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从日本政府在2012年9月将钓鱼岛“国有化”以来，与中美两国间愈益紧张的战略竞争和对立密切相连，中日关系中一直存在非常严重（或更准确地说过分严重）的敌意和对抗，虽然它们的烈度可以或有时确实得到缓解。
2014年11月，中日两国政府戏剧性地达成“四点共识”，在彼此激烈对抗两年多以后正式承诺缓解紧张，恢复对话，甚至像事后证明的那样包括习近平主席与安倍首相之间的数度非正式会晤。迄今，尽管中日之间的战略对抗仍在继续，而且双方对立的战略/军事动机和行为甚至还与有限的外交改善平行而有显著加大，但北京和东京大体上仍在“四点共识”的轨道上，都不愿意回到以巨大的代价和非同小可的尴尬存在的、几乎全面的对抗僵局。
北京和东京看来目前都在实行某种总体上的战略“双轨”方针。一方面，它们都追求一种限制在钓鱼岛水域和东海的外交，在有限程度上改善双边关系，并且为进一步的有限改善保留余地。另一方面，中国继续促进急剧和经久的战略军力建设，继续扩展中国的战略军事活动范围，它们的重心之一是包括冲绳在内的日本附近海域洋域。
与此同时，日本则已发动和步步推进解禁集体自卫权，升级它在美日军事同盟中的军事作用，并且将大为增进了的战略注意力和战略资源部署到东海地区。可以预料，双方在可预见的未来都将继续保持这种“双轨”方针。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南海局势近来有明显的缓解，但中日两国在东海的军事紧张和对峙却显着地进一步加剧。前者指的是，从2016年7月12日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发布其裁决到10月21日美国导弹驱逐舰“迪凯特号”驶入西沙群岛岛礁附近水域为止，美国在长达三个多月里没有进行新的“航海自由行动”，而中国从杭州G20峰会开幕前夕以来，在南海未有新的重大扩岛行动和部署军事装备措施，而且还积极而审慎地与菲律宾改善关系。可是，与此同时，中日在东海的军事紧张和对峙显著加剧。特别是，一方面，中国40余架各类军机集群飞越冲绳与宫古海峡之间的空域，而日本航空自卫队军机紧急升空以监视中国军机的次数几个月来急剧增长，创下历史新高；另一方面，中国海军部分主力战舰几次穿越靠近日本本土的若干国际海峡，前往日本背面的西太平洋，引起日本海空自卫队的空前警戒。尽管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使未来的中美关系和日美关系都颇不确定，但北京与东京似乎完全不准备调整对对方的战略对抗和军事对峙态势。
需要强调，中日之间的紧张、对立和对抗不仅是安全两难，而且是克劳塞维茨式暴力逻辑，或曰互动和升级逻辑，总的来看趋于注入国内激情动能，同时注入战略动机。虽然经济互相依赖，但是国内政治和战略领域有独立性，可以也确实处于紧张和加剧的状态。
那么，是怎样的国内动能呢？先说中国。不用详述。有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宏大战略抱负和战略风格强硬的中国领导，有对美对日态势方面强硬有加、积极动作的军队和海洋部门,还有作用显著增长的大量媒体，数十年的对日关系和对南海问题上的部分公共教育效应等等，急剧增长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加上愈益高扬的大众民族主义，它的主要心理特征正在从“受害者心态”迅速地变为“胜利主义”。
日本国内动能显著昭彰。安倍和自民党领导层有强烈的“修正主义”倾向，既在历史问题上，也在军事权利和军事力量问题上。日本在东海采取持久的与华对抗态势，拒绝就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作任何实质性退让。在美国和安倍的协同推动下，解禁集体自卫权----或曰大大提升日本在美日同盟中的军事作用----早已开始其法律进程和军事准备，并且已由日本国会通过此类性质的安保法案，而该法律最近已开始实行。相关的法律行动和军事行动被步步推进，干涉南海问题的意图被频繁地表达，就此与菲律宾、越南甚而印度建立安全伙伴关系的初始措施则已得到采取，全都在更为民族主义和更多安全忧虑的背景下。安倍在中国周边积极从事针对中国的“安全”外交战略，与先前的“价值观”外交战略有异有同。与所有这一切有关，中国对日态势有其克劳塞维茨式暴力升级效应，那么它经常地胜过克劳塞维茨理论中的另两大要素，即偶然性和政治。
由于中日关系与中美关系密切相关，还需要谈论美国国内动能。就此，我们可以相当清楚地看到晚近形成的、在战略和对外政策精英界近乎压倒性的对华强硬论。三项特质标志这对华强硬论后面的战略心理动能：对华失望，权势焦虑，“失信忧惧”（即对丧失美国在亚太盟国和战略伙伴那里的义务承诺可信性的忧惧）。还有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支持乌克兰东部分裂武装以及与西方在军事和地缘战略上尖锐对立引起的相关忧惧，忧惧中俄在战略上急剧接近，分别在欧洲和东亚西太平洋采取“咄咄逼人”的态势。美国的对外政策精英界早已在密集地谈论地缘政治/地缘战略竞争的回归，甚至连同“慕尼黑教训”的回归。地缘战略妥协当前在美国的吸引力比二十、三十甚或四十年前小得多。尽管当选总统特朗普的孤立主义、单边主义态势殊为明显，尽管随特朗普上台，美俄关系的显著改善以及中俄关系的一定潜在疏离必不可免，但谁也不能较肯定地预言他的政府会基本改变与中国的地缘战略对立和军事竞争。相反，若干迹象提示，对立和竞争在某些基本方面还会进一步加剧。
