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一种资本由私人控制，让大家能够自由买卖，使供求关系以利益为基础去找寻平衡点的制度安排。不过，资本主义也是：当私人资本胡作非爲，搞得经济频临崩溃，由政府拿出前后约两万亿美元给那些投机失利的银行和保险公司，把它们撑住，又把利率压低，让它们能够向政府以不到百分之一的利率借钱，而这些银行却转而以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三十或更高的利率转借给百姓（借钱的人越穷，利息越高），然后毫无廉耻地拿出一千四百亿元作爲高级管理人员的红利（2009），发给那些造成金融海啸的人的制度。
在民愤难平，舆论界严厉批评之下，奥巴马政府已下令将7家向政府借钱的银行的红利减半，联储局并将限制近千家银行的红利。这凸显的是下面所述的美国政权转移与政策变化，亦即对过去三十年的放任资本主义的修正。问题是，这样的修正是否表示，资本主义本身的缺陷呢？
等到你看到迈克·摩尔（Michael Moore），一位专门以纪录片来仗义直言的著名电影制片、导演、编剧兼演员，新近推出的“资本主义”，指控它是邪恶的制度时，你或许应当了解，在受到金融海啸的沉重打击之后，美国的精英层也在对这个他们坚信不移的意识形态进行深一层的思考，只不过他们决不认同摩尔的邪恶论罢了。
这是因为，美国作爲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既是金融海啸的始作俑者，也是其最大的受害者，所以，美国精英层受到金融海啸的打击是双重的，一是金钱上的损失，二是信仰上的挑战。他们势必要问：是不是资本主义的思想架构出了问题？
我犹记得，198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班在国会答复议员质询说，那是因为亚洲国家的金融体制不健全，官商勾结，缺乏透明度所致。这位坚信政治不应干涉经济的、被称为世界上权力第二大的政治学者，言下之意是说，这种危机不会在美国发生。结果，当然，它在美国发生了。不但发生，并且影嚮所及，动摇了全球金融系统，其严重程度远甚于亚洲金融风暴。
对此，他怎么说呢？在年初的议会质询中，他的态度谦和多了。他承认，他错误地相信，资本主义制度具有自律能力。这次，自律机制失败了。CNBC财经电视台的特别节目“纸牌搭起的房子”访问他，问他，他在任上时，可以用什么手段避免，他苦笑，无言以对，好像是说，这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无可避免。或者，他不肯用政治手段去避免它的发生。
更早，英国地位崇高的《财经时报》的名经济评论家马丁·沃夫（Martin Wolf）说：“一切都改变了，另一个高高在上的意识形态（指资本主义）失败了。”《新闻週刊》的专栏撰稿人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于6月22日发表了一篇封面专题文章，题目是“资本主义宣言：贪是好事”。你大概会问，这位当前炙手可热的专栏作家、CNN週日专访节目主持人（访问对象都是国际政坛要人，如温家宝等，以及知识界的重镇），如果资本主义没有出问题，他为什么会模仿马克斯的“共産主义宣言”，写这样的文章？
这位作者，哈彿大学政治学博士，对政界、学术界以及金融界的消息皆有敏锐的触觉。所以，当他挺身而出，捍卫资本主义的时候，你就知道，本来因为冷战胜利而已经被认为是不必辩论的大议题，现在被提上了议程。所以，我们可以大胆猜测，这次辩论也可能像上一世纪一样，不但在思想领域中会笔墨横飞，并且也可能对西方的经济制度产生深远的影响。
扎卡利亚不认为问题出在资本主义。他指出，自80年代起，全世界政治基本稳定，通货膨胀率低，加上互联网等带来的科技革命，带来了全球化。资本主义制度在过去二十年为全世界带来前所未有的繁荣。所以，问题不在于资本主义本身而在于经济上的全球一体和政治上的分治造成了不平衡。所以，他说，“核心问题是全球化。“
老实说，对这个说法我是莫测高深。许多论者指出，从里根开始（他的名言是，“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地方，政府才是问题”），政府大幅度放宽贷款规定，拆除对银行业者的多种限制，其后，克林顿走中间偏右路綫，并没有改变共和党的重商政策，然后小布什上台，鼓励全民买房，银行乃以次贷办法把亿万美元塞给本来不该塞钱给他们的人手里。
