而这些社会和心理物种，他们的面目经很清晰，就这几类人：政治市场的投机者（比如那个叫咪蒙的女人）、“小粉红”、正能量成员、失意者、流氓无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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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在商业市场上投机的人也可能在政治市场上投机。像咪蒙这样靠装逼走红的人，做“爱国”生意、公知生意不过是基于商业算计。这类充斥着自我感觉良好和玩世不恭气质的人，根本不可能去对什么东西投入她的自我，因为早就没有一个健全的自我。她吸引到的那些心灵，也跟她一样。
“小粉红”，只是一群心智为负数的心理动物。
正能量成员呢？他们正是小粉红的高级版本。
这三拨人，更多是商业、人品、教育方式、生活方式、心智的产物。他们是既定权力秩序的心理基础和群众基础，但并不是阶层结构的产物。
但失意者是。
流氓无赖则是所有问题恶化到一定程度的怪胎。
我们想说，在当下的中国，失意者和流氓无赖虽然是不同的社会物种，但在心理上却是同一个物种的不同版本。流氓无赖往往由失意者演变而来，一个失意的人最容易对世界耍赖；而失意者虽然平时看上去和流氓无赖不同，但一进入可以发泄其破坏性的情境，其行为就和流氓无赖一样。
随着中国经济形势、社会结构、社会心理的继续恶化，这两个物种对社会的威胁越来越大。他们内心的失败让他们蓄积着一股破坏性的力量，渴望闹点事，最好还能打砸抢，但不敢去冲击政府机构，而只会选择对弱者下手。
因此，一场运动，一个事件，尤其是“爱国”这种安全的、可以站在道德制高点的运动和事件，最能吸引他们的加入。
而他们一旦加入，事情就会变化。他们比谁都更能败坏一场运动和事件。
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这类“爱国”事件的演变规律。
3
在一开始的“南海争端”中，当中国跟菲律宾，以及美国博弈的时候，用脚趾头想都知道，政府立场需要获得国内民众在舆论上的呼应，以作为博弈筹码。它既显示了“民意”，也显示了政府是获得民众支持的。
之所以没有通过各种体制内外的动员方式来发动民间舆论，是因为“轮不到你说话”的制度防御延续着它的心理惯性。民众并不被预设有“乱说乱动”的自由。而且一旦“群众”发动起来，很难做到收放自如，存在着脱离控制的风险。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不希望有广大“爱国民众”出现，自发地表达“爱国情感”。
确实出现了。大家也表达了。
这个时候，基本上还是理性的，大家表达的爱国情感，大致还属于自然情感。
对此，政府表示赞赏。
这个阶段可以称之为“自发阶段”。在这个阶段，政治投机者、亢奋的“小粉红”、正能量成员都还没有大规模加入。原因很简单，咪蒙这类人还判断不出这场生意值不值得做，还要观望，“小粉红”的心智还不足以让他们第一时间作出反应，而正能量成员的自我很少跟自然情感联系在一起，他们好像还要等一个意识形态的指令。
如果放在一场运动或事件里来说的话，就是，最初的成员都基本上是精英或心理上正常的人，较少有low的心灵。
但仅仅是这样的话，一切都是理性的。没有利用“乌合之众”的心理能量，远不足以成事。
政府虽然对此表示赞赏，但当然是不太满意的。还需要更强大的舆论力量。
很快就有了“小粉红”、正能量成员们的加入。“小粉红”把自己无穷的心理能量都投注到了这件事上，正能量成员们则把自己在工作和生活中郁积的负面的心理能量，全倾注到了“爱国”上。他们都通过“爱国”来完成对自己的心理治疗。于是，火迅速烧大。它的传染性突然增强。而政治投机者们也从中看到了商机。
这个时候，进入到了“爆发阶段”。所有人都亢奋了。因为巨大的心理能量的注定，理性开始被淹没。我们在朋友圈看到了无数正能量成员，已经情绪激动，而且变成了“抵制党”。
这个阶段正是政府所乐见的。所以，尽管它已经非理性，但仍须持默许的态度。同时，官方舆论也密切配合。所有的表现，看上去都可以控制，而且，不会对既定的秩序构成任何冲击。
但从这里开始，它吸引失意者和流氓无赖加入了。
