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峰／胡兰成在东京与「元祖」级浪漫派保田与重郎等深交，在他们鼓动下用日文写《建国新书》等。保田文艺观曾对川端康成及三岛由纪夫产生强烈影响。
一九五零年九月，胡兰成乘汉阳轮从香港偷渡到东京。三十年来的「亡命孤客」生涯不可捉摸，像一团雾、一片云似的。胡兰成与日本「元祖」级浪漫派、文艺评论家保田与重郎等人的深交以及在保田鼓动下用日文撰写《建国新书》等轶事，更是鲜为人知。
保田与重郎出生于日本神话之乡奈良县樱井，就读大坂高中时已用汤原由美的女性笔名发表了不少文学评论及和歌。在东京大学攻读美学期间主办文艺刊物，主张针对政治主义的心情主义文学思想，歌颂绝望时代的浪漫青春。一九三五年，保田与重郎、胧井胜一郎等创刊了「日本浪漫派」，成为战前日本浪漫派的代表。
胡兰成与保田与重郎结识于一九六五年，并于当年十月二十日一起在熊本参加了孙中山百年祭奠铜像落成典礼。孙中山儿子孙科夫妇及孙子平夫妻作为贵宾，从美国远道而来共襄盛举。保田听闻孙子平妻子是胡兰成义女，看著她与中华民国大使一起尊享贵宾待遇，而胡兰成却仍是一个被民国政府以汉奸罪追究的「亡命孤客」，不由慨歎至深：「这简直就是宿缘。」其实，保田与胡兰成惺惺相惜也多少暗藏著这两人命运中同病相怜之「宿缘」。
保田因在侵华战争时以其影响力鼓吹大东亚战争「正当化」，认为成立满洲国是建设日本新精神新秩序的开端，也是开拓新世界的浪漫伟业并配合军方到中国大陆从事文艺「鼓动」等原因，在战后回到东京后受到了开除公职的处分，他被指责为「当时文艺圈内最恶劣的右派文人」而逐出文坛。保田在为胡兰成《建国新书》作序时写到：「亡命孤客还是需要形成建国的政治作为个人道德的根底」，「至于先生（胡兰成）的逻辑，忽而飞跃，忽而燃烧，在其错乱矛盾中，我看到悲剧之美，而为此心痛。」
胡兰成于一九六七年八月用日语写成的《建国新书》，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保田与重郎的怂恿鼓动，这在保田与重郎全集第四十卷中有关胡兰成的论述中可以得到印证。《建国新书》共分六个章节，其中在历史从失败中产生新机的第二章里详述了汪精卫的思想与行动，强调与日本人「同气连枝」之情。该书同时还提出了「产业革新案」和「政治革新案」。
此外，胡兰成似乎也从保田与重郎力倡的文艺思想：「一切浪漫的行动若付诸实践时，必定以失败而告终。换言之，现实世界中的失败者，才算是真正的英雄」中获得了自我安慰和自我肯定。随后也在日本陆续写作了《胡兰成之书》、《自然学》（日文）、《日本及祉卯煅婿》（日文）、《中国文学史话》、《禅是一枝花》等作品。
从胡兰成与保田与重郎的书信往来中，还可窥见保田对胡的思想和文学都有著较深刻的认同与评价。同时也对胡兰成「有关日本文学的了解及想法抱有亲密的感情」。保田在一封给胡兰成的回信中说：「先前也拜读过有关『亡命』的文章，非常感动，以致引发很多遐思。」
胡兰成在日本的后期创作中诠释日本文化时，日本浪漫派思想也起著一定的主导作用，例如作品《禅是一枝花》等，它们多少重叠了保田与重郎的浪漫派文艺思想印记，即美感和情感超越一切理性、知性和世俗道德伦理，也因此，有将现实世界转化为神话世界的强烈倾向。
其实，胡兰成与张爱玲等缠绵善变的情感旅程似乎更吻合保田与重郎的这种浪漫派文气。这也许也是胡兰成能与保田结为至交，心心相印的一个原因。值得一提的是，保田与重郎的这种浪漫派文艺思想不仅与同辈文学家川端康成有著诸多默契，而且也对晚辈的文坛奇人三岛由纪夫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八一年七月二十五日，胡兰成结束了亡命日本的生涯，也结束了与亡命之妻佘爱珍的黄昏恋。在东京福生市清岩院举行的葬礼上，保田与重郎及日后成为首相的福田纠夫等八人作为友人为其送葬。这一年，胡兰成的《今日何日兮》由「三三书坊」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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