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里洋场，林立的租界，繁华的外滩，1843年开埠后的上海迅速成为东方大都会，冒险家的乐园。洋务运动中，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军工国企、接受官方庇护的官督商办企业、猛龙过江的外企、夹缝中的民企在上海先后登台，同场竞技，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大生纱厂，权力与资本的游戏决定了它们的命运，也决定了洋务运动的命运，这个国家的命运。
晚晴以来上海号称是冒险家的乐园，资本与权力的名利场。图为民国时期的上海外滩
晚清国企病
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上海成为江南清军的后勤保障基地，因应战争的需要，洋务军事工业在上海破土。在制造武器之外，处于洋务第一线的曾国藩、李鸿章认为，更要"觅制器之器"以建立一切制造业的基础。
1862年，江苏巡抚李鸿章在苏州、上海两地建立洋炮局。1863年，两江总督曾国藩委托容闳携款68000两白银赴美，购得先进的"制器之器"。1865年，容闳采购的机器设备运抵上海，同年李鸿章命上海海关道丁日昌以60000两白银收购虹口美资旗记铁工厂。此时，李鸿章已经接替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在其一手操办下，以旗记铁工厂为基础，整合上海、苏州两洋炮局及容闳采购的机器，成立江南制造局，丁日昌兼任总办。
旗记铁工厂作为"洋泾浜外国厂中机器之最大者"，其机器、人员再加上容闳采购的先进机器，江南制造局迅速发展为拥有16个分厂，中国最大、东亚首屈一指的军工厂。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895年，江南制造局共生产各种前膛枪约7000余枝、后膛枪约50000枝，各色火药450余万磅，劈山炮及各型西式大炮各300余门、炮弹130余万发，兵船及小型船只15艘；自1891年炼出中国第一炉钢始，最多时年产钢铁逾2000吨。此外，还制造了车床、刨床、轧钢机等各式机器数百台，零件、工具110余万件，支援了其他洋务企业及民间企业。机器制造机器的工业革命种子在上海萌芽。
尽管江南制造局成绩斐然，但做为国企，满清官场的一切弊病都能在制造局找到。任用私人、裙带关系、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人员经费常年超过总支出的40%，1878年甚至高达55%。1895年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派员调查后称，"制造局积弊，在换一总办，即添心腹委员、司事三四十名，陈陈相因，有增无减。"1904年总办魏允恭直指，许多委员、司事"大率因情面而来，但取俸薪，并无执役"，却无可奈何。
由于经费全部由财政拨付，产品统一调拨并不进入市场，成本与利润无人关心，加之机器、原材料全部依赖进口，进一步推高成本，制造局几乎年年亏损。作为制造局的创立者，李鸿章甚至提出造船不如买船，其北洋海军舰只几乎全部外购，1876年至1904年制造局仅建造一艘船只。
在政府输血之下，江南制造局勉力维持。1904年，制造局造船厂分出，成为今天江南造船厂的前身。抗战中，制造局军工部分为日军炸毁。
民资与国资的暗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经济侵略加深，洋轮遍及沿海、长江流域，担负清政府支柱漕粮北运的沙船业受到致命打击，原本3000余艘的沙船仅余四五百。为了维护清政府的统治，同时也为了从洋人手中夺回利权，为军工企业提供资金、配套，洋务派开始推动民用工业的发展，1873年1月新式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
招商局最初由出身沙船世家的三品衔道员、浙江候补知府朱其昂负责，采用官商合办的模式，以商股为主，不足部分官股补齐。在其拟订的章程中规定，漕运仍归商人"水脚耗米均照江浙沙宁船章程"，享有与外商同等的税收优惠，即除关税外"其筹防落地等捐概行免缴"。官商合作共赢，于官解决了漕运问题，商人依靠官方的庇佑，获得与外资同等竞争的机会。
据当时的商人吴南记计算，只要获得三成漕粮的运输"商本即不致亏折"，获得漕粮运输专营权的轮船招商局稳赚不赔。然而，朱其昂招募商股却极不顺利，未及半年，在盛宣怀推荐下，李鸿章委任买办唐廷枢为总办、徐润为会办。唐徐两人将买办资本引入招商局，"两月间入股近百万"。在第一期100万两股本中，仅徐润一人就入股24万两，唐廷枢据推测也有10万两，买办资本占控股地位，买办与官僚掌握话语权。
唐廷枢、徐润代表买办资本，盛宣怀代表李鸿章，买办资本与国家资本的结合，凭借专营特权、税收优惠，在与外商竞争中获利颇丰，并收购了美资旗昌公司，实力大增。有了利益，就会出现分化，盛宣怀为谋夺招商局控制权，屡次在李鸿章面前攻讦唐徐两人。1883年，上海发生金融风潮，银根收紧，招商局经营困难，徐润挪用公款炒股亏损16万两曝光，盛宣怀乘机"坚请督办"。1885年，李鸿章委任盛宣怀为督办，轮船招商局落入买办化官僚盛宣怀之手，实际上的官商合作为官督商办代替，无论是买办资本还是中小股东都失去了话语权。
