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是自由主义在中国萌芽发展的时代，文革后的反思，中国知识阶层开始能够在比较宽松的环境下有限度地比较和思考文化思想体制等诸方面的问题。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当属天高皇帝远的USTC（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自由主义思潮，领军人物就是大家熟知的FANG LIZHI以及略为保守的以改革著称的温元凯。而FLZ无疑是引导自由民主思潮的第一人。
搞天体物理研究的FLZ，他对前辈自由主义大师胡适的学说和观点知之不多，他的很多观点，是作为第一批去国外访学的学者比较和观察中西方科学文化社会所得到的朴素见解。以现在的眼光看是相当稚嫩和朴素的，也是相当保守和温和的，与给学生和公众演讲时有些夸张的言语和比喻不同，他其实主张换药不换汤不流血的英国式革命。加入GCD时对学生说他才是真正的GCD员，要帮助D改革D，他的情感是真挚的。同时恢复党籍的项峙磷教授（曾被打成右派）更激动的脑溢血。虽然FLZ对温元凯式的改革有些不屑，上课时对我们（学生）不无挖苦地说：当边界条件和初始条件确定时，（微分方程）的解是一定的。
USTC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并非FLZ温元凯几个人的努力，而是大环境和小气候合力形成的，尽管80年代初思想文化领域仍然不断有控制的举措，从清除“精神污染”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过对科技界影响却不大，公派的大批访问学者和留学热，以及不断来访的国外学者，使中国对世界的了解几乎突然敞亮起来。邓小平搞的干部年轻化知识化，客观上让已经不懂行年事已高的老干部退出了科教系统的领导岗位。取而代之的是受过正规教育的党员干部，他们当然不会直接附和FLZ等人的言论，但内心却是理解和同情的。
USTC是58年才成立的年轻大学，着眼于前沿基础研究和高技术，属科学院直属大学，口号是所系结合，科学院各所所长也兼任各系主任，例如近代物理系的系主任是高能所所长张文裕，副主任何祚庥，数学系系主任华罗庚等。但是文革时，由于林彪要搞备战，USTC从北京下迁到合肥，所里兼职的教师以及会钻营的党团干部留在了北京，北大和一些北京科研机构更把一批曾被打成右派政治上被认为不可靠的人发配到科大，其中就有FLZ以及他的“难友”，如尤峻汉张家铝吴杭生等，可以说在合肥科大的理科教师骨干相当多是北大毕业的右派或准右派。文革后期和粉碎四人帮后，担任党委书记的刘达相当重视和尊重人才，温元凯就是被他从矿山调进科大的。众多经历文革反右的教师虽不敢象方 励 之那样公开场合畅所欲言，事实上却是FLZ的坚定同盟，学生虽然都是学习理科的，思维却并不呆板，众多的对外交流相当熟悉欧美的情况，因此对FLZ倡导的自由主义思潮民主理念大为赞赏和共鸣，甚至有过之无不及。
那时名义的校长是郭沫若，郭死后副总理方毅兼了几天校长后是严济慈当校长，后来为改变校长长住北京有名无实的状况，84年底把物理所所长管惟炎调到科大当校长，同时受教师学生拥戴的方 励 之也在即将退休的副校长钱临照力荐之下出任副校长。（87年管和方同时被免职，89时管在美国，后在李远哲推荐下到台湾清华大学作教授，曾以台胞身份回国并跑到科大，后被递解出境，2003年新竹遇车祸身亡，终年75岁）
管惟炎14岁就参加GCD领导的抗日活动，党龄比江则民还长，留苏（前苏联获诺贝尔物理奖卡皮查的研究生）回国后在物理所当团的负责人，历次运动中都是左派人物，江湖传闻方励之反右后期被重新打成右派就有他一份功劳，在物理所口碑并不好，担任科大校长后，恐怕重新认识和反思了过去的若干事情，也许包括对方本人的歉疚。所以对方 励 之相当支持，使方得以大刀阔斧在科大营造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大学氛围，自己则主要抓食堂伙食教师取暖之类的事情。那段时间可能是科大最黄金的岁月，到处生机勃勃，师生共同怀抱科学救国民主救国的单纯理想。即使我们那几批所谓新三届（77。78。79）学生已经陆续离校，偶尔回去仍然能感受扑面而来的朝气。相对被GCD控制较死的北大清华，中外学者更愿意到科大交流演讲，李杨丁肇中这些华裔科学家几乎每年都要到科大访问一次，USTC是中国当时先锋思想的大本营，FLZ是当之无愧的民主教父。
