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一批以這種新風格彩繪的花瓶，是公元前八世紀在科林斯製造的，此時該城正接手尤比亞城為愛琴海的商業首府，而在這裡花瓶上的「東方」樣式有可能是一種宣傳：瓶罐裝了芳香油，又是一件黎凡特供應網的產品。在一個東西向交通越來越繁忙的年代，科林斯藉由控制地峽兩端的各港口而獲利，就如地理學家斯特拉波後來所言，「一端直達亞洲，一端則往義大利」。在港口的赫拉阿克萊雅（Hera Akraia）聖所找到的獻禮中，有超過四分之三都是黎凡特的金屬加工品，而在科林斯月曆中甚至有一個月被命名為「腓尼基月」 （Phoinikaios）。 公元前七三○年代，愛琴海移民終於開始成立自己的海外社區。 他們首先在西西里東部以及義大利南部落腳，然後是沿黑海海岸以及今日的利比亞東側海岸落腳。到了公元前七百年時，或許有一萬名希臘語使用者離開了愛琴海。然而，新抵達者跟較早抵達的黎凡特移民保持距離，而且接下來好幾個世紀，他們的定居範圍都未越過義大利再向西推進。 他們就跟前人一樣，選擇了岬角和島嶼當作新家，另外還有大河流的河口。有些人也選擇了適合劫掠往來船隻的位置：亞得里亞海尾端的伊庇魯斯（Epirus）海岸、進入黑海的二重入口，以及美西納海峽；在此之前，若想避開迦太基人及其盟友在西西里海峽一帶的注意，美西納海峽可能一直是通往義大利金屬產地較安全的路線。這些決定不需要用模仿去解釋，但使用希臘語的人們在興建有聖所和方形房屋的海外小城鎮、並把其中一些排成愛琴海自己都還要過很久才會出現的格狀排列時，他們確實有可能是以黎凡特為模範。 同樣的經驗可能也有助於激發希臘本土定居地的形式在這年代越來越城市化，那些地方如今出現了公共空間，蓋成方形的房屋取代了橢圓形的小屋，而墓葬移到了興建區之外，好劃出一塊保留給活人的區域。到了公元前七世紀時，希臘作家們認為圍牆是任何稍具規模的政治共同體的標準特質，而「構成城鎮（polis）的是人而不是圍牆」這句詩人阿爾卡埃烏斯（Alcaeus）的評論，可以說以反論闡明了這一點。這一切都以比較小的規模呼應了更早期的黎凡特港口城市風貌和直角建築。貝魯特和其他城市至少從公元前十世紀就有著強化防禦的城牆，而貝魯特、泰爾和西頓都把墓園放在城市中心外。 往往被視為古典希臘專屬特徵的「城邦」本身，在現代民族國家興起前的歐洲，也都可以套用同等概念。事實上「城邦」（city state）這個現代用詞放在愛琴海其實有一點誇大了，那裡大部分的「城邦」（poleis）大小比較接近現代用詞中的村落。就連在古代世界，它們的規模其實都不算大：雅典是那年代希臘本土最大的城鎮之一，公元前七百年時有著至少五千人口，但這遠少於同時期泰爾島上的約三萬居民，或者是亞述尼尼微（Nineveh）的十萬多人。 這種講法也可能產生誤解。從有無政治自治這點來看，希臘並非每個「城」都是「邦」：有些只是從屬於斯巴達這類較大的鄰居。此外，希臘並非每個「邦」都只有一個「城」：在色薩利（Thessaly）到伯羅奔尼撒的這片區域，多個城鎮構成聯邦政治團體，共同承擔戰爭和對外關係等事務的責任。城邦當然也不是希臘獨有：全世界各地有許多年代都找得到自治城市政治社群，並不是只有在同個年代的黎凡特才找得到。 最有趣的是，黎凡特定居地有可能不只替城市和城邦提供模範，可能還替現在人們總會聯想到希臘民主、被亞里斯多德稱作「憲法下的公民夥伴關係」的公民國家提供了模範。 愛琴海諸國在公元前八世紀的大部分時候還是由君主統治。不過，標記出社區領袖的宏偉戰士墓葬正在消失。社區有更多人得到了簡單的公共墓地，而錢越來越多是花在公共設施而不是私人墳墓和房舍上。 位於伯羅奔尼撒半島中部肥沃河谷的斯巴達，由五個相鄰村落組成，是一個獨特的小型城邦；我們正是在這裡，看到了公眾參與政治最早的明確證據。