失意者和流氓无赖从来不可能在一开始就加入一场运动或事件。他们卑怯的心灵使他们体验不到“爱国”之类的自然情感，也不可能为任何理念所打动。他们的智商当然更不足以让他们解读出一场运动或事件在一开始时的风险或收益。
可是都那么多人“爱国”了，而且情绪激动，政治正确，非常安全，这不正是自己渴望已久的加入进去，利用“爱国”名义骂人打人，发泄破坏性的机会吗？
于是他们不仅在网上骂人，而且跑到肯德基去“抵制”了。
到这个时候，事件的性质已经变了。它进入了第三阶段，“不正确阶段”。
第一，这类“爱国”运动的功能已经基本结束，声势国际上都看到了。政府不希望它再搞大，以免被舆论绑架自己的决策。博弈既是有气势的也是理性、谨慎的。“爱国情感”必须既能放，也能收。
第二，在“爆发阶段”，各类人等的情绪激动展示了一些低劣的素质，这其实在国际上很丢脸，影响国家形象，而经由失望者、流氓无赖的加入，更是把这些低劣的素质推向极端。这对国家的博弈，恰恰起了反作用。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线下的各种抵制，对社会秩序的冲击，触发了政府敏感的神经。对社会秩序的冲击，直接后果不仅仅是某些民众的生命财产被威胁，逻辑后果就是对政治秩序的冲击。让它在各城市蔓延是危险的。所以，必须刹车，必须定性为不正确。而为了应对这种“抄后路”的可能，国家暴力机器也对此保持警惕。
到这个时候，最后冷静的，一定是失意者。
我们想说，在中国，100个人的“抵制”队伍中，如果有1个人是在真诚地表达某种情感或理念的话，那么，一定有99个人是想趁机发泄点什么的，而其中，一定有很多人想趁机打砸抢。
4
中国社会的失意者已经非常之多。你在这个事件中，所看到的不过是冰山一角。
这群人有两个典型的特征：
或者在社会经济地位上，是个失败者，其阶层地位，大致处在社会下层、中产阶层的下层；
或者在内心里，是个失败的人，他或者长期被洗脑，或者是个容易出卖自我的人，或者早已心理变态，他们的阶层地位可以从社会最下层一直到中产阶层的上层。
对于有的人来说，这两个特征合二为一。
他们或者在阶层的意义上，或者在心理的意义感到压抑，都感觉到自我已经一败涂地。
因此他们仇恨这个世界，其最大的渴望，就是将稳定的社会秩序颠倒过来，最好再来一场暴乱。只有这样好像才能补偿他们。
当年，砸中国人购买的日本车，侵犯公民财产权的，是他们；
现在，跑到肯德基里不让顾客正常进餐，侵犯公民自由权的，是他们；
干扰警察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试图袭警的，也是他们。
在平时，你感觉不到他们是失意者。因为他们看上去好像都不算坏人。可是注意一下，你仍然可以发现蛛丝蚂迹。比如随手就乱丢垃圾，丢的时候闪过恨意，而且还挺爽；比如明明连街头歹徒都不敢喝斥，却动不动说“杀光日本人”；比如总是渴望哪儿闹点事好去围观；比如看到有人要跳楼就喊“跳啊！快跳！”；比如动不动就鼓吹民族主义、种族主义……
接下来，失意者和国家、社会的关系会如何呢？
我们想说，所有的失意者，因为内心的失败和卑怯，都会欺软怕硬，无一例外。
因此，面对国家暴力机器的强有力震慑，他们被切割成了原子，平时只能在日常生活中，对这个社会或弱者进行攻击。而在“认同”中，他们会像小粉红、正能量成员一样，把“国家”、“民族”这些东西当成自己心理上的母体，背靠这个母体，去发泄自己的破坏性。
原因嘛，美国“码头工人哲学家”霍弗讲得很清楚了：“一个人愈是没有值得自夸之处，就愈容易夸耀自己的国家、宗教种族或他所参与的神圣事业。”
这意味着，政府在防他们的同时，也会预设他们是利用的对象。
同时也意味着，他们的破坏性，首先针对的是这个社会的其它成员，尤其是没有防护能力的弱者，但非常让人担心的是：社会秩序被冲击，很容易就冲击到政治秩序。
所以接下来，会发生这类事情：在反腐的高潮告一段落后，高层会严厉整顿社会治安。
就是说，失意者的土壤不会消除，但要防止失意者大规模地变成流氓无赖——他们不能直接威胁社会秩序，这样有不可控的巨大风险；而在“爱国”等名义下冲击社会秩序，是可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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