不过把FLZ想象成处心积虑的反D分子是GCD僵硬老人的误读，方的很多政治言论在我看来并非什么深思熟虑的政治纲领，而是类似北京侃爷（方是北京出生长大的，很有点北京青年玩世不恭的作派）的随心信口，87年以前，FLZ其实是真心想帮助执政党回到民主科学的轨道，是之后对他的批判打压造成了他对体制的彻底绝望。而严肃缺乏幽默感的党政大员，把方的一些玩笑话诸如引进总理啊，殖民三百年啊以及东风吹，战鼓擂，当今世界谁怕谁之类的只言片语当成了挑衅和反动。
对改革的方向FLZ也是模糊的，去过北欧后，他对北欧执政的社民党创造的富裕安详的高福利社会大加赞赏，暗示中国应该仿效。而对老布什说的中国人和美国人都是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也相当认可，认为中国走自由竟争的市场经济才是最佳路线，完全没有意识到两者之间其实是矛盾的。
FLZ对计划经济的批评，对各种空想口号的批评，对长期迫害知识分子的批评，对违背宪法法制的批评，老实说基本上没有超出街谈巷议的范围，还没有当时体制内的思想文化界知识阶层和党务工作者来得深刻和系统，不同的是FLZ把这些私下的议论敢于摆在台面公开给师生，担任副校长之后，更热衷于到处演讲，甚至连我现在呆的末流大学FLZ当时也到过，这些以学术内容为主要题目的演讲其实涉及时政的并不多，但把所有的只言片语串联，就给上面造成了FLZ到处煽风点火的印象。例如FLZ对学生说他坚决拥护真正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GCD，但是也要坚决抵制帮助GCD避免出现重大错误，提倡知识阶层独立的思想立场和对政府的监督批评，现在看来不过是相当温和的改良意见。我现在高校很封闭保守的师生都并不认为FLZ言论过于离谱，对他的酒量印象更深刻些。应该说8·9以前，FLZ基本上是希望在体制内进行改良，借助知识阶层的呼声监督制约执政党政府的行为。并不是要彻底推翻GCD的领导，特别在80年代初，FLZ多次强调激烈的阶级斗争流血冲突无助于社会的进步，常常列举英瑞北欧的发展例子。关于这一点，应该说赵ZY和胡YB两位总书 记都没有误读。
不过我感觉FLZ倒是误读了当时的政治生态，对改革开放的大气候明显过于乐观了，一方面邓小平主政后对科教相当重视，另一方面一些文 革时期受压甚至坐牢的干部担任领导后，能够从自己的切身体会体察长期被迫害的知识阶层的痛苦，政策上比较宽容。其中两个关键人物就是总 书记胡YB以及担任过中宣部部长的朱厚泽。胡反右时下手十分狠辣，文革后担任过一段时间的科学院党委书记，对当年自己整过的右派深怀内疚，落实政策十分积极。学者出身的朱厚泽是从贵州到中宣部的，文革时长期坐牢，同监的几个政治犯有属于邓一派的老干部秦XX，以及普通干部教师丁庭模，李XX。文革后朱丁都做到省委（副）书记，朱更被多方欣赏曜升到中央，朱的开明睿智极受知识阶层的欢迎，他本人在党内也极力提倡破除个人崇拜，避免强人政治，加强党内民主，甚至是宪政法制的倡导者，属于顾准一类人物。
学生的迎合和共鸣也是推动FLZ成为自由思潮旗手的重要原因，USTC前几届的学生和其他大学构成相当不同，当时管理者的思路要把USTC办成培养基础研究高级人才的小型大学，招收学生对年龄控制较严，其他大学77，78的学生年龄参差不齐，从10多岁到30多岁，而USTC 77届年龄最大的学生也仅22岁，78级学生平均年龄不到17岁，基本上是中学应届毕业生甚至在校生，名气很大的少年班平均年龄还要更小些。和现在被应试教育训练得有些呆板的学生不同，大多数还保留了一些原始的灵性，除了科学上的抱负，也有强烈地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精英意识。由于没有经历上山下乡等苦难，也没有亲身经历政治斗争的残酷，颇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慨。与现在北大清华独领风骚不同，USTC当时学生录取分数平均远超其他高校，即使北大最牛的物理系也落后科大很多，思想意识也偏保守，这使USTC学生自我感觉相当膨胀。若干年后还有人不无微酸地嘲笑北大现在经济领域几个标志性的人物，称这些计划经济理论都没有学清楚的货色，居然成了研究市场经济证卷投资的大师。
