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从广东大雨电死人到农民工讨薪示威游行，从宁夏同心县拆出清真寺圆顶到南疆为防暴恐高压维稳，这些关乎普罗大众日常生活的社会事件，悉数无人问津，无体制内媒体跟进报道，相关内容一再消声。这就不免令人狐疑：这中间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是媒体刻意视为不见，还是官方统一口径之果？
为解开背后谜团，也为更好地厘清中共舆论管控的内在逻辑，多维记者采访匿名几位与中共宣传工作关系紧密的官员和媒体人，详解这一套运作机制体制，并对中共相关领域官员心态进行剖析。
严厉舆论管控背后是畸形政绩观
“从2000年以后，中国的舆论环境其实是每况愈下的。当前只不过迎来了这种‘每况愈下’的高峰而已，至于今后管控力度如何，有所放松还是再达到一个新的高峰，我没有信心，这是一个让中国媒体人看不到未来的时代。”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共宣传官员说，近年来，民间感受到的空间被压缩其实是一个事实。
这位官员认为，中共的政绩升迁体系加上目前的官场政治环境，最终导致作为宣传机器的中共党媒们将本来的“教化群众，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做党和群众联系的桥梁”的功能出现异变——宣传对象从民众转移到了特定官员身上，变成了做给一个人看的宣传——在地方来说，是下层官僚利用媒体把政绩做给地方首长看，而地方首长则是把下层部下们的政绩作为自己政绩的一部分再通过媒体“秀给”中央高层，助力自身加官进爵。
作为官员，自然希望上级看到的都是尽可能多的优良的政绩，而不是问题。该官员指，这种政治风气越浓，各级党委和政府对于舆论报道社会问题、揭发社会不公的容忍度就会越低。“以至于现在有的地方，官方连城里丢个马葫芦盖都会感到这是负面新闻，影响“形象”而异常紧张，严令媒体禁声。只要不让党委政府形象受损，尤其党委政府的一把手形象受损，民众利益受损又有何妨。
严厉舆论管控背后是党内政治博弈
很难想象，中国从邓小平改革开放伊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到今天的“一个声音一篇通稿”，中国为何在舆论管控方面会做到如此地步？针对记者的提问，这位宣传官员表示，这种政治空气的形成确实不是一天两天之功，这个过程中，甚至还有党委政府与官方党媒的博弈和较量。
中国媒体在舆论管控相对宽松的时期也对社会问题和政府存在的问题做过大量生动且有影响力的报道。也为民众解决了许多政府推诿扯皮造成多年无解的问题和困难。在这一阶段，党委政府内部对于党委媒体是心存敬畏同时又“深恶痛绝”的。中共宣传系统又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同级媒体不批评同级党委”，鉴于此条规定的限制，“聪明”的中共党媒在那个相对宽松的年代又发展出了异地舆论监督的手段。这其实也让各级党委政府十分“头疼”。
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公共空间恐将被继续压缩（图源：Reuters）
尽管对于一些民族宗教这样的“新闻禁区”，党媒在宣传报道上基本不会触碰，但那个年代至少面对农民工讨薪、社会管理出现的问题（城市触电），媒体还是有十分的胆量和底气进行揭发式报道。这些报道时不时就会将党委和政府置于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地。中共各级官员本身非常不擅长面对媒体，对媒体不断通过“擦边球”，“钻政策空子”的方式对其进行监督也深感压力和不满。
打压媒体的呼声在体制内日益高涨，而媒体的做法也引起了最高层的“警觉”，最高层或许认为党媒的高管们正在别有用心地利用“舆论监督”博取体制内的话语权和自身政治利益，党媒正在成为体制内的一个山头，一个帮派。而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让中共高层认为，过于多元的社会认识和缺乏共识的社会群体将对中共统治产生致命的威胁，对于舆论，中共的意识形态必须完全占领，至少也是成为主流。
胡温时代是官方与作为体制内三类事业单位（自负盈亏）的媒体的博弈时代，官方不断出台各种规定限制媒体报道，同时各级宣传主管部门也不断试探媒体接受干预的底线。在反复博弈的过程中，主导媒体高管的人事天平渐渐倒向了官方，在习近平执政后，通过南方周末新年献词和南方都市报头版“党媒姓党魂归大海”事件，官方“大获全胜”。
严厉舆论管控背后是利益链
值得一提的是，一个事件助力了中共在舆论管控上取得决定性胜利，那就是2008年发源于美国的全球金融海啸。改革开放后，中国媒体伴随着房地产业的腾飞得到了迅猛发展，房地产广告成了这些自负盈亏的事业单位的最大金主。财务上的游刃有余让中共党媒获得了巨大的独立性，并迅速结合了当时的政治气候形成了中共历史上言论最为活跃和自由的时期。
中共正在通过多种形式加强社会舆论管控（图源：VCG）
中宣部不断举行各类培训舆论宣传能力（图源：新华社）
提起这一点，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供职于中共一家主流媒体的资深媒体人感慨，在经济高速增长期，他本人供职的媒体经常“莫名其妙”的为采编人员发一些补助，少则数百元多则几千元，一个月之内甚至多次发放，而高层领导对于发补助的资金来源和名义从未做过解释，但相信这些资金与房地产商有着密切联系。
“那是中国党媒的黄金时代。”资金充裕和采编人员个人利益得到充分的满足后，党媒的生产力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释放，同时党媒也成了人才的聚集地——毒奶粉事件、拐卖儿童事件、非典型性肺炎、企业违规污染环境造成癌症村等——那个时期，党媒揭发报道了很多关乎民众切身利益的新闻事件。
然而随着全球金融海啸的到来，中国经济，特别是房地产业遭到了沉重打击，房地产广告剧烈下滑直接导致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党媒在经营上出现了严重困难，党媒与官方在舆论空间争夺的博弈就此以官方大获全胜而结束。
这位媒体人介绍说，在各大党媒陷入经营困难之后，媒体的管理层迫于生存压力放弃了争夺公共空间的努力，转向试图与官方建立一种更紧密的联系，“一家市级媒体的领导曾和我说，在市场低迷，抓市场无果的情况下，我们就要紧抓市委。”
在“抓市委”的思路影响下，党媒迅速放弃了所谓“媒体气节”和“新闻理想”，努力寻求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包养”。而中共各级党委和政府也借此彻底对全党媒实现了完全控制——这种控制在于内容上、版式安排和节目安排上——由此党媒在舆论监督上的功能被彻底弱化，同时成为党媒最大金主的各级党委和政府获得了媒体内容上的绝对话语权。“宣传官员现在只要打一声招呼就能左右媒体对一个新闻事件报道。”
“当然，这种做法也招致了体制内不少媒体人的反感，将宣传部门所下的‘无厘头’指令悄悄发布在网络上引起舆论哗然的事件层出不穷，宣传部门只好要求媒体在接受指令的时候制定座机电话，由宣传部门口头传达，以免留给社会大众任何‘口实’。”
这位媒体人无不遗憾地表示，作为媒体从业人员，对于中国党媒的处境确实感到难过。由于经营困难，当年加入党媒的不少精英人才也纷纷离去，部分党媒内部尽管有改革动力，也有改革尝试，但终因市场不济和人才缺乏再也无法复制2008年之前的辉煌，而党媒也在官方的控制中越陷越深，利益链越捆越紧，而进入移动互联网的新媒体时代，中共又和科技巨头紧密结合，党媒再想找回当年的独立性已经绝无可能，于是在一些“民众最关注，党委政府最挠头”的事件中，中国大陆媒体只能一边倒的倒向官方，维护“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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