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经常将与西方文化相对应的东方文化和中国文化划等号，似乎一谈到东方文化，就自然想到“孔孟老庄”，这其实是不合适的。诚然，中国文化乃至中国哲学确实是三大哲学系统之一，但是与中国哲学同处于东方哲学体系的印度哲学，亦是世界三大哲学系统之一，且其精神气质与中国哲学有异曲同工之妙，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印度哲学在东方文化中的作用不可忽视。
印度人通过恒河沐浴寻求心灵解脱
如果给东西方文化做一个概括，可以说东方文化是灵性文化，而西方文化是理性文化。所谓灵性文化指的是东方文化更倾向于从生活中取材，且注重在生活中实践，哲学在东方并非只是精英文化，而是大众文化。理性文化则不同，它虽然也是来源于生活的迷茫，但是它最终关心得是理性本身，无论以康德、黑格尔等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还是罗素、维特根斯坦等为代表的西方现代哲学，更对理性与思维感兴趣。正是这种哲学关照的不同，可能预示着东西方文化的不同。
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文明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这个时代以人本主义为旗帜，哲学脱离了宗教，而成为了科学的婢女，而在此之前诚如经院哲学家达米安所说，“哲学是神学的婢女”。宗教改革对宗教哲学的简单化理解，虽然推动了宗教的传播，但是却留下了后遗症。如果我们观察现代基督教，我们就会发现，现代基督教在传教时经常讲到“人跟随上帝”，但“人是软弱的”，所以人要经常祈祷忏悔，拉近与上帝的关系。
早期基督教属于犹太教的一个分支
这里面暴露出了西方宗教的一个致命性问题，如果人们经常在生活中与上帝远离，说明西方宗教并不是生活本身，信徒的信仰仅仅是对未知世界的恐惧，而不是一种灵性上的自觉，而这与基督教早期教会的信徒呈现出天壤之别。
早期基督教的信徒对上帝的跟随基本上属于一种灵性自觉，当时的传教士传教方式十分思辨，甚至基督教早期是作为犹太教的“拿撒勒学派”而出现的，翻看早期教父的相关著作，就可以感受到这一点。但这种重哲学思辨的传统早已当然无存，现代西方宗教正在失去灵性关照，而西方哲学也因为日趋科学化，也无法再次关照内心。
在印度则不同，正如锡兰哲学家L·A·贝克(L Adams Beck)所说：“印度人的哲学并不局限在书斋揣摩或课堂里讲授。哲学成为日常生活实践的组成部分，它从未聪宗教体悟中独立出来，也从来不是负有或者有教养的人的专有财富或独享领域。”
虽然印度人的祖先和日耳曼人的祖先同属于“赛卡”部落，生活在帕米尔高原及其以北的地区，双方都有一神论信仰，但是印度人的宗教哲学却存在着与日耳曼人的一神论信仰完全不同的思想境界。
古印度有一首名为《发问》的古诗：本来既没什么存在也没什么不存在，即没有天空也没有天外之物，上面盖着什么？这是什么地方，在谁的庇护之下？大海有没有底？不存在什么死亡，也无所谓不朽，昼夜之间本无界限，那“惟一”从寂寥无声到最初的叹息，除“它”以外就别无他物。混沌中只有黑暗，只有一片无光的海。那硬壳中包藏着的始固，在热的驱使下产生了“惟一”。初始之时，爱战胜了“它”，爱的种子自心灵向四方播撒，在心中寻觅诗行，在存在中发现了智能的来源。光芒四射的心灵，照耀着四方。神在黄泉之下还是苍穹之上？存在的种子，以及它的孕育者，还存在着无边法力，自我的法力在下面，意志则将升上天空。从何时起这造物已经完成？后来才出现了神祗。谁知道这宇宙何时产生？那缔造宇宙的神啊，是他还是谁，只有九重天上的至尊才知道，或者连他也根本不知晓。
这首诗的反应了古印度人的世界观，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情况下，造神本来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虽然也在说“惟一”“神”“九重天上的至尊”，但是最后一句“或者连他也根本不知晓”，表明了古印度人并不认为有一个全知全能的造物主，这个世界本身就是没有人格神存在的，这也造成了印度文化虽然也有“吠陀信仰”，但是其文化的出发点是站在人的角度关照人们内心的。
佛教主张的“无我”（无造物主），神也不过是众生，似乎与古印度的思想也有渊源。面对不能解释的问题，古印度人并没有造神，而是进行不断的追问。
吠陀文化是东方文化的重要组成
印度哲学最早产生于《梨俱吠陀》、《夜柔吠陀》、《娑摩吠陀》、和《阿闼婆吠陀》，四部圣典中都有奥义书记载圣者的哲学追问。被喻为“吠陀精华”的《摩奴法典》的“摩奴”的字根就在“思考”中，而《摩奴法典》对印度社会的影响之深，不言而喻。
著名的印度种姓制度的根源就在《摩奴法典》中，而且在其中规定了“生活四期”，即梵行期（跟随老师学习吠陀经典）、居家期（学成后娶妻生子）、林隐期（孩子成年后，自己遁入山林修行）和遁世期（托钵云游、寻求解脱），将哲学生活化、生活哲学化，培养每一个人的灵性。不仅在印度，这种风俗在许多东南亚国家依然可以看到痕迹，形成了独特的哲学宗教文化景观。
今天我们从一些印度电影中也可以窥察到印度文化对人们的灵性关怀。阿米尔·汗（Aamir Khan）因《三傻大闹宝莱坞》、《我的个神啊》等影片在中国大受欢迎，即说明了在现代化过程中对东方灵性文化的需要。《三傻大闹宝莱坞》重点对人生的意义做出了全新的阐释，《我的个神啊》对拷问传统宗教观，实际上都是对人们灵性的关照，这种关照正是西方文化不能给予，而我们又十分需要的。在这一点上，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都是同质的，这也是东方文化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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