研究生中思想活跃的更多，象陈平这样粒子物理方向的研究生长篇大论讨论的却是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一些不请自来的社会活跃分子在大学任何角落发表高见都能找到听众，记得一个研究创造学还是人才学的老兄在老图书馆前面台阶上侃侃而谈，短时间就吸引了大批听众。一位从未见面的青年诗人，不知从谁那里知道俺喜欢点评诗歌，中午跑到我的床边大声朗读他的新作“年轻的云”。废掉了一个午休。
政治上的无畏并不单纯是勇气，国门打开后，大多数学生把拿资助出国读博列为自己的人生规划，留在国内的也大都进入政治压力不大的科研机构和高校，所以并不惧怕不利的政治鉴定和可能遭遇的政治迫害。几次学生运动敢于发表激烈观点的活跃人物，不少兜里有了签证或拿到了有资助的录取通知。
和外界想象以及后来的发展不同，FLZ早期给学生的言谈相当谨慎保守，即使后来也从未在学生面前谈到自己过去的苦难。早期出席一个学生座谈会时，当数学系一个比较牛的学生指责党史课充斥毫无改革的陈词滥调后，FLZ才微叹口气：你真象我年轻时候。
也和温元凯喜欢撰写演讲有关改革的话题不同，FLZ并没有一篇文章是讨论政治社会话题的，不过作为性情中人，一些犀利的评论在学生的诘问和“诱导”下往往会脱口而出。记得有人提起老邓说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过去的错误是好心办坏事和权当交学费的意见后，FLZ不以为然发表了类似观点：西方市场经济已经积累了成功经验，别人趟过的大路不走，偏要自己盲目交学费瞎走。办坏事的人没有一个会承认自己是坏心眼的，都是好心办坏事。毛泽东如此，希特勒东条英机也是如此。撤职到北大后大概又引申了上述观点，也许这就是FLZ被指责要搞全盘西化的起因吧。
不过总的来讲，USTC学生由于年龄阅历以及学科原因和关心重点（大都希望在专业领域一展所长），对中国政治和政治改革所持态度是幼稚而又过分乐观的，其精神口号乃至方法基本上还是以GCD传统教育中爱国主义和群众运动为支点，这种模式蔓延到北大等京城高校并在89春天形成的请愿时，党内高层颇有点哭笑不得的感觉，因为爱国主义和群众运动一直是GCD两大法宝，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确实引起党内各层次的震动和反思，和前几次政治风波不同，
党内的极左派最初面对学生请愿几乎集体失语，因为反对腐败反对“官倒”也是他们乐见的，
而改革开放带来的权力寻租对传统的GCD人特别是自己分不了一杯羹的党务工作者，也是深恶痛绝的。
显然经历文革的党内元老勾起了对文革红卫兵运动的记忆，也触动了关于党的领导和政权稳固的底线，以后的发展几乎是必然的。FLZ和邓小平都改变不了什么，没有邓也会有其他元老走这条路，这里不拟再评论，以免帖子突然被删掉。
以FLZ为代表的中国大陆自由主义思潮在80年代的萌芽发展和在89走向高潮并解体，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表面的起因是人民代表选举，争取宪法保障的自由和反对腐败反对“官倒”，
深层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还是改革开放后社会各阶层利益失衡。特别是知识分子，获得较多话语权和较高社会地位时，经济地位却没有得到根本改善，虽然加了几次工资，但与飞涨的物价比知识阶层的收入相对其他阶层并没有显著提高，所谓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
