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制度的理想是選賢與能，但是實際運作起來，卻是天差地遠，隨著網路的隨興文化(草莽與草根)與自媒體的推播演算法興起，同溫層不斷加重兩黨政治的仇恨值越疊越高，讓社會氣氛與觀念逐漸惡化與失控。 目前的危機已經不是無法選賢與能，而是要如何防止一個無知、衝動而自負的領導人，把整個國家拖進災難。全球民粹當道，從美國到台灣，現今的選舉制度不再有篩選治理能力的功能，網路自我發文的吹噓文化下，反而容易選出高知名度、煽動力、政黨忠誠與不切實際的草包政客。總統取得龐大民意授權後，又把個人的無知轉化成帶領國家至高無上、讓國家再次偉大的願景與施政藍圖，要求專家、官僚、國會乃至司法替他完成這不可能的政治任務，但實際卻是一場愚蠢的人為災難。 這已經不只是民主品質下降，而是民主制度逐漸失去辨識錯誤、阻止錯誤和修正錯誤的能力。所謂「制度性失智」，不是說領導人患有疾病，而是整個政府開始遺忘承諾、拒絕經驗、排斥反證，反覆犯下稍有專業常識便應避免的錯誤。 選舉選出的不是治理專家，而是最成功的膨風水蛙 現代總統必須處理國防、外交、財政、能源、產業、交通、司法、醫療、教育與年金，世上根本不存在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的人。總統真正需要的，不是全知，而是知道自己不懂、願意聽取異議、能夠任用專業，並在資料證明錯誤時停損。 然而選舉獎勵的恰恰相反。真正懂問題的人會說：「需要評估」「存在風險」「可能無法達成」；民粹政治人物卻可以說：「只有我能帶領美國再次偉大」「戰爭24小時就能結束」「關稅由外國人支付、各國會爭相來Kissing my ass」「非核家園、低電價、減碳、穩定供電可以同時實現」「我當總統，兩岸發生戰爭的風險最低」「新增直接興建社宅13萬戶、包租代管17萬戶」「將台灣打造為經濟日不落國」「治安、打擊詐騙、改善少子化、司法改革…..空白支票滿天飛」 民主選舉的趨勢是，對於國家大政越沒有概念的人，越敢給出肯定答案；越懂問題的人，越顯得遲疑而沒有魄力。民主選舉於是出現了「無知者優勢」。 川普把發動戰爭變成個人意志的延伸 2026年美國與以色列聯合攻擊伊朗，造成伊朗最高領袖哈米尼與許多政府高層的死亡，這樣的行動絕對有高機率會造成兩國開戰，但發動這樣的軍事行動，川普顯然沒有經過任何深思熟慮，甚至周圍的幕僚大多是想法接近的同溫層。川普後來也承認決策帶有伊朗曾企圖暗殺他的個人因素。 這件事真正可怕的，不只是一名外國領袖死亡，而是一個民主國家是否開戰、是否斬首他國最高領導人，竟可能混入總統個人恩怨，而且可以完全不理會國會是否同意!! 一場戰爭本應回答：威脅是否迫在眉睫？國會是否授權？盟友是否支持? 是否符合國際法？斬首後的政權真空由誰填補？戰爭目標和退出機制是什麼？如果導致區域戰爭、能源危機與恐怖攻擊擴散，誰負責如何善後？ 但在強人政治下，這些問題都被一句「英明總統認為有必要」取代。 川普宣稱要讓美國再次偉大，實際上卻可能消耗美國幾百年累積的無形資產：美元信用、法治穩定、盟友信任、科研能力、人才吸引力與國際秩序領導權。這就像一名新任董事長，靠出售技術、解僱研發、壓榨供應商，讓短期報表變漂亮，再宣稱企業重返榮耀。 那不是讓美國再次偉大，而是在變賣美國曾經偉大的原因。 2026年8月，美國總統川普出席MAGA支持者的集會。（美聯社） 台灣的大罷免，暴露政黨與國家權力界線消失 台灣大罷免初期被形容為公民自主運動，但當賴清德以總統兼執政黨主席身分公開表態與罷免團體同行，它便不再只是單純公民行動，而成為執政黨企圖改變國會席次的政治工程。 同一期間，檢調以幽靈連署、偽造文書與個資法案件，大規模搜索國民黨地方黨部，部分案件後來確實起訴。