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变局面前，我们既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向全面小康迈进，更要继续推进三大攻坚战，向改革要动力，释放促进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制度红利。
从财政政策来看，2019年将较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对处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要做到坚定、可控、有序、适度。
从货币政策来看，货币政策将松紧适度，更加注重政策传导，而资本市场改革有望提速。
从国企改革来看，国企改革被放在会议提及的五项改革之首，而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可能是新一轮国企改革的核心。
从经济结构调整看，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2019年经济工作任务之首。
从房地产政策来看，会议增加了：“因城施策、分类指导，夯实城市政府主体责任”的内容。这意味着地方政府在当地房地产调控政策上可能有更大的自主裁量空间。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9日至21日在北京举行。
2018年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局中危和机同生并存，这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重大机遇。”在大变局之下，国内经济工作部署成为影响2019年乃至中长期经济健康运行的关键。
一方面，会议强调：“明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之年，做好经济工作至关重要。……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打下决定性基础，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在此前的政治局会议解读中我们指出，要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2019年与2020年GDP增速需要达到6.1%。这意味着稳增长将是2019年经济工作的重要目标。另一方面，会议要求：“要善于化危为机、转危为安，紧扣重要战略机遇新内涵，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深化改革开放，加快绿色发展，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变压力为加快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这说明深化改革亦是当务之急。
为了实现稳增长、促改革的双重目标，会议强调：“要全面正确把握宏观政策、结构性政策、社会政策取向，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继续打好三大攻坚战”。
1、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强化逆周期调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适时预调微调，稳定总需求……”。
财政政策方面，会议要求：“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
较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第一，为加大减税降费力度，2019年增值税率有下调的可能，实现向增值税三档并两档的有序过渡。
第二，在PPI中枢下降、减税降费的背景下，2019年财政收入增速可能下滑，积极财政政策需要更大程度上依靠提高政府杠杆率发力。1991年欧盟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要求成员国赤字率不超过3%。我国的财政政策实践中沿用了这一警戒线，成为政府一般债券规模的“天花板”。
但地方政府专项债不计入预算赤字之中，是积极财政加力的重要手段。自2015年地方专项债推出以来，每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都略低于当年的地方一般与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之和，即当年预算收入都足以偿还限额内债务。由此推算，2019年地方专项债规模或有达到2.2万亿的可能。除了规模扩大外，2019年地方债发行的节奏也可能加快。12月14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委员长会议建议：“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审议……授权提前下达部分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的议案等。”
第三，会议指出：“稳妥处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做到坚定、可控、有序、适度”。
这意味着，在坚定处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大原则下，也要把握好度，防范发生处置风险的风险。
货币政策方面，会议要求：“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解决好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而去年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保持中性，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更好为实体经济服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二者相较，有三项变化值得关注。第一，增加了“松紧适度”和“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删除了“保持中性”和“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反映货币政策取向边际放松。
第二，要求“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会议进一步指出：“资本市场在金融运行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要通过深化改革，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完善交易制度，引导更多中长期资金进入，推动在上交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尽快落地。
”结合12月20日国务院金稳委召开的资本市场改革与发展座谈会精神显示：“中央明确提出，要建立市场化、法治化的资本市场，金融部门要加紧行动。”资本市场改革可能提速。
第三，强调货币政策传导，要求解决好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由此来看，2019年结构性货币政策将继续发力。
会议还提出：“防范金融市场异常波动和共振”。这要求货币政策更加注重防范跨市场风险传染。
因此，2019年我们可以期待更为深入的制度改革为经济长期发展释放红利。第一，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会议提出的5项改革中，国资国企改革居于首位，这意味着国资国企改革将是2019年改革的重点。会议进一步指出：“坚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和公平竞争原则，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加快实现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结合上文中提到的“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说明推动公平有序的竞争可能是新一轮国企改革的轴心。10月央行行长易纲在G30研讨会上提出：“考虑以竞争中性原则对待国有企业”。根据OECD的研究，竞争中性原则包括政企分开、明确政企成本分摊、国有企业追求商业回报率、对企业承担公共服务义务的补偿透明合理、税收中性、监管中性、债务中性与补贴约束、公平的政府采购等方面。这也可能是未来国资国企改革的重点。同时，会议要求：“要支持民营企业发展，营造法治化制度环境，保护民营企业家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第二，“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规范政府举债融资机制。
”十九大要求建立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而健全地方税体系是实现财力协调的关键。一方面，未来可能根据税基弱流动性、收入成长性和征管便利性的原则，完善地方税种，并适度扩大地方税收管理自主权。另一方面，继续推进费改税，拓展地方税范围。
第三，“要以金融体系结构调整优化为重点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发展民营银行和社区银行，推动城商行、农商行、农信社业务逐步回归本源。
”这意味着，金融体制改革要求不同金融主体各司其职，充分发挥中小金融机构服务中小企业的优势，共同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的能力。
第四，“要总结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三项试点经验，巩固改革成果，继续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第五，从制度层面提高开放水平，“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
”随着我国要素成本的提高，我们有必要从要素型开放转向制度型开放，以更好的营商环境促进国际经贸往来。外商投资方面，“要放宽市场准入，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保护外商在华合法权益特别是知识产权，允许更多领域实行独资经营。
”贸易方面，“推动出口市场多元化，削减进口环节制度性成本”，这意味着配额限制等进口的制度性壁垒可能降低。“要落实阿根廷中美元首会晤共识，推进中美经贸磋商。”对外投资方面，推动共建“一带一路”。
3、供给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会议认为：“我国经济运行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给侧结构性的，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更多采取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个字上下功夫。
”“巩固”指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增强”指增强微观主体活力，发展更多优质企业。
“提升”指提升产业链水平。会议将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在2019年经济工作任务之首，提出：“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
要增强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构建开放、协同、高效的共性技术研发平台，健全需求为导向、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一体化创新机制，抓紧布局国家实验室，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加大对中小企业创新支持力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形成有效的创新激励机制。”“畅通”指“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提高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形成国内市场和生产主体、经济增长和就业扩大、金融和实体经济良性循环。”4、社会政策：就业优先第一，会议指出：“社会政策要强化兜底保障功能，实施就业优先政策，确保群众基本生活底线，寓管理于服务之中。”随着经济增速的放缓，近期制造业与非制造业从业人员PMI都出现了回落的迹象。在此背景之下，一方面要提振就业市场，“要把稳就业摆在突出位置，重点解决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群体就业。”另一方面，要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
第二，房地产政策被纳入民生工作的范畴，而在去年，房地产政策是被单列出的重点工作之一。这种转变进一步突出了“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值得注意的是，与去年的经济工作会议相比，此次会议增加了：“因城施策、分类指导，夯实城市政府主体责任”的内容。这意味着地方政府在当地房地产调控政策上可能有更大的自主裁量空间。同时，会议要求：“要推动城镇化发展，抓好已经在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的落户工作，督促落实2020年1亿人落户目标……”。推进落户工作有助于提升城镇化水平，对房地产需求也可能形成提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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