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争取男女平等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几千年来，说中国基本上是一个男权至上的社会是没有什么大错的。男性是第一性，女性是第二性，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当然，与西方的情形相比，我们还是具有一些文化特色的，比如母亲在中国家庭中的地位往往比西方家庭中要高一些，但是这并没有改变女性处于劣等地位这一基本事实。
共产党革命的胜利极大地改善了女性的社会地位，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最主要的当然是大多数妇女参加社会劳动。在改革前的几十年间，性别是一个被忽略的因素。强调男女平等的基调是“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以致在这种社会环境中长大的新一代女性有一种忽略甚至是掩盖自己的“女性气质”的倾向。在改革后，中国在性别问题的风气为之一变，很多女性和男性又重新发现了所谓“女性气质”，很多人心向往之，沉浸在重新获得“作女人”权利的快乐之中，化妆品业和时装业的飞速发展就是这种变化的证据，这种变化的极端形式是“专职太太”群体的出现。
对于中国改革之后的妇女地位问题，西方女性主义有各不相同的看法，例如伊万斯 (Harriet Evans) 指出：中国自1978年以来，把家庭重新变成经济、社会和道德的重心，重新强调一夫一妻制关系，为女性的家内角色增加荣誉感。因此，正当妇女应当获得更多自由之时，正当她们应当参加更多家庭之外的活动之时，她们被告知：家庭才是她们基本的社会责任所在。
我想，这种印象主要来自农村的家庭承包生产责任制；这个问题应分城乡两个方面来看：在城市，并不存在妇女回到家庭去的问题，虽然有人提出这一建议，但是受到女界的强烈反对，目前并没有实施的可能性----尽管女性就业遇到种种困难，在1979年至1988年的十年间，城镇妇女就业增长率一直高于男性，年平均增长率为4.9%，比全国职工队伍的年平均增长率高出1.27个百分点。在城市，1982至1990年间，在金融、文教、广播电视、卫生、体育、社会福利、商饮供储、机关团体等行业中，女职工人数增长速度分别超过男性21至78个百分点。
在农村，家庭取代生产队重新成为生产单位是事实，但这一点对妇女究竟有什么样的影响并不是一目了然的。首先，即使在集体生产时，农民的生活基本单位始终是家庭，这一点在改革前后没什么变化；其次，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并不完全意味着妇女回到家庭去做家务，妇女还在参加多种多样的生产劳动，如养殖业的绝大多数劳动者是妇女，有许多养殖专业户是妇女为主的，许多妇女为家庭挣来的收入甚至超过从事农业劳动的男子；再次，不少地方男人外出打工，妇女成为农业劳动的主要劳动力；最后，还有不少妇女流向沿海地区和城市，投入新兴的喜招女工的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例如，据统计，在周边各省农村流向珠江三角洲的打工者中，女工占到约六成。这些情况都是被海外研究者所忽略的。可以预言，在21世纪，中国妇女会更活跃地参加家庭外的生产活动，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也会因此而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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