其次，银行家和其他金融机搆把次贷转变成五花八门的债券和金融衍生物，向全世界的投资者兜售。由于三家负责评级的公司把这些风险非常巨大的债券评为AAA级，让世界各地的投资者産生错觉，以为这种投资非常安全，乃一串一串地被拖下水。又由于管理美国证券市场的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失职，容许财经机搆以1比30的比例贷款，使他们能够以几何级数的倍数赚钱，所以，在2006年以前，全球一片景气，银行家与金融钜子们猛赚，每年红利以千万元计。
我们小民们看到他们乘坐的豪华轿车越拉越长，老实说，可真看的眼红。可是，当美国地産市场于2006年起开始下滑，那真的是树倒猢狲散，整个金融界依靠地産增值搭建的金字塔乃随之崩溃，其后果之严重，我们都已身受，但是其馀波所及，可能还不是我们今天所感受到的这一些而已。据新闻报道，美国今年的政府赤字将高达1.6万亿，而且今后十年，赤字将高达9万亿。哈彿的一位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经济的复原将会相当缓慢，可能需要十五年才能恢复到原来的水平。怎么能说这不是不受制约的资本主义惹的祸呢？这怎么能归罪于全球化呢？
扎卡利亚似乎是说，资本主义为全世界带来二十多年的好日子，即使现在让大家受点苦，正负相抵，仍然正多于负，还是划算。可是，可以问，我们能以此为满足吗？如果不满足的话，是不是我们知道有比资本主义更好的选择呢？
只要看看奥巴马用猛印钞票的办法撑住银行、用纳税人的钱收买通用汽车的股票、以及计划彻底改革医疗保健制度，我们就应当了解，这不仅是思想上的纸上谈兵。这牵涉到美国左右两派之间的长期斗争。右派的放任经济政策失败了，奥巴马决心恢复罗斯福到詹森时代的福利政策，并予以扩大。现在，右派猛攻他的健保改革计划，指为社会主义化，想用推翻健保立法来彻底打击奥巴马的通盘改革计划。又由于小佈什下台之前已经留下了一屁股债，使得用政府的力量来刺激经济的作法普遍受到质疑。
电视上显示，携枪的示威者频频出现在奥巴马宣传健保改革的会场外，令人感到两派斗争的尖锐。这是现实社会反映了思想上的斗争，其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继扎卡利亚的文章之后，一本不属于保守派智囊组织的独立思想刊物《批判评论》（Critical Review）邀请了十几位专家，分析“危机的原因”。虽然该刊的撰稿人包括不同学派的人，但是该刊主编Jeffrey Friedman写了一篇很长的介绍文章，在其中他把此次危机整个归因于上世纪三零年代以来一系列的立法规定。
所以，他认为，这次危机基本上是政治原因造成的，从而声称：不是资本主义的错！这与扎卡利亚那种较温和地维护资本主义的说法相差甚大，可谓极端之至。这种极端论者亦可被称为经济主义者（economism）,他们可以不攷虑任何其他因素，如失业、收入差距扩大以及动乱等，只谈经济理论。如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那样，失业率高达百分之二十五，，对他们而言，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必须让经济逻辑走到尽头。
《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诺贝尔经济学奖金得主保罗·克鲁曼（Paul Krugman）对于这种右派言论显然是早已怀恨在心。他当然知道这场辩论会影响到奥巴马的整套改革政策，所以，在9月6日的《纽约时报星期日杂志》上写了一篇长文，题目是“经济学家怎么会错的这么厉害？”（How Did Economists Get It So Wrong?）。
在其中他痛批自里根以来放宽政府管理企业，尤其是对银行业，的一系列政策，以及在这些政策背后的，从米尔顿·弗里曼（Milton Friedman）爲首的“内陆派”的放任资本主义理论（neo-liberalism）到完全缺乏证据的幷且根本是为保守派服务的供方经济理论(supply side)。他强调了凯因斯学派，也就是以政府的力量来调节和刺激经济的重要性与合理性。这一派的主要代表学者来自东西两岸的学者，所以又称作“两岸派”。
这次思想辩论不仅限于美国精英探讨资本主义制度在他们国内的得失问题。它也牵涉到世界上其他国家对美国的挑战。《外交事务》，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双月刊，在5、6月的那一期，主题是“中国的挑战”，裡面一篇文章的题目是“国家资本主义的瓜熟落地”，作者名叫严·布雷默（Ian Bremmer）。
他指出，本世纪的一大趋势就是国家资本主义在新兴发达国家大行其道。他举出中国、印度、俄国、墨西哥、及许多阿拉伯国家为例子。国家资本主义，他说，就是“国家在经济领域中发挥带头作用，主要是利用市场来达到政治目的“。他说，这些“国家以重手法介入经济活动中是在战略高度上对自由市场的否定。”
