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全球瞩目的谷歌事件将中国的言论监控问题炒的沸沸扬扬，甚而上升到了中美两国关系的政治高度。实际上中国出于自身政治目的而进行的舆论或者行为管控，从一个统治者的角度出发，本无可厚非。纵观历朝历代、横观国际各国，无不奉行此法。但是当政治管控是为了表现其强势而出现矫枉过正、过度敏感的举措，就会使整个事情出现质的变化。
日前，中国政治异见人士及作家刘晓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而被判刑十一年，且不说这件“家务事”引起了多少国际组织和个人的关心，单看其量刑结果，就觉得中共对一个仅仅拿着笔杆子写写画画的刘晓波实行“赶尽杀绝”的严厉手段，是否有些反应过度。
对于其签署过的《零八宪章》，在大陆舆论中是被完全屏蔽的，但在一些海外网站则受到重视。这种重视其实并不是因为《零八宪章》有多高的论调和创意，只因在诞生之初就遭到了大陆的强力堵截才收到了诸多关注。可以说这份宣言之所以到现在还被不时提起，也得益于中共的激烈封杀。
中共对于国内的政治稳定有极高度重视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过多的强硬手段和左派，亦为其招来非议与麻烦，甚至在有些事情上不得不为自己找台阶下。近期的典型事例莫过于冯正虎被拒绝进入中国，至今仍滞留日本成田机场一事。冯正虎亦是《零八宪章》签署者之一，曾在中国进行维权活动而受到了中共的“特殊关照”。对于此次僵持，中共最终无奈首先打破僵局，以间接的方式婉劝冯正虎“不要被利用”等。
且不说冯正虎是否会顺阶而下，中国政府此举已经是在为当初强硬拒绝冯正虎入境而尴尬买单。过度的政治敏感，可以说损人不利己。那么在政治中究竟什么是“度”呢？从目前担纲社会主流的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对政治的反应谈起，也许可以多少找到些答案。
仍以刘晓波事件为例。在大多数年届退休、精力仍然旺盛的四五十年代生人的眼里，这种政治上的叛逆是不可饶恕的，这是红色革命观念根深蒂固的一辈，那些所谓煽动性文章根本不会影响他们的政治方向；在已经步入社会主流的七八十年代生人眼里，刘晓波及其政见不是他们关心的重点，而股票、房地产、项目投资等是更现实更值得关注的事情，因为他们历史性的担任着中国经济发展的重任，尽管有时候也会对政府有所抱怨，但大多数人都不会愿意投身到政治纠葛中来。
也就是说，现在已经不是一个乱世出英雄的时代了，刘晓波所提论点也许并非是绝对不可行的，但是显然与当今社会主流的姿态不相符。当然，即便是主流也并不代表全部，还有一些人，特别是遭受社会不公平待遇的人，很容易被煽动起来，所以中共要对政治言论严防死守，毕竟任何政权都不允许有些微的动摇可能性存在。
但是这也不代表“草木皆兵”式的防范，“赶尽杀绝”式的制裁就是正确的。一方面，严格的政治管控实际上更容易激发人们的逆反心理，舆论从来是最难绝对禁止的，即便是在封建社会严刑酷吏“隔墙有耳”的时代，亦难挡住人们的议论，反而会招致后世对其的批判。而且在一个经济发展为重的时代，放开言论并不一定会代表会动摇政府的政治根基，把一种思想哪怕是反叛的思想拿出来，社会上自然会有不赞同的思想站出来对其进行批判，这种百家争鸣的批判或讨论，对整个国家的思想进步无疑是有益的。
另一方面，中共的这种激烈反
应，显然已经被其打击对象所利用。比如中共重判刘晓波令《零八宪章》的签署者们感到兴奋，认为这将把已经不再受关注的宪章再次推入公共视野。比如有些家庭教会曾公开提出：“不怕政府打压，就怕政府不打压。” 因为政府越“堵”，教会的发展就越快，被打压者就可以在道义和资金上从国际获得更多的支持。
可见，中共执政，既不能用力过猛，亦不可放任自流。如何掌握这个度，显然是考验中共执政能力的标准，但如日前这样的严防死打，只会为自己带来更高成本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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