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警的簇拥下，褚民谊走向临时法庭，站定配合记者摄影，脸上保持笑容。在女监门口，他与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握手说：“再会。”陈璧君用手绢掩面饮泣，未作一言。在押赴刑场的途中，其他囚犯纷纷探头外窥，褚民谊频频举手招呼说：“我先去了。”这是1946年8月23日清晨6时许，苏州狮子口第三监狱。
64岁的褚民谊知道自己的大限将近，换了新衣。深灰色毛质单长衫，白底细青条府绸短衫裤，黑袜黑缎鞋，左手掌还有佛珠一串。
褚民谊的妻子陈舜贞提前得知消息，已于前一晚从北京抵达苏州，住在中国饭店208号。第二天携一子一女赶到监狱时，褚民谊已伏法一个小时。“母女泣不成声，状极凄惨。子则呆坐一旁，毫无表情。”在生命中的最后一个清晨，褚民谊留下了自己的遗言：捐赠遗体，希望政府能为其教育子女。
“父亲早年学医，注重解剖学，他其实早有这种思考：死后捐掉臭皮囊，供医学研究。”褚民谊之子褚幼义对记者说，不过褚民谊的家属并未捐赠其尸体，而是埋葬在上海虹桥公墓，“文革”期间墓被毁。
汪精卫：连襟与“贵人”褚民谊逝时，褚幼义刚刚11岁。兄妹5人，而他排行最小。他记忆中，父亲身高约1.75米左右，平日很忙，在家时间不长，对子女的说教不多，在孩子们心中是很慈祥的人。
褚民谊写得一手好字。“书法宗颜柳，出入晋唐，书名之盛，掩其政治。”1939年1月，上海难民救济协会请褚民谊义卖500副对联，每联润笔费国币5元，所得2500元全部捐赠，用于救助难民等用途。当时的褚民谊颇有名士做派。
褚民谊，字重行，浙江吴兴人。他早年丧母，父亲褚吉田是当地名医，家境优越。14岁时，父亲送其前往苏州“天赐庄”博习医院，从美国医师柏乐文学习西医。5年后，褚民谊东渡日本求学，次年随同乡张静江赴法，途经新加坡时加入同盟会。1911年，武昌起义后，褚民谊回国，曾任中国同盟会本部驻上海机关部总务长。1911年年底，褚民谊结识汪精卫，并在汪精卫、陈璧君夫妇的介绍下，与陈璧君之母卫月朗的养女陈舜贞结婚，成为汪精卫的连襟。一般认为，与汪精卫的亲属关系，以及政治上的追随，为褚民谊日后参与汪伪政府埋下了伏笔。
汪精卫欣赏褚民谊的“忠厚”，在1926年，提携其成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32年，在汪精卫出任中华民国行政院长时，褚民谊也步入政治巅峰期，出任行政院秘书长，主持院内一切事务。
1935年底汪精卫遇刺，辞去行政院长职务。褚民谊也退出政坛，翁文灏接任行政院秘书长。“接下来抗战爆发，我父亲因为担任中法两国合办的学校——中法国立工学院院长，学校教育还需要维持，就留在了上海法租界。”褚幼义说，当时上海虽为日军占领，但租界是沦陷区的治外之地，当时包括宋庆龄、何香凝等民主人士也曾在此地活动。而褚民谊也因此没有随国民政府西进，并未参与汪精卫最初的另组伪政府行动。
时局非常动荡，在日军的凌厉攻势下，国军且战且退。汪精卫感觉抗战必败，决心投靠日本谋和，经云南而去越南河内，随后于1938年12月31日在香港《南华日报》刊登著名的“艳电”，表示“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
在抗战胜利后的狱中自述中，褚民谊称，他是最后方知汪精卫的 “和平运动”已然肇端，但本人当时绝无参与意向。但爱国学生并不这样认为，他们选派代表向褚民谊质问，令他表态。褚民谊因此于1939年春召集中法国立工学院教职工及学生，举行“国民公约”宣誓。但关于他参与汪精卫计划的传言愈来愈广，褚民谊本人，为此还于4月27日在《申报》上刊发了一则启事，以正视听。
“绝不从政”何以变卦？
“去年底，汪先生离渝，民谊于翌日始见报载，事前绝未闻之，事后亦并无任何表示，乃有不谅解者揣测纷纭，民谊深自检点，除到校办公授课讲学并鬻书济赈外，终日蛰伏，足不出户，有何活动之可言？……总之，民谊之日常生活一如往昔，维持中法工学院始终不渝，绝不参加任何政治工作，特郑重启事，敬希公鉴。”在《申报》公开刊发启事前一天，褚民谊还致函国民政府教育部吴俊升司长，附上4月12日法文《上海日报》刊发的类似启事，以表明心志，同时申请教育经费。
褚民谊在公开表达 “绝不参加任何政治工作”后四个月，就开始有了参加所谓“和平运动”的意向。褚民谊在自述中主动谈及此：“本人始终相信汪先生之和平运动至少已取得蒋委员长之谅解。”或许是汪精卫骗了褚民谊，或许是褚民谊在自述中佯装无知以脱罪。而以褚民谊在汪伪政府的地位，即便最初加入时不知真相，在长达五六年的时间内都不知道蒋介石与汪伪绝无唱双簧之意吗？