当前最突出的忧患是，中国对外关系和政策的两个最重要的方面（两项重中之重），即对美和对亚洲邻国的关系和政策，都在一定意义上被“锁在”海洋战略竞争、海洋领土争端以及海洋权益争执之中。远望未来，如果这样的事态和趋向保持下去并进一步加剧，那么可以预料结构性的战略竞争和战略对立很大部分将直接是关于中国近海和西太平洋（至少是从中国海岸到第一岛链的西太平洋西部）的。事实上，在这方面，世界已经看到关于西太平洋（至少是其西部）的中美军备竞赛显著浮现。“修昔底德陷阱”首先在海洋上！
中日间非正式最高级会晤应该继续
需要着重考虑和讨论中国当前在中日关系中的主要任务。它们事实上基于一个前提：北京已经大体上拥有根本的或最低限度的手段去对付或反制日本军事权利和军事实力升级这一危险趋向，因为中国的战略性军力已经急剧增强，而且肯定将在可预见的未来继续如此，甚至以一种加速度如此。
在这前提下，一个有自信的中国应当尽可能进一步稳定目前的中日关系，继续缓解对抗，防止中日间军事冲突，同时依靠缓解对抗来阻滞日本行进中的解禁集体自卫权进程，争取日本未来少在美国推进下干预东海以外的海上洋上热点问题。中日高层外交渠道（副外长级或外长级的）必须予以规制化和扩大，必须增加频度，并且产生切实的重要成果；很大程度上为此，中日之间应当继续进行至少非正式的最高级会晤。
中日关系稳定化措施的目的必须明确和讲求现实。目的是什么？就是缓解对抗，防止冲突，进而争取可行地逐渐改善关系。就具体措施而言，中日之间至少应当继续进行非正式的最高级会晤；它大有助于防止对抗的无节制恶化，进而争取中日关系的逐渐“正常化”，它也有助于改善中国在对日关系乃至整个外交方面的理性、大度和愿意缓和的国际形象，或者说在所有“第三者”那里的形象。还有，除了上面讲过的高层级外交对话措施，还应当有军事对话甚而军事谈判，特别是为了危机预防和危机管控，而且它们必须足够频繁和具体地进行。不仅如此，要继续适当地减小钓鱼岛水域定期巡航的频度，严格管控和实质性减少空中对抗，并且争取建立相关海域军事演习彼此通报制度。
有如前面强调的，这里的所有建议很大程度上基于相信克劳塞维茨式的互动升级逻辑。因而必须指出，中国和日本以外的其余世界普遍相信已经延续多年的中日僵局，特别是在2012年9月以后的，起初主要由日本政府和日本右翼激起，然而其恶化、升级和经久持续来自中日互动。不在思想、判断和战略规划上记住这一点，我们中国人怎么能真正地说服和影响其余世界和尽可能多的日本公众？
中国对日批判须注意外部影响和实效
政策倡议还需在此继续下去。双方必须以审慎和自我克制的精神，管控各自的政府声明、言论。还有，非常需要较全面地恢复、便利和促进地方层级的中日交往（特别是经济交往）和民间中日交往；中国要从政治和战略目的出发，“牵住”日本经济界和对华贸易/投资界，“牵住”尽可能多的日本民众，争取“煞住”日本民众对华情感严重恶化趋势。争取东北亚三边（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努力应当得到加强甚而升级，虽然在目前的国际政治经济中，没有人对其进展和实现的速度会期望过高。不仅如此，中国政府需要以稳定局势、缓解对抗的精神影响和引导国内舆论，并且需要在建设性的方向上改善中国的狭义和广义的公共教育；这方面的工作实际上越来越重要，但坦率地说多年来做得很少，甚或越来越少。
应当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对日政策态势（特别是对日批判）的一类重要受众是中日两国以外的世界，即各国政府和各国舆论，特别是美国、欧洲和东亚太平洋邻国的政府和舆论。在心想眼观这类受众方面，一定要本着邓小平式的思维和实践方式，即凡做事必须看环境、讲实效、重结果，高度注意国际社会、国际舆论对我们的有关对抗态势和批判话语的认同程度和接受程度，不应自说自话而不顾效果，不应说过头话而不顾影响。
最后，审视当今、回顾往昔，不能不想起古希腊两大强国----雅典和斯巴达----为竞争更宽阔的“战略空间”争斗数十年，而这争斗虽然不无重要的延宕和缓解，但总的来说逐渐愈演愈烈，乃至最后导致全面冲突。中国应当记住雅典：雅典愈益严厉的、对斯巴达的若干盟友或“亲戚”的惩戒行动最终迫使斯巴达宣战。与此同时，日本应当记住科林斯----斯巴达的最重要盟邦：对大冲突的爆发，它为通过武力钳制雅典权势而对斯巴达行使的煽动和压力起了重大作用。类似的危险确实已经浮现在地平线上，必须阻止它加剧到泛滥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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