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麦克法夸尔、万润南有关“六四”的奇谈怪论
仿佛就在昨天似的，震惊世界的“六四”惨案就已经过去二十年了。值此伤痛的日子，从网上读到了许多纪念文章，给人最大的印象就是，尽管过去了二十年了，但人心不死，公理犹在。如在香港所做的民调一样，支持给“六四”平反的呼声，从去年的百分之四十八上到了百分之六十一。在许多反思的文章中，笔者也读到了一些有关“六四”惨案的奇谈怪论，其中最惹人注目的，应该算是所谓的知名中国研究专家麦克法夸尔（下图）与民运精英万润南先生了。
图：知名中国研究专家麦克法夸尔
先以一家著名网站刊载麦克法考尔的那篇名为“平息六四，中国高层有双赢策略”的访谈录说起。题目就很奇怪，因为按照中共几十年来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常理，刽子手与被屠杀者岂能会达到双赢？如同今天中国大陆贫富悬殊、官民冲突的现状一样，这个社会怎能会如官方所宣传一样“进入和谐社会”呢？不管麦克法考尔有多么大的资历与学问，这个判断本身就充满了谬误，他希望通过官方承认是陈希同误导邓小平，所以邓小平才会做了这样的决定，既然陈希同很久以前就因为贪腐被开除党籍与定罪，没有人会担心他，所以这可以说是一个双蠃的策略。这是多么幼稚可笑的一个设想？要知道，自诩为“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什么时候被误导过？像反右、中苏交恶甚至是文革初期将祸水推向基层、再抓一批右派的决策，很多大主意都是他这个“摇鹅毛扇的人物”出的。所以，在“六四”大屠杀这个决策上，他绝非是被误导，可能还很乐意被人误导，给他一个“消灭二十万，稳定二十年”的机会。
麦克法考尔还这样评介中国领导人，“我不觉得他们的态度已经软化，现在中国领导阶层中大部分的人在二十年前天安门事件时都不是太资深，因此他们实际上与事件有距离，他们会希望自己在这个已经是昨日事件中被遗忘，他们不想要唤醒它，不想要扭转或重提。”在麦氏眼里，现任中国领导人还是开明的，可这个洋博士又错了，谁说现阶段的领导阶层与“六四”的关联不深？江泽民不深么？胡耀邦去世仅仅半个多月，他就一手查封《世界经济导报》，激化了“六四”前期的社会政治矛盾，后来又因此入住大统，身至九五之尊后又让党员重新登记，无情整肃所谓“自由化分子”。胡锦涛不深么？八九年一开年，他在拉萨头顶钢盔实行戒严，用铁腕稳定了西藏局势，其实是给后来的北京戒严带了一个好头，树立了一个强硬的典范，自己也因此得到太上皇邓大人赏识，成为中共第四代王储。可以说，这两代中共巨头，都与“六四”有不解之缘，都是吃着人血馒头才上去的，这自称研究中共历史的洋专家，不会看不到这些基本常识的吧？
其实，即便是作为中共官方，对麦克法考尔的这番话也是不领情的，你这边寄希望于开明领导人，他那边依旧照本宣科，重复二十年不变的陈词滥调，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近日重申的那样，“六四”事件早有明确定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符合中国国情与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一句话，还是杀人有理，专制有道，一切都符合“中国特色”！
与隔靴搔痒的洋博士相比，作为“六四”精英的万润南先生的“党内改革派的所有努力都得不到学生的配合”的言论，就更有些陈腐和不着调了。按照万先生的说法，这场规模空前的民主运动，是否还可能有另一种结果呢？他当年在天安门广场上曾试图争取另一种结果，但没有成功。所以，在纪念“六四“二十周年之际，他回忆当年，仍感到遗憾。因为他当时一直在天安门广场支持和平请愿的学生，同时也劝说学生停止激进行为，避免激化矛盾，给中共党内以赵紫阳为首的改革派一些回旋余地，为民运争取到最好结果。但是党内改革派的所有努力，都得不到学生的配合，学生们反而如中共保守派所期望的那样，行为越来越激进，直到把矛头直接对准邓小平，并且5月13日宣布绝食。
按照万先生的说法，学生偏激，学生错了，也让中国失去了一次走向民主的机会。自枪声响后，这样的陈词滥调，我们听得多了。但是古往今来，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是专制者。因为面对强势的政府，学生是弱者，所以学生运动有着它天然的合理性。万先生说法，还有一个大硬伤，那就是学生是什么时候才把矛头指向邓小平的？不是在学生越来越激进的时候，而是在邓小平表现出他的越来越左的本性、激进地抛出他的“四二六社论”之后，学生才把对准包括赵紫阳在内的中共高层的怒火转向了他，难道说，将矛头对准这样一个太上皇一样的独裁者错了吗？在此之后，也不是“党内改革派的所有努力，都得不到学生的配合”，而是政府本身在一次次地激化矛盾，早已做好了彻底消灭持不同政见者的准备。就在天安门前已经趋于平静的六月二日深夜，又派出军队化装成平民企图占领广场，结果一下子激怒了北京市民，群起将他们驱除城区，之后就是血腥的“六四”屠杀。
记得“六四”过后，万先生还有一个高论，“假如中国有两百万个百万富翁，八九民运就成功了。”可现在亿万富翁都多少个了，中国的专制体制不仅未见松动，反倒越发牢固了。还有，就在腥风血雨的“六四”之夜，那些所谓的“党内改革派”以及政治精英们哪里去了？怎么没有一个像当年的叶利钦那样跳上坦克阻止屠杀人民？而让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王维林只身去拦截坦克？还有，枪炮声中，被阻在上海的万里干什么了？曾发动人大常委会弹劾李鹏的习仲勋干什么了？曾发表声明呼吁人民解放军不要向人民开枪的七上将又在哪里？他们都是万润南所讲的“党内改革派”，怎么没有一个人走向街头，来阻止坦克的碾压与机枪的横扫？“六四”过后，他们依旧享受着屠杀后的欢宴，可见个人利益永远高于一切。
当然，我们今天看到了赵紫阳在“六四”期间的回忆，不禁对这位中共党内罕见的有良知的领导人肃然起敬。可惜的是，在中共体制内，这样人太少了，不但不足以阻止中共专制机器的横行无忌，有时候反倒会激发他们兽性的更大发作和加倍疯狂。所以，只要有一个不讲道理、专制独裁的政府存在，八九民运只能会有一个结果，那就是以举世震惊的血腥屠杀而告终，绝不会出现如某些人所憧憬的走向民主和谐的那种结果。
“血债只能用同物来偿还”。这是鲁迅先生告诉后人的一个最基本的道理。二十年了，历史越来越清晰，公理越来越明白?无论走到天边，还是任何时候，也说不通一个人民的政府和人民的军队反会来屠杀自己的学生与市民的道理，所以，罪行必须得到清算，才会有真正的社会公正。不知为什么，到今天怎么还会出现杀人者与被杀者握手言欢，宣布双赢、或把政府的镇压归咎于学生偏激的这样不合人性的论调。说这话的人，不管你是谁，无论你是精英还是博士，都会使明白真相的中国人感到失望和寒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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