斯巴達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裡至少有讓女性在兒童階段受教育，且女性可以擁有財產；而包括國王在內的全體公民男性或「同儕」（homoioi）都在共用餐桌上吃飯而不是跟家人吃飯，且吃著以簡樸著稱的飲食，這種做法便強化了公民身分的概念。我們不知道這些習俗是何時開始的，但公元前七世紀的斯巴達在兩個國王之外，也已經有了一個元老院以及一個定期舉行會議的公眾大會。然而，雖然大會成員可以發表意見，但國王仍可推翻大會成員的意見。 這看起來就類似於較早先的黎凡特君主制。 就連在青銅時代晚期，就已經有充分證據證明議會、大會和其他集體公民團體存在於泰爾、比布魯斯、艾爾瓦德以及別地方。寫給阿瑪納的信件顯示，它們可以代表身為城市之「子」的公民，代表做為法律實體的城市本身，可以反對他們的國王，也可以獨立於他們之外行事。他們也可以對外代表城市：沒有在地國王的時候，城市的長老們以及一個更大的城市整體都曾寫信給埃及王。 當亞述王阿薩爾哈東（Esarhaddon）跟泰爾的巴爾一世（Baal I）連同「泰爾所有長老與年輕人」於公元前六七五年左右締結了一份條約時，類似的安排似乎依然存在。希伯來的先知以西結提到了公元前六世紀比布魯斯的元老們，到了公元前四世紀時，我們又再度聽說了議會和公民大會。 而且黎凡特的移民在西邊已經走到了更前頭：根據後來的希臘評論，迦太基「打從一開始」就不是由國王而是由稱做巴西琉斯（basileis）的首席主政官以及一個元老院和全民大會所治理。尋常公民個體或機構能有多少實權則是另一個問題，但這問題同樣也可以拿去質疑接下來至少兩個世紀的任一個愛琴海政體。 對公元前一千紀初期希臘語使用者來說，與黎凡特的聯繫並不是唯一重要的聯繫。他們想必也跟安那托利亞人有過大量文化交換，而那是打從青銅時代以來共同居住幾個世紀後的產物；青銅時代那時，希臘本土陶器在安那托利亞各港口日漸受到歡迎，而米拉萬達也與阿希亞瓦結盟。到了公元前一千紀初期，安那托利亞西側還有鄰近的島嶼上都有使用希臘語的社區。我們不知道他們的真正起源，後來希臘作者所講的那個青銅時代尾聲跨越愛琴海移民的故事，我們也沒辦法去驗證；但至少從公元前六世紀開始，他們就自認為有別於同塊土地上的原住民。 我們在比較早的時代裡沒看出詳細的關係意識，因為人們就是緊挨著彼此生活著。但我們確實在該地區後來的希臘著作中，找到了對於文化趨同的不時回響：舉例來說，公元前六百年左右在列斯伏斯島（Lesbos）寫作的詩人阿爾卡埃烏斯，就提到該島的一位古代統治者叫做「繆西羅斯」（Myrsilos），這個詞在安那托利亞南部的盧維語中就是用來指「王」。這顯示了這個詞是很早以前就從在地的盧維語使用者那邊借來，甚至早已忘記其來源。 要看見愛琴海、黎凡特以及其海外基地之間的聯繫，那種制定並培養出字母、殖民地、城邦這些使古希臘今日在許多人心中獨一無二的制度的聯繫，相比之下並不困難。但它們同樣也只是更廣大面貌的一小部分，在那條全程處於更強大力量之陰影下且長上許多的跨地中海東西軸線上，它們也只不過是其中一小段。 《世界如何塑造西方：一部交纏、衝突與文明交會的四千年全球史》立體書封 ＊作者約瑟芬．奎因（Josephine Quinn），曾任教於牛津大學古代史系，2025年成為劍橋大學古代史講座的首位女性教授。本文選自作者著作《世界如何塑造西方：一部交纏、衝突與文明交會的四千年全球史》（聯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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