目前沒有公開證據證明賴清德直接命令檢察官搜索、逮捕特定人士。但是過去即便是蔣經國時代，也從未發生過執政黨因為微罪而大舉搜索在野黨黨部，一個掌握行政權的執政黨大總統，發動這麼大規模的搜捕在野黨，帶走大量電腦與資料，有如韓國宣布戒嚴，沒有絕對的正當性與證據，這與過去國民黨白色恐怖隨意逮捕異議人士有很大差別嗎? 但更嚴重的制度問題仍然存在：總統一方面領導支持罷免的執政黨，另一方面掌握法務、調查及檢察行政體系，政府卻沒有建立足以排除選擇性執法疑慮的透明防火牆。 如果總統府、行政院與檢察首長接觸個案不必留痕；上級檢察官改變偵辦方向不必書面說明；案件分派與檢察人事不能接受外部稽核，那麼政府只說「請相信司法」毫無說服力。 司法獨立不能建立在相信某位總統很善良，而應建立在即使總統想干預，也做不到，或者一定會留下證據。 能源政策是典型的「先決定答案，再要求專家證明」 蔡英文政府的非核與綠能政策，最大的問題不在發展風電、光電本身，而是先把「核電歸零」設定為不可質疑的政治終點，再要求能源專家解決供電、成本、減碳與國安問題。 真正專業的能源政策，應把核安、核廢、燃煤污染、天然氣封鎖風險、再生能源間歇性、儲能成本、電網韌性與工業電價放在同一張表上比較。 但當政治結論已經確定，專家便不再負責判斷方向，只能負責把政治意志工程化。 結果是政府不願讓電價充分反映成本，又排斥安全可行的既有核電延役，於是由台電吸收價差，虧損後再由全民稅收撥補。台電稱2022至2024年吸收民生電價差超過2,800億元，2024年底累積虧損超過4,200億元。 政府對電價採取「為了社會穩定，可以由全民補貼」；對軍公教年金卻採取「基金必須精算平衡，年金即將破產必須處理，退休者應降低給付」；對勞工年金改革採取「視而不見」。同一個政府，對不同族群使用完全相反的財政哲學。 年金破產不是謊言，但追砍退休者是政治選擇 人口老化、提撥不足與領取期間延長，使退撫基金產生財務缺口，這是真問題。但解方從來不只有削減既有退休者給付。 政府可以提高提撥率、固定編列預算、調整新進人員制度、延遲退休年紀，或僅對明顯過高給付設限。蔡政府卻選擇對已經退休、無法重新規劃職涯的人追溯調降所得。 更荒謬的是，政府一方面以基金破產為由，年金改革後每年從軍公教退休給付節省也僅約500億元左右；另一方面卻可以動輒編列8000億特別預算(前瞻計畫)，編列1,417億元普發6,000元，這幾年動輒千億反覆補貼電價(為何不能漲電價讓使用者與用電大戶付費)，甚至近日預期再規劃2,357億元普發1萬元，就是無法站在信守承諾的原則下處理好年金改革。比一般跟銀行借錢承諾還錢的小老百姓還不如。 一次普發1萬元的經費，大約相當於四年軍公教年改節省額。這證明政府不是完全沒錢，而是認為普發現金的選票報酬，高於履行數十年前對退休者的承諾。 退休是人民用一生工作交換的制度性信賴，民主政府的承諾更應該高於帝王時代的君無戲言。普發現金只是一次政治分配都可以動用如此鉅款毫不眨眼，政府卻優先選擇放棄承諾，再情勒退休者國家財政困難，有如欠錢不還卻還每日吃大餐與出國旅遊。這不是考量財政紀律，而是選票導向的差別待遇。 3,500億元宜蘭高鐵，是大工程迷思的縮影 行政院核定高鐵延伸宜蘭，路線60.6公里、總經費3,521.8億元，每公里造價約58億元，預估宜蘭站每日進出約4.1萬人次。 這4.1萬人並非全部新增旅客，大量是從台鐵、客運與汽車移轉。即使以最寬鬆方式計算，工程費平均攤入30年每一進出人次，也接近785元，尚未計入融資、追加工程及完整外部成本。 高鐵也無法根本解決國五假日塞車，因為宜蘭景點分散，旅客到站後仍需汽車、計程車或接駁。它還可能吸走台鐵最有付費能力的城際旅客，讓台鐵留下低票價、偏鄉與通勤服務，再由政府補貼虧損。 更令人質疑的是，高鐵站周邊伴隨約420公頃特定區、區段徵收與土地變更。