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家辉：写给香港的一段性史，或心史

飞扬岁月里，燠热湿闷的夜，和二三知己坐在茶餐厅，饮上一杯咸柠七，打火点烟，吞云吐雾间用粗口探究社会主义未来的光景，这是一代马家辉们的“男人回忆”。

只是这世界变得不可谓不急。香港已非“独家村”，“飞扬岁月毕竟终结,”人过中年，马家辉感慨：“我这个年龄的人，经历了香港70年代、80年代，经历了1997年的转变，再从97年到现在的转变——你们都懂的——我觉得整个香港变得太多了，好多事情我们回不去。

年代

访《年代访》第89期

马家辉：写给香港的一段性史或心史

采/写：何可人

北方的框，对不起，有点冒犯

香港人马家辉，正在北京做一个直播节目。空荡的书店二层，他和一位北京的书业媒体人对坐而谈，气氛渐渐微妙，甚至有些尴尬。

因为《锵锵三人行》，马家辉成为内地最为人所知的香港人之一。这次来北京，是以小说家的身份，宣传自己人生第一部长篇小说《龙头凤尾》。这场直播，正是为此。

对谈主持人，资深书业媒体人T老师，用马家辉的话来说，是一位“典型的北方读书人”。乐呵呵的北京爷们，开场时不经意说了句：“这部小说大概草草看过……”“名嘴”马爷，捉住了这个笑点或槽点，笑着捍卫小说家的尊严：“什么叫草草？应该很认真地看啊！哦，才拿到书……对不起，那是我们的错。应该早一点给你。”

一场偏离套路的开场白，预示着一场对话注定的频道错位。《龙头凤尾》，这个发生在香港20世纪三四十年的江湖故事，远离21世纪的中国梦太多，像是巨幅拼图的一块边角碎片，或是一段可以被割弃的盲肠。小说主人公，广东乡下仔陆北才，偷渡到香港求生存，经历青帮、军统、汪伪、英、日间暗战，上位成香港洪门孙兴社龙头“南爷”，并与英国殖民官员张迪臣发生一段“断背”畸恋——故事的语言、故事情节，主人公的性格，都带着极强的香港特性——这带给北方读者C老师许多陌生的阅读感受。

杜琪峰电影《黑社会》剧照

T老师并没将这份陌生感放在心上。像以前主持的其他活动一样，他按照流程对小说作者马家辉发问：“我看这本小说，因为用香港方言写，相对来说难读一点”、“读起来让我满头雾水，为什么要写一个完全凭运气在混的小人物？”、“这个人太现代了，不太容易理解，不像骆驼祥子，我们理解的1930年代的中国人是老实巴交的”……对面的马家辉表情渐渐严肃，他开始意识到，这段南来的香江演义，在这位阅读广泛，思想深厚的北方读书人的经验里，竟遭遇了“霾”。

问题在哪里？收起戏谑和调侃，马家辉逐一解释起种种“费解”处：1930年代的香港大势，岭南的民间语言环境，深入黎庶的市民文化，南方人的生猛精神等等，都是来自北方的读者理解这个故事的必要。

T老师笑眯眯地点头虚应，没想着较真。然而马家辉没打算敷衍这些分歧，操着特色的港普，他语气铿锵地回应：

“你心中有一个框，对不起，有点冒犯。这个框，我称为“北方的框”，北方人某一类很认真、诚恳的、有深度的读书人的框……我觉得有个关键：南北差异。你刚才的叙述，我感觉是一个典型的北方人，对于‘一个中国人应该是怎么样’的判断。

但当我们愿意把坐标转出，比如从北转到南，比如从男女之间的角度转出来，稍稍开放，许多我们以前觉得不可能发生、很荒诞的事情，原来对于生存在某个地域，不同环境的人来说，那是很正常，是本来就这样的。只不过时代环境要让它隐藏成为秘密，把它压抑起来。”

尽管T老师谦逊平和，马爷也一再为自己的“冒犯”道歉，但左支右绌间，二人的频道始终难以对接——其实他们之间的年龄只相差三岁，算得上是同代人。

好在直播时间不长，一小时结束后，马家辉去室外独自抽了一支雪茄。上前找他攀谈，他恢复轻松，谈笑风生。只是在被问到对刚刚经历的龃龉作何感受时，默不做声。一支烟抽毕，马家辉推门入室，掀开帘子时喃喃：我太刻薄了。

不够顺畅的对谈，让当事人之一竟然需要事后反省。显然，它不那么成功，摩擦出许多毛刺和分叉，隔膜或迷障。但也是因为这些不顺滑的毛刺，激发了马家辉本能的捍卫立场。他曾在小说中说过“香港人什么事都开门见山，不知婉转为何物”，在北京这一遭，他由衷实践了这个内心认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场对谈算不得失败：它让来自两种历史和现实的人面对面——比如香港的马先生和北京的T老师——用不能被即时修饰的直接，袒露出双方理解和同享经验的艰难。