在上一世纪的共産主义运动中，国家资本主义是西方学术界左右两派争执不休的问题，现在布雷默提出这个摡念，也同样显现了上世纪的议题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被提上了议程。只不过，上世纪国家资本主义失败了，但是，在这个新的世纪开始的时候，以中印两国为代表，它惊人地成功了。何以如此呢？
中国一再说明，它的经济运作方式叫作“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并称之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由于许多国家都在用政治手段来促进经济发展，所以我们需要给予它一个通用的名词。或许可以称之为：管理式市场经济。这种经济制度是要在政治与经济领域的交互作用中找到一个效果最好的平衡。它与布雷默所提的定义最大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是用政府的力量来达到经济发展的目的，而其政治目的则为次要（如：经济发展有助于人民福利，因此促进政治稳定）。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第一，它是一种非常有效的体制安排，因为政治制度照顾整个国家，而经济活动的自由发展必然会拉大收入差距，造成社会分化，所以两者需要平衡。第二，小国、弱国和新发达国家，为了能够在全球跟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竞争，只有靠国家的力量为其后盾。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就是最好的例子。它们用政治手段来决定石油价格，保护它们自己的利益，从经济角度来看，是个托拉斯，但从它们国家利益来说，这是小国和经济弱国家的自保手段。
西方的分析师们一直说，中国经济之所以发展的那么快是因为实行了资本主义。这么说是因为，西方专家原先不肯承认，除了资本主义之外还有其他可以成功的经济体制安排。现在，他们不得不承认，并且认识到，这个模式对资本主义模式带来了极为严峻对挑战。
我们需要了解的是，二十一世纪不是二十世纪的翻版。二十世纪后期，美国面对的挑战是一个效率极低的计划经济制度。美国赢了。它在思想与思想的落实两方面都赢了。二十一世纪开始，中国与另外三个所谓的金砖国家（印度、巴西和俄国）的掘起使美国面对新的挑战，而这个新的挑战是来自一个新的经济模式。这个模式并非毫无先例。
其实，二次战后的东亚的四小龙（除香港外）以及后来的东南亚的小老虎都实行了不同程度的、由政府管理及主导市场的经济模式。日本一贯称它的经济是“管理式资本主义”。这种体制安排在东亚已经证明非常成功。只不过，美国经济学家一直称它们为自由经济。试问，台湾经济发展的三步曲：一，进口取代；二，加工出口，三，开放市场，难道没有政府的有形的手在后面指挥吗？事实上，不是没有别的制度，而是西方专家很不愿意承认别人可能有相当好的制度。
二十世纪末，日本的管理式市场经济制度曾经威脇到美国。美国用逼迫日币升值、强迫它把汽车工厰搬到美国、以及将美国本身的製造业大量转移到东南亚各国和中国大陆（大陆成为世界工厰的主要因素之一）以减低成本等手段，导致日本经济停滞（当然，日本的银行业制度不健全以及国内经济缺乏竞争性也是重要因素），从而消除了日本对其经济地位的威脇。但是，在进入二十一世纪才短短的十年后，好几个具有雄厚潜力的国家一同实行管理式市场经济制，并且都因此拥有庞大外滙存底，以至于西方专家再也不能用自由市场一词搪塞了。
高盛（Goldman Sachs）的专家预测，中国的GDP在2027年左右，也就是从今天算起不到二十年，会超过美国。更多的分析家预测这件国际权力转移的大事会在2040年前后发生。原先相信中国的统计数字是弄虚作假，或者中国必然会崩溃的论者越来越没有市场，因为，如果中国的统计数字都是天方夜谭的话，那么它的2万三千亿美元的外滙存底从何而来？
此外，面对著美国金融机搆几乎崩溃的局面，居然还要说中国会崩溃，未免不好意思。总之，毫无疑问，美国的精英层现在真正感到，一批新兴经济体等之所以会有快速经济成长，的确是因爲有一套制度。在经济方面，这套制度就是管理式市场经济。并且，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都在走这条路。美国的自由经济路綫能不能胜过这个新的模式，或者美国自己能不能改变它意识形态上的可能偏失，关系到美国今后的前途和它的国际地位。因此，大辩论已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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