當交通本業效益不足，便以土地增值美化財務，最後受益的究竟是宜蘭居民，還是能夠提前取得土地、承包工程與參與開發的利益團體？ 3,521億元約相當於六至七年的軍公教年改節省額。政府說退休金不能成為下一代負擔，卻願意為一條效益存疑的鐵路留下數千億元支出債留子孫。這已經不是財政能力問題，而是政治人物偏愛可以發包、剪綵、開發土地的有形建設，不重視看不見、不能剪綵的長期承諾。 民主正從責任政治演化為空中閣樓願景政治 今天的執政模式具有共同特徵： 第一，先提出偉大願景；第二，淡化成本與限制；第三，把反對者描述成阻礙進步；第四，政策失敗後照樣可以硬拗成福國利民偉大政績(如核四、風電本土化、疫苗本土化、年金改革、潛艦國造)；第五，再編一筆預算處理前一項政策造成的問題或是讓失敗的政策人民買單。 非核造成成本壓力，就撥補台電；年金失衡，就削減退休者；國五塞車，就蓋高鐵；國會失去多數，就發動罷免；人民不信任司法，就要求人民尊重司法。處理事情的邏輯與態度有如草包與黑道大哥，甚至反過來檢討與批判提出問題的人。 這比創業小白更糟。創業者押上自己的錢，失敗後會被市場淘汰；政府押上的是納稅人的錢，政策失敗後不但不會倒閉，還能追加預算、修改說法，甚至決策官員還可以安全下莊，即便暫時下台，未來還有機會東山再起。將責任留給下一任政府與下一代人民。 失能的根源，是權力與專業、承諾與責任完全脫節 總統直選賦予一個人極高的民主正當性，卻沒有檢驗其國防、外交、財政、行政或工程能力。總統不必定期到國會接受實質質詢，行政院長又主要向總統負責；部長失敗可以換人，總統錯誤卻很難在四年內被撤換。 於是總統可以用「全民直選」壓過國會，以「國家願景」壓過專業，以「司法獨立」拒絕外部檢驗，以「財政永續」選擇性違背承諾。 民主原本是讓人民選擇賢能，現在卻逐漸變成每四年選出一名擁有全能幻覺或現實扭曲力場能力的高級推銷員，再讓全國承擔他的學習成本。 民主若不改革，民粹只會愈來愈嚴重 真正的改革不是期待下一次選出一位完美英雄，而是承認任何總統都可能無知、自負、說謊和犯錯。 總統權力應受到更明確限制；閣揆須取得國會同意並接受質詢；部長應經公開專業審查；戰爭必須取得國會授權；重大政策必須公開替代方案、成本效益、失敗條件與停損點；總統府與檢察機關接觸個案必須留下紀錄；特別預算不得成為逃避正常預算監督的工具；政見則應逐年公布履行率，而不是任由政治人物失憶。 民主最終不是保證選出聖人，而是確保笨人不能為所欲為，野心家不能利用制度，而錯誤能在摧毀國家以前被阻止。如果上述都做不到，就不用期待政客不會「同黨的捧高高，不同黨的弄到死」 從川普的戰爭意志，到台灣的大罷免、選擇性財政紀律、非核高成本與宜蘭高鐵，我們看到的不是幾項互不相干的政策爭議，而是同一種治理病灶：領導人缺乏專業，卻深信自己天縱英明看到未來(或是用這個謊言包裝自己的私心)；官僚不敢提出反證，政黨只剩忠誠競賽，人民則被一次次美好口號要求支付試錯成本。 一個國家真正的衰敗，往往不是從沒有理想開始，而是從理想不再接受現實檢驗開始。 當執政者為了當選就將對手的優秀政績打成廢鐵；當執政者為了實現自己的草包政見，寧可背棄政府過去對人民的承諾；或是為了選舉，傾向於將財政用於可以發包的建設，卻忽略人民一生所依靠的退休保障；高喊照顧人民，卻不肯公開誰從政策中得到最大利益——不禁讓人質疑民主選舉： 這究竟是民主專業依法治國，還是選出披著民意外衣的狼進行國家級小白創業實驗？ 而人民，正被迫成為不能退股、不能停損、還要世代承擔虧損的股東。 ＊作者為機械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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