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决非笑话。农民通过承包土地提高了收入，工人依靠奖金得到小康，官员依靠权利寻租伙同不法商人通过计划和市场两种价格体系博取巨大利益。对此感到不满的知识阶层自然会对西方的民主理念成熟法制经济繁荣产生向往，希望通过学生运动走向改革，这从络绎不绝进入广场鼓励学生的人群构成不难得出答案。然而这种为“理念”而不是为“生存”的抗争很难得到其他阶层的真正理解和坚定支持，瓦解和失败也是必然的，而带来保守思潮的全面专政客观上延缓了改革的步伐，使遏制腐败的社会呼吁社会力量几乎消灭殆尽，
整个社会在享受市场经济带来的物质繁荣时不可避免地进入集体腐化，已经不是体制内的纪律和规章所能改变和约束的，以此为转折，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个人利益团体利益为主导的时期。
所以89的损失远远不是几百个生命和少量财产那么简单，摧毁的是几代知识青年积累的理想主义信念，这种信念在5·4得以光大重现，在反右运动中受到打击，但即使在文革中也没有完结，然而几乎一夜之间，理想主义精神在中国几乎消失殆尽，误以为口号和热情就能带来社会进步的80年代青年，惊愕地发现政治改革不是请客吃饭，也不是光荣和梦想，而可能是流血和牺牲，是高风险无收益的行当。所以不少人“颠”了“得”了“菘”了，更多人选择的是“投”了和“抱”了，这种“投”是无可奈何的投奔和依附。抱了不是李敖所说的别具深意的拥抱GCD，迫使他改革和进步。而是以自己的个人利益为最大导向的攀附和加入，这也是当今主流知识分子的生存现状，他们中不少欣喜地发现，原来不必“抗争”，“合作”和“共存”
反倒能带来最大的个人利益，虽然丢掉的是社会公正和社会良知。但毕竟现实主义是多数人的行动准则。
无可讳言89的结局成了民族躯体上一道难以愈合的伤口，可悲的是造成这道伤口的双方都是广义的真正的爱国者，无论是FLZ代表的渴望改革融入世界文明体系的知识阶层还是以邓小平为代表老派GCD人，他们的根本出发点还是中国的进步和强大，但是在不同主义和理念的向导下演变成不可调和的悲剧，不是几声叹息就能PASS的，就我个人而言，彻底领悟甚至超越了胡适所说“少谈点主义，多解决点问题”的含义，放眼中国近代的政治思潮和政治人物，无论是GCD还是国民党，无论是毛泽东还是蒋介石，无论是FLZ还是邓小平，乃至GCD内形形色色的派别和路线斗争，即使是所谓的四人帮，他们的最终目标难道真有不可调和的差别吗？既如此难道真要为名词之争主义之争你死我活吗？是否我们都忽略政治最基本的功能含义----妥协和调合。人类幻想的理想社会不就是希望公正平等的大同世界吗？而创造和谐的社会不就是平衡各阶层利益，使之在公正的旗帜下共同繁荣和进步吗？只要我们---包括政权所有者不予设前提方法方式，以人类的权益为向导，实实在在地解决问题，有什么不能逾越的障碍？
现在十多年过去了，89当事人作古的已经作古，活着的已步入中年，已经能够用理性客观务实的思维对待历史，既如此，我们有紧迫的必要愈合89的伤口，搁置争论，求同存异，把责任，分歧这些敏感问题留给后人和历史。合力面对中国社会的巨大挑战，解决和疏导各种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在开放中达到和谐，而不是以高压巩固稳定，高压对理性且懦弱的知识阶层也许设置了障碍，但是对争取自己生存和利益的工农族群却用处不大，风起云涌的工农示威谁鸟那个“游 行 示 威法”？而引领中国工农的思想基础并不是有成熟法制先导的西方民主思潮，更多是李闯王这样的革命草莽。所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并非全是进步和改良，而是破坏和混乱。
