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从历史意义来认识刚结束的中共十九大，1956年的“八大”或许具有参照意义。若要论及十九大对未来中国的影响，它可能又兼具了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1987年的“十三大”的意义。这些角度或许是认识十九大不一样的历史坐标，而且是以史鉴今的很好案例。
1956年的八大，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开端，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历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大会，而2017年的十九大，则标志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踏上了最后一段冲刺进程，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终结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之间，邓小平时代作为过渡，既校正了毛时代晚期的错误航向，又为新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十九大与八大尽管时代背景不同，但是具有相同的历史意义（图源：新华社）
背景相似 但不一样的时代
之所以说习近平时代的十九大，在中共党史上的意义只有毛泽东时期的八大能够堪比，首先是因为这两次会议所处的国内环境有不少相似之处，都充满了对变革的要求和对挑战的认识。
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时，中国的内部环境是基本整顿了上百年封建衰败和革命战争留下的烂摊子，随着“三大改造”完成，民族资产阶级消失，“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随之消失，中国的经济结构、社会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社会形态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到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在经济上，经历过建国后7年的励精图治，当年中国GDP总量首次突破1千亿元，工农业生产总值大幅提升，整个社会都洋溢着一种积极向上的氛围，执政党的政治决心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意志在政治实践中大幅提升。
2017年的中国社会也正经历着一场“革命”。在习近平的引领下，中共完成了继“延安整风”之后执政党的又一次重塑，“党建”是贯穿过去5年习近平治国理政的主题。同时，他还引领并推动了过去5年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深刻变革。
以互联网为符号的新一次社会革命，为今天的中国带来了社会资源的一次重新分配，这种分配的结果就是阶级流动加快，阶级之间的利益以更平衡的形态发展着。农耕时代过度到工业时代如此，从工业时代发展到工业时代后期、后工业时代、互联网时代亦是如此。互联网革命带来的阶级流动使每个人都有了改变自己阶级的机会，资源的重新分配加速原有阶级体系的崩塌，中国阶级的变化也从未如今天这般迅猛，它并不是一个阶级的“产生”或“消失”，而是人的身份复杂且多元，人需要在这种状况中寻找和发展自己的身份。习近平清醒认识到这种变革的发生，并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为身处时代洪流中带有茫然的中国指明了方向，这位中国新时代领袖，以擘画引领的姿态，用“四个自信”的政治宣言，让整个社会在面对变革时，对未来充满信心。
在国际关系上，与1956年相比，2017年中国的外部环境尽管也有危机，但却充满机遇，对此习近平展现出强大的掌控能力。当世界格局在激烈动荡重组，特朗普上台，英国脱欧，乌克兰危机，中东难民潮，在变革的世界局势之下，中国的“一带一路”却在不断进展，中俄关系进入新一轮蜜月期，有效管理了发生在东海和南海的各种挑衅和地缘政治变化，中国在中东、非洲的影响力日益增加，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不断扩大，习近平将中国带入到国际舞台的中心位置，中国崛起的大势远非当年可比。这些变化强化了执政党和人民的信心。
对社会发展阶段和主要矛盾的清醒认识
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给出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论断，这是1956年八大和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后，中共领袖对“矛盾”表述发生的第三次变化。这种变换是本届中共领导层，在习近平的带领下，对于中国社会发展阶段有了清醒认知，对社会结构的变化有了清晰的认知后做出的历史判断。
这种判断的时代正确性和合理性在于，经过六十余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探索，今天中国经济已经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更是实现了飞跃。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343元增长到2016年的3361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4元增长到2016年的12363元。这些变化，在经济基础层面，影响着作为上层建筑的主要矛盾。另一方面，因为原来片面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环境污染严重，贫富分化加剧，贪腐肆虐，这些都严重挑战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知。这些情况在过去五年发生了巨变，习近平有效遏止了它们的恶化，但它依然是中共的挑战。
习近平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重新定义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两阶段发展的战略目标。即，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基本实现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习近平在19大上更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筹划了十四条执政方略。可以说，习近平的意志、路线在十九大上得到了明确彰显。