像是一个时兴的隐喻，种种谬误与层层辩论后，大河还是你的大河，浪花只能是我的浪花。此岸的波浪终究难拍上对岸的河滩。

性史，痛史

马家辉此行北京宣传，曾有一站前往清华大学演讲。讲座由一身西装的年轻女大学生宣布开始，开腔即是一句：“八十年前的香港，这一段痛史……”大的话语套路，和稚嫩的孩子气声和表情形成反差。

马家辉给大学生们讲“中英谈判”，绘声绘色地编排“英国婆娘”与“四川老爷子”相怼的场面。台下笑成一团。讲完段子，马爷归总一句“历史就是历史喇！”

中英南京条约

大历史里，1936年，这一年的中国大陆，鲁迅在上海去世；老舍起笔创作《骆驼祥子》；共产党从联蒋抗日到逼蒋抗日，西安事变发生；毛泽东填下《沁园春·雪》……对香港来说，1936年，是夹在港英政府、中国内乱与日本侵华的夹缝里的人心惶然。帮英国的是鬼佬走狗，屈服于日本威胁的是汉奸，帮中国两党的呢？也不得善终。香港人在不能自主的感情中，沉默地迎接未来。

内地版《龙头凤尾》封面 2016年10月出版

1936年的一段狭邪，写成2016年的《龙头凤尾》。国家大史、江湖大势都只是故事背景，被小说里的“情爱乌托邦”切得零碎。有人说，情痴有余，大局不足。以阅读史家正典为痛快事的读者，未必把80年前的一段鸳鸯蝴蝶梦当真。隔岸观火的王德威有洞明，于天地玄黄里，透视《龙头凤尾》：“是性史——及心史。”

“性史”不难理解。《龙头凤尾》开篇，劈头一段是年幼的“我”窥看外公坐食“牛宾周（牛鞭）”的白描。你看马家辉怎么写：“碟子里盛着一根长条状的粗黑物，像塑胶不是塑胶，似木头并非木头，大约有八九寸长，像烤焦了的香蕉，发出吱吱细声仿佛仍有生命，随时会突然跳到半空敲打我外公的头。外公用筷子把它夹起，蘸点橘红色的辣椒酱，放进嘴里一口口地咬吃，眼睛半张半阖，眼珠子悬浮在眼白间，像旭日初升，表情无比满足……”画面暗黑暧昧，让人瞠目。马家辉来北京做新书沙龙演讲，更以书中生猛咸湿的“金盆洗屌”片段开章：江湖响当当的人物哨牙炳，半生无女不欢，59岁忽然要举办“金盆洗屌”仪式，决心以后除了老婆再不碰其他女人。在仪式上，一群往日亲近女子，排着队瞻仰、抚摸，甚至要吻别他的“宾周”……马家辉讲得生动，台下的观众也听得入境。诡异又耸动的片段，男同性恋，拉拉，种种酷儿故事，从尺度上来说，对年轻一代的大陆读者来说，毫无接受难度。

倒是马家辉问，“你们知道什么叫‘一楼一凤’吗？”同学们哑然。是了，“一楼一凤”，对大陆观众来说，常在《陀枪师姐》等上世纪末TVB时装剧里听到。如今华人娱乐中心早已北上，TVB的下坡路不像是走下去的，更似是滚下去的，不怪年轻的观众不识粤语片里曾经亲切的市井名词。

若还要追问30年代的香江风月，能说出电影《胭脂扣》就算是属惊喜了吧。在小说《龙头凤尾》里，从香港北岸的水坑口到塘西风月，从塘西风月到1935年香港全面禁娼，从石塘咀四大名寨里的姐妹到苏丝黄式的酒吧女郎……烈火烹油地铺陈，鲜花着锦地凭吊，小说家马家辉用笔对一段“烟花史话”溢美颇多——并不仅是因为“妓女作为香港隐喻”这种殖民书写套路，而是与自己切实的个人经历有大关系。童年时代，家里来来往往聊天搓麻的莺莺燕燕，马家辉太熟悉不过。他看多了那些匆匆离开大陆逃往香港，最终沦落舞女或流莺的女人们，也同情她们的不幸。

电影《胭脂扣》剧照

在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做主持的时候，马家辉介绍过香港历史爱好者、收藏家郑宝鸿的著作《香江风月》，从娼妓故事谈了到香港传奇。名妓花影恨的故事，让他印象深刻：