89的直接导火索是胡耀邦的去世，引起了知识阶层特别是青年学生不平，导致胡耀邦下台的表面原因是86年底发起的学生运动，使胡耀邦背上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的指责，深层的原因之一就是反腐败触动了一些高层的面子和利益，当然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冒犯了小平等党内元老的权威。无论如何，胡后期无论给党内还是青年学生以及社会大众都是疾恶如仇刚正不阿的正面形象，因此是现当局和知识阶层都肯定都能接受的人物，明年的纪念活动，释放了当今领导人尊重历史客观评价历史人物的信号。朝着客观看待89的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
但是这还不够，还需要更开放的思维，在我看来突破口就是在FLZ身上。
无可否认，FLZ引领的自由主义思潮是导致89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现在应该已经调查明白，FLZ本人和学生的具体行为并没有直接关系，而学生的集 会，绝 食，上书，目的动机都是忧国忧民、为国为民，你可以批评他们在广场长期聚集的行为给治安管理带来困扰，却不应该误读学生在爱国主义前导下的赤诚之心。你可以怀疑指责学生的“政治目的”，却应该明白他们的呼声代表的人心和公意，而他们的目的并不和GCD的终极目标相悖，无非希望这块生存的土地更文明更富强更自由。以敌对眼光和思维看待89的学生运动，是最终过度使用武力造成难以挽回的悲剧的重要原因。和上个世纪30年代美国退伍军人抗争不同，当时聚集在华盛顿中央广场的退伍军人几乎人手一枪，并都誓言要武力抗争，因此美国民众最终认可政府采用重型武备进行驱赶是不得已之举，是代价最低的方式。50年代西德政府采用有限武力驱赶示威群众，是在东西方对垒恐惧克格勃渗透的态势下进行的，即使这样也没有导致大规模的人员伤亡。应该承认处置89的政府行为确有不当之处，这也是当年小平先生意识和认可的。从我们旁观者角度，如果不误读学生动机，政府和学生互相给点“面子”，决不至于造成人心至今不平，怨声至今不绝于耳的状况。领导人出访也不会到处遭遇抗议的尴尬局面。民族的内部矛盾演变成向世界裸露的巨大伤口，客观上成了亲者痛，仇者快的无奈现实。更使其它国家和民族乃至台港和海外华人质疑我们的常识和智慧。
所以以客观的眼光重新审视89，给伤亡的群众及家属予以抚恤，特别是容许去国多年的以FLZ为代表海外流浪人士回国探亲访问，是化解敌对戾气，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必要举措。通过一两年调整解决过去的矛盾，建立和谐互信的民族气氛，以期在08北京奥运会上展现全民族的团结民主进步。否则无论怎样设防，只要民心不平，民气不畅，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得不到有效化解疏导，积聚演变的结果是大家不愿意看到又不可避免的，届时奥运会的火炬极有可能成为燎原的火种，点燃的是长期淤积的愤怒和反抗。这决非危言耸听。而是我对中国社会乃至各种政治势力长期观察评估的结果。
知识阶层也要放弃对89全面“平反”的念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任何一个要延续的政府都不会容许群众长期盘踞中央地带，承认学生的行为不够理智科学，或者说在当时不是最妥当的选择，也有利于知识阶层反省今后和政府打交道的方式。退一步说，就象当初我对学生这样说：如果你认为是秀才遇见兵，讲理不起作用时，为什么还要讲下去呢？为什么不能等对方有理智有文化后再讲呢？絮絮叨叨纠缠下去挨揍，打人者固然野蛮，那挨揍的不也太傻吗？
所以当今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必须明白文化上的理想主义情结要用现实主义甚至机会主义的手法予以编织，通往真理的道路直线前进未必就一定敏捷，阻碍较小的曲线往往前进得更快。深刻的思想美妙的终极目标如果没有传递的渠道和接近的路径往往一钱不值，这个道理应该说中国很多知识分子现在还不明白。文化加入了政治后就必须具备政治思维，而不能简单用对错这样的二元模式进行思考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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