在汪伪很多要人的回忆中，褚民谊是个做事糊涂的人。陈璧君堂侄、汪伪政府首任“行政院秘书长”陈春圃回忆，汪伪政府成立之初，汪精卫原本打算亲任“外交部长”，刚巧此时，褚民谊要求“复职”“行政院秘书长”，汪精卫原本同意，“但又顾虑褚民谊处事历来糊涂，经常惹他生气”，因此要陈春圃任“副秘书长”，陈春圃以不愿“代糊涂人负责”为由拒绝。陈璧君支持陈春圃，同汪精卫商量，许给褚民谊部长职。而汪精卫最初想给褚民谊“海军部长”的职位。
“怎么样？像不像海军部长？”褚幼义还记得父亲穿海军部长制服给家人看的样子。不过，因褚民谊不懂军事，“海军部长”职位同样遭到强大反对声音。汪精卫原本想亲自兼任“外交部长”，但在压力之下，没有办法将其让给褚民谊。褚民谊同时出任伪 “行政院副院长”职。
褚民谊被捕后的辩解中，亦为自己卸责说：“本人即立意在协助民众，故外交工作一以酬酢、联络为要务，期以个人之情感，完成所负之使命。至于外交上之政治决策，完全由汪先生乾纲独断。本人既志不在此，且形格势禁，亦不容有所表示，故一切外交大计在实行之前，本人可谓咸无所知也。”褚民谊更愿强调自己 “任内代民众向日人索还房屋、财产、车船、工厂以及其他一切社会利益共有多起。尤其从日本宪兵之任意逮捕、拘押及横施酷刑之掌握中，完成许多保全民众之身体、居住等权益事项为最足留念。虽未完成具体的积极功效，但在消极方面，固已自信可告慰于许多被屈之当事民众也。”这也是褚民谊所谓的参加“和平运动”的动机之一。
江苏高等法院刑事判决书最终认定他“始终主张联合日寇，摧毁中央政权”，所谓“伪政府和平抗日，与重庆武装抗日，系分工合作”的说法，与其任内诸多言论矛盾；且汪伪政府的成立，让国军在沦陷区分布的军队不易活动，中央政令不易推行，日寇得以肆行搜刮宰割，陷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故“抢救人民，保存元气”等说法，也是自欺欺人。判决书认为，褚民谊出任伪“外交部长”期间与日本签订的条约，其应与汪精卫负共同责任。
自请死刑，但绝不认罪随着国际局势的不断变化，汪伪政府内部也丧失了“抗战必败”的信心。从周佛海、陈公博一直到庞炳勋、孙殿英等人，都暗地里与重庆政府联系，试图为自己留下后路。褚民谊却始终没有这么做，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他的个性。
1944年11月，汪精卫病逝于日本名古屋时，日本的败相已露。褚民谊自述，他自从“驻日本大使”回国后就曾先后三次有辞职意向，但在各方“破坏和平”的劝告下，打消了念头。
在日本宣布投降前一个月，褚民谊辞去“外交部长”职，前往广州，出任“广东省长”。1945年7月6日，褚民谊抵粤。3天后宣誓就职。
大势已去。8月11日，褚民谊接到陈公博电话，告知日本已接受波茨坦公告，“和平政府”应自行解消。4天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重庆国民政府任命罗卓英为广东省省长。褚民谊对此并无抗拒。
国民党军统局广州站主任郑介民于一周后将一封戴笠的电文，转交给褚民谊。戴笠在电文中说：褚民谊兄过去附敌，罪有应得，姑念其追随国父，奔走革命多年，此次敌宣布投降后，即能移心转志，维持治安，当可从轻议处。戴笠还说，为防止人民激于义愤，横加杀害，需把褚民谊送到安全地带保护起来。
半个月后，郑介民再次传达蒋介石手令，要求褚民谊带一随员赴重庆，商量善后事宜。在这个过程中，褚民谊还曾通过郑介民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希望对参加“和平运动”的人士，概不究问，即便治罪，也宜治倡领之人，不要株连。他还对自己“荷蒙矜全”表示感谢。
但所谓赴重庆善后，其实只是一个计谋。9月12日，褚民谊在“赴广州机场途中”被诱捕，成为汪伪政府最早入狱的高层。
在审讯期间，褚民谊为自己的行为竭力辩护，但法庭并未采纳。1945年4月12日，江苏省高等法院判其死刑。他对此似乎颇能看破，至死仍不认为自己有罪：“本人以今日得到死刑之判处，真所谓皆大欢喜，但是大家要晓得，虽则本人自请处以死刑，但绝不是自己承认有罪，不过是我求仁得仁而已。”褚民谊被判死刑后，妻子陈舜贞一再上诉，并曾找吴稚晖等革命党元老说情。而褚民谊则写了条子给陈舜贞，并让她转给蒋介石。内容大抵是：请委座不要为我的减刑为难，仍维持死刑原判。“但是我母亲并没有转给蒋介石，而是一直留了下来。1963年母亲去世后，我姐姐清理遗物时才发现了这张纸条。”褚幼义说。
1946年8月23日清晨，褚民谊走进刑场，步行至左前侧围场旁，执行警周九成乘其不备，自后发枪，一弹命中脑壳。褚民谊应声扑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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