塘西红牌阿姑花影恨，本名朱秀珍。常在香港组织筹款，支持抗日救援风灾水灾。最后一次搞筹款是在一九三九年七月八日，名为“塘西歌姬七七义唱”，当夜有五十八位歌姬登台献唱，她独自筹得七百多元，全场冠军。

国民党将军吴奇愇在报上撰诗赞颂她：“短曲长歌吊国魂，几时弓箭靖邪氛？儿家自有兴亡感，脱却金钗为犒军”。

马家辉肯定不止一次想象过“塘西歌姬七七义唱”的场面。五十八位歌女，各自有什么样的心肠，有怎样的故事？现实中的花影恨在“七七义唱”四个月后，在22岁生日的晚上，感怀身世无限悲情，留下遗言“生无可恋甘为鬼”，于家中吞鸦片膏自尽，葬在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马家辉拜访了她，记得她的墓位于“祸”字区，十二段，十三台，廿二号，碑石上刻着简单一行字：朱秀珍姑娘之墓。

念念不忘，马家辉把花影恨故事借由《龙头凤尾》里一群妓女——可爱的“湾仔天使”之嘴，又说了一遍。

小说里对“宾周”也好、对男男女女们的情欲描写也好，不可谓不“淫”。古人力辨“情”“淫”二字,以为泾渭分明，《龙头凤尾》这故事，倒写实了“情既相逢必主淫”。陆南才的情欲之路爱恨痴缠，颠龙倒凤——这是通过个人身世，树立一则国家寓言的典型写法。

多年来致力于寻找香港文学源头的学者陈国球说：“由‘殖民地’到‘特别行政区’的城市香港，上上下下竞以‘忘情’隐没身世。总有些人希望‘香港’只活在当下，遗落过去，没有记忆，没有‘我’”。（陈国球：《香港的抒情史》）生于此长于此，有人在香港起居作息，在这里喜怒哀愁、恩怨爱恨，在这里言谈歌咏……岂曰无情？马家辉也说：“但凡在香港长大的香港人都有一堆说不尽的奶茶菠萝包的往事，也或多或少孕育出一份香港是我家的情怀，却不是每一个都肯在学成之后对香港有所承担。”他有此大志。曾经的意见领袖，变身成“不愿意再讲‘冒犯’语言”的小说家。收起直白，马家辉在奶茶菠萝包往事之外，偏偏讲一个“情天情海幻情深”的故事。他向探讨国家政治的重压下，“人”与“情”如何进退颉颃？马家辉将此“情”栖遁在这段颠龙倒凤的“香港往事”上，一段性史，方可载心。

“回不去了”

“湾仔少年”马家辉出生在1963年，距香港历史最重要年份之一的1967年，还有四年。四年后，北风把革命浪潮吹送上香港岛，街上红旗插遍，大字报纸处处可见。“左仔”们拿着红宝书和炸弹上街，与警察对峙冲突，掀起五月暴乱。这一年，是香港人心里难以平复的伤痛记忆。《龙头凤尾》里“金盆洗屌”的故事被马家辉设置在1967，所指明显。

以此为分水岭，岛上心怀各异的移民难民居民们，渐渐不再一心“中原北望”，代时而起的，是“我是香港人”的本土意识。马家辉生于此间，成长于香港飞速发展的70年代，成为本地成长典型一代。飞扬岁月里，燠热湿闷的夜，和二三知己坐在茶餐厅，饮上一杯咸柠七，打火点烟，吞云吐雾间用粗口探究社会主义未来的光景，这是一代马家辉们的“男人回忆”。

只是这世界变得不可谓不急。无限憧憬，美丽误会，千禧年已然过去，香港已非“独家村”。连茶餐厅内竟然都禁了烟！“飞扬岁月毕竟终结,”人过中年，马家辉感慨：“我这个年龄的人，经历了香港70年代、80年代，经历了香港变成香港，经历了1997年的转变，再从97年到现在的转变——你们都懂的——我觉得整个香港变得太多了，好多事情我们回不去，错过了太多的东西。”

香港67暴动

2016年，马家辉自称踏入初老之年，除了写出人生第一部小说，还有一件事也是头一遭——以决审评委的身份参与台湾金马奖工作。这个经历对他来说很重要，虽然他最常公开分享的，是影后影帝台下的逗趣故事——娱乐八卦总是开心又讨喜。唯有一次，在北京《龙头凤尾》的沙龙上，有读者问他，是否给香港参赛电影《树大招风》投票？

“《树大招风》我喜欢看。”他说。金马奖之前他就已看过电影三遍。他喜欢那个故事，都市传奇里，总有一处弥漫着恐惧和自赎般的焦虑。电影参赛时，不少评委——包括来自大陆的陈建斌，疑惑为什么要出现97年的敏感镜头？马家辉对他们解释电影的意义，电影的语言到底想表达什么？他说：“97年以前香港的情绪是那样的，这是香港那时候的时代精神。我们不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1997年对香港很重要，改朝换代。有好多东西都失掉了，你失去了才知道，才说‘原来回不去了’。”