八大也是毛泽东思想和意志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在社会剧变中召开的一次全会。当1956年中共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三个行业进行了“三大改造”之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主要矛盾和社会的基本矛盾二者之间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能否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这些等，都是毛泽东在思考的议题。
将矛盾论视为一切认识论与方法论总开关的中共，一直有个清晰认知，能否清楚掌握每一个社会发展阶段的主要矛盾，并据此进行工作调整，是中共能否在革命时期赢得政权，在建设时期长期正确执政的关键。毛泽东成为中共领袖后，将他知识结构中朴素的中华文化的辩证哲学，以及来源于以湖南考察为代表的中国乡土实践中得来的经验，融入到这种“认知”当中，使得中共从毛掌权的时代开始，就尤为重视和探讨“主要矛盾”。
比如毛泽东正是认识到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非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与资本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农民与土地主的矛盾，中国的革命应该是以农民为革命的主力，从而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政治主张。毛泽东也认识到，当帝国主义向中国进行侵略战争的时候，帝国主义和这种国家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而这种国家内部各阶级的一切矛盾，便都暂时地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中国1840年的鸦片战争，1894年的中日战争，1900年的义和团战争和后来逐步蚕食中国的日本侵华战争，都有这种情形。
在1956年，当经过了7年卓有成效的社会主义建设之后，当时的毛泽东认为，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在中国已经基本上建立，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当时的中共决策层给出的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不是搞阶级斗争，不是改变生产关系，而是靠发展社会生产力，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非常可惜，由于各种原因，八大的主要构想并未能落实，中国的发展被严重耽误了。
这也是说十九大同时还兼具了邓小平时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三大的意义的原因。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修正了中共自反右以来的路线方针，真正地把执政党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明确了社会主要矛盾，推行了改革开放，结果就是中国进入了邓小平时代。而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明确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系统阐述并明确了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明确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明确了经济建设分三步走的具体战略部署，是邓小平理论框架结构和内容的完整清晰的体现。这与今天十九大也有颇多共通之处。
认识历史 慎入误区
当然，必须要澄清的一个误区是，我们说中共十九大与八大“相似”，绝不是指中共八大后令人遗憾和错误的历史进程也将在十九大后重现。这一种推理是完全不符合逻辑，也是没有现实根据的。
历史已经证明，中共八大的结论完全正确，八大对社会发展阶段、主要矛盾、党的任务的分析完全准确。八大之后中国社会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恰是因为毛泽东和中共之后脱离了八大确立的正确路线。而邓小平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将后来错误的路线，又扭转到了八大的正确路线上。
八大之后毛泽东错误的发生，有着一系列深刻的党内外、国内外背景，它既和中共内部当时严重的政治斗争和错误看待中共作为执政党的定位有关，同时又受到了前苏联对斯大林完全否定和实施批判的影响，既不说这些情况在今天完全不存在，更重要的就是习近平非常明白历史，特别是两个三十年的历史教训，以及历史经验赋予今天的指导。从习近平提出依法治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要求，就可以察觉到他对历史错误认识的纠正，以及他是如何将自己摆放到中国今天的现实中。
当然，最大的不同，还是习近平和毛泽东的不同。习有着毛的理想主义精神，但是在党的建设和国家治理上，却比毛有着现代化的超越。毛泽东或许是“实事求是”哲学思想的缔造者，他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完全和具体地将这种哲学思想与现实结合。然而，习近平却是在现代化建设和将中共从革命党转换为执政党的过程中，最能掌握好“实事求是”的思想真谛，更将它转化为一系列具体的执政措施。
习对社会阶级和国际局势一直保持着清醒的判断和认知，他看到今天中国社会和国际局势已经与六十一年前有了根本性的不同，社会阶级斗争的土壤已不复存在，国际格局更不是以意识形态主导的“美苏争霸”年代，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也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了时代的主旋律。也正是因为认识到两个时代的不同，认识到曾经的时代悲剧没有重演的条件，所以习近平在十九大上做出了划时代的决议。
习近平作为一个有远见、具卓识和能力的领袖，在他的十九大报告中，能够看到他对现实和未来，都保持着清醒的认知和强大的掌控能力。
我们深信，他能够驾驭住中国，沿着现代国家治理的轨道，向着把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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