盛宣怀治下的招商局，完全沦为清政府、李鸿章及他本人的提款机。1890年"报效"江浙"赈捐"20000两，1894年慈禧太后生日"报效"55000两，据中研院刘广京院士统计1884年至1911年招商局和电报局共计"报效"约350万两；李鸿章一度挪借招商局超过190万两用于开办洋务企业，盛宣怀也上行下效，借鸡生蛋。
官督商办后的招商局，对资本失去吸引力，不得不靠举债艰难度日。1909年，招商局实行政商分开，改制为股份制公司，此时贵为邮传部尚书的盛宣怀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已经成为招商局最大的股东，以招商局为起点建立起了庞大的官商帝国。辛亥革命后，逃亡日本的盛宣怀，仅为换取新政府的谅解，即"报效"了500万两白银。
状元办厂：民资在夹缝中前行
毛泽东曾言，中国的"轻工业不能忘记海门张骞"。1890年代，清政府的自强运动未能阻止中国滑向殖民地半殖民的深渊时，部分知识分子提出"实业救国"，张謇这位同治二十年恩科状元、"翁门"弟子走上了创办实业之路。
在张謇活动下，1895年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委任张謇"总理通海一带商务"，上奏清政府允许张謇在通海一带开办企业。次年光绪帝下诏批准，张謇的创办实业有了"奉旨办差"的意味。出于对官员的不信任，民资、外资对张謇均敬而远之，张謇招募股本遇到困难。关键时刻，两江总督刘坤一以张之洞筹办湖北机器织布局所购半数纱锭20400枚折价25万两入股，占50%的股份，解了燃眉之急。通过官场关系，张謇还获得了通海周边百里之内数年不准新设立纱厂的专营权。
1899年，大生纱厂在南通唐家墩投产。纱厂虽有官股，但政府只取"官利"并不干预经营活动，名为"官商合办"实为"绅领商办"。投产当年，大生纱厂就实现了盈利，第二年获纯利5万两，第三年获利10万两。1903年，盛宣怀将从张之洞手中获得的纱锭折价25万两入股，大生坐拥40800锭，占全国纱锭总数的11.9%，到1908年累计盈利高达190万两，成为当时中国最成功的民族企业之一。
大生有利可图，资本趋之若鹜，股东为求回报希望尽量"见利比分"，而在红利之外还有中国特色的"官利"。所谓"官利"，即企业为了筹集资金，向入股者承诺一定的利息，无论盈亏企业都必须支付利息。大生纱厂承诺的"官利"年息8厘，筹办期间张謇为了支付数万两的官利，甚至不惜动用股本。从1899年投产到1926年停业，大生共发放官利、分红1348万两，占企业利润的69.1%，资本从50万两增加到369万两，年均积累率仅0.5%。
高分红一方面使张謇这个小股东牢牢掌控大生的经营权，以大生为起点创办了20多个近代工厂，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企业集团；另一方面，积累的不足，使大生发展缓慢。当一战后外资卷土重来，大生连年亏损，却又不得不借钱分发"官利"，最终资不抵债为银团接管，落入江浙财团买办资本之手。
背靠母国 外资凶猛
在中国洋务运动如火如荼之时，外资争相涌入中国，第一家总部设在中国的外资银行诞生。1864年，英国大商人托马斯·萨瑟兰获得港英政府许可，按照"苏格兰银行业务原则"在香港设立银行。1865年3月，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在香港成立，4月首家分行在上海建立。相对于中国企业募集资本的困难重重、条件多多，外资、华商踊跃认购，不到半年500万港币开业资本认购完毕。
资本的踊跃并不意味着汇丰的发展将一帆风顺，1970年代世界银价下跌，汇丰的准备金一度只剩10万港币。危急时刻汇丰的英资背景救了它，1874年汇丰第一次经办清政府公债，在当时以关税、盐税等作为抵押的政府公债，不但利率不低而且还有折扣，利润极其丰厚。此后，承揽清政府公债发行成为汇丰的主营业务之一，1874年至1890年清政府共借外债26笔4136万两，汇丰就承揽了17笔2897万两。1894年至1898年，清政府共借外债35091万两，汇丰一家就占38.1%。通过外债，英国掌控了中国海关，汇丰银行顺理成章地获得中国海关收入与支出的承办权，汇丰上海分行成为汇总、拨付的总枢纽。
背靠英国，有了承办海关收入这条源源不断的现金流，汇丰在获得暴利的同时，又回过头来积极支持英国企业在中国的发展，上海最重要的40多家英资企业包括怡和、太古、沙逊三大洋行都与汇丰关系密切，民族资本受到挤压。1894年到1913年，各国以借款形式向中国输出资本109246万两，汇丰一家就占据26.38%的份额，高居各家银行首位。
此外汇丰还几乎垄断了中国的国际汇兑市场，常年占据上海汇兑市场六成以上的交易份额，外汇价格由汇丰操控。中国汇市看上海，上海汇市看汇丰。1915年，上海中外金融机构库存银元共合8099万两，汇丰独占38.4%，一家独大，有中国"影子中央银行"之称。
辛亥革命后，随着政治特权的消解，英国的衰落，汇丰逐渐回归常态，虽然资本仍然占据优势，却已不复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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