马家辉认为，这种惘然和自己的小说《龙头凤尾》有相通的地方——错过，“我们不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我不晓得是我个人的问题，还是香港人的问题，总觉得自己错过了太多。回不去了。”他反复说。

“册！满城都是汉奸！”

电影《树大招风》的一些情节让部分观众难以理解甚至接受，小说《龙头凤尾》也撞上了“北方的框”。小说主人公南爷，一个身负国仇家恨的中国人，在英国殖民者、军统势力和日本鬼子的三方势力里讨巧发迹；做汉奸，委屈隐忍地爱上男人——一个英国殖民官员。这样的角色“畸形”一览无余。也招来了种种不解，甚至觉得认为“驳杂”，“是不是马家辉写糊涂了？”

被视“畸形”的，不止角色，撞上北方沙文主义的，更有故事发生处——香港。

回溯最初，香港这个南中国无名的边陲小岛，岛民或渔或耕，原是一个“帝力于我何有哉”的所在。近代风云里，几番地理和政治上的不同界定，香港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放大变形的过程。

《龙头凤尾》里有一段，上海的杜月笙来到香港运筹，望着维多利亚港的金色斜阳，想着岛内诸人诸事，忍不住冷哼一句：“册！满城都是汉奸！”杜老板的生动面目固然是小说家的笔法，现实中各种对香港居高临下的批评也从来不少。30年代亲临香港的左翼文化人曾明确打出香港“畸形”说：文人石辟澜1933年撰文《从谈风月说到香港文坛今后的动向》，认为“香港是一个畸形发展的商业社会。”茅盾1938年来到香港，也直斥“香港，是一个畸形儿！” 甚至80年后，北京的读书人，会用老实巴交的北平贫民祥子来对照香港地痞陆南才，发出“不太容易理解”之叹（殊不知，祥子式的隐忍和顺命，来自北方农业社会的传承，香港开埠多年，其商业的市侩习气，已经与这种传统伦理秩序渐行渐远。）

至于鲁迅对香港的嘲讽，更是众所周知。“金制军整理国故于香港，可叹也夫！”从鲁迅的讥诮文字里，内地人从此只知港督“金制军”，与前清遗老沆瀣一气，居心叵测在香港“保存国粹”，却鲜知这位“金制军”中文名叫金文泰，是牛津大学古典学系毕业生，更是少数精通国粤的香港总督。作为一位出色的殖民地管理人，他在香港的任期内支持公立汉文中学，向英国政府申请用庚子赔款成立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启德机场，玛丽医院，这些香港坐标亦是在他的任期内被兴建……内地人若不察明这些，也就难理解在香港岛上，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在帝国权力架构内找到共荣空间的历史情境。

金文泰爵士，香港第17任总督

理解不了这一点，就很难理解，为什么《龙头凤尾》里，陆南才作为一个中国人，与英国官员张杭吏、张迪臣并没有势同水火，相反共生共荣。理解不了这一点，也就难免对殖民时期的港人社会生出许多误解。

学者陈国球解剖过英治时期香港人的两难境地：做英国人？大都没有这愿望，也没这资格；做中国人呢？好像离想象中的“中国性”差异越来越大，还往往被中土人士视作“洋奴”。企图别人的“认同”，还是接受自己的“畸形or他异”？一百多年来，香港华人就在这其间，不断探求自我的身份定位。

《龙头凤尾》写成后，马家辉在媒体宣传此书时，多是尽力将话题引向小说创作本身。作为一个职业媒体人，和一个敏感的时评人，他知道什么样的话题有趣、谐谑、又安全。他把那些不欲外道的衷心，写在了小说里。

偶尔和记者聊开之后，他才会说：“我心里有一个大志，这本书写的是30年代、40年代的香港的江湖，通过江湖的眼光看香港，看中国。”他才肯泄露心迹：“香港人一直都有身份认同的焦虑感。香港历史上，这个城市其实从来就不被需要的。40年代以为会被收回——没有；60年代以为会被收回——又没有；结果到九零年代突然说‘要你了’！这种身份认同的暧昧在几种人群身上表现得最明显，就是同性恋、汉奸、黑帮。”（程衍梁：《马家辉：香港女性是华人地区最保守的，这个城市从来就不被需要的》） 马家辉终于承认，这部小说的主题“对香港是很重要的问题。”

2010年代，如今的维多利亚港上红潮涌动，隔岸已无旧城，The city is changing.政治角力，人心激荡的时代里，小说《龙头凤尾》，也许正是马家辉给香港开的一道心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