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真相究竟是什么？除了时空穿梭，想必没有人可以知道。即便是参与者和见证者，看到的、听到的、了解的也只是一鳞半爪。后世的史学家们虽然试图通过庞杂混乱的史料来管中窥豹，但也受限于预设的立场和研究能力，很难还原历史真相。认识“六四”更是如此，由于当事人大多在世，他们所处的位置、追求的利益必然会影响到其对六四事件的叙述和评价，这种有取舍、有矫饰的立场显然不利于还原事件真相。再加上人们的惰性，在认识问题时缺乏主动性，往往人云亦云，因此，我们感知到的就是一个被简化、被抽象、被符号化了六四。
这个符号化的六四，在笔者眼中，随着掌握资料的增多，逐渐跳出简单抽象的“被镇压的、追求自由民主的学生运动”，变得日益饱满、清晰了起来。当那些参与者突破群体概念，逐个浮出、演绎他们自己的经历时，这场发生在“
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就成了一场规模庞大、持续时间较长、影响范围广大、参与者身份多样、利益纠葛复杂、目标模糊多变、由自发到盲动再到失控的政治悲剧。
从结果来看，当学生与无辜者出现伤亡时，木樨地的枪声究竟是中共高层下令还是士兵忍无可忍下做出回击抑或擦枪走火后事态的扩大都已经不再重要，掌控武力处于强势一方的政府向弱势的民众开枪必然会落在道德洼地，即便政府在月日的果断处理确保了国家的稳定，即便手中有枪的军队也出现伤亡。
从过程来看，学运会以如此悲惨的结局收场，却是各方无心之失与有意为之的结果。现在看来，参与角力的除中共与学生外，还有中国社会各阶层民众、港澳台同胞、西方国家；这项学运除了是学生和民众谋求政府改革、社会进步的运动外，还是中共高层政治斗争的角力场，还是外部力量谋求中国发生意识形态革命的前哨战。理性、躁动、盲从交织出现在学生的个体与集体身上，被动、退让与武断、极端也间或表现于中共的行动中。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重叠、矛盾，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互相影响，当无数个体采取理性行动时，结果却成了集体的非理性乃至失控。
笔者认为，八九学运有三个决定走向与结局的关键点。一是中共发表的四二六社论，将矛盾深化，使得学生们为脱掉“反革命反党”的帽子再次走向街头，局面因此而一发不可收拾；二是学生发起运动的目标随着政府的让步不断提高，正如八九学院领袖之一吾尔开希所言，跟政府谈判，学生是没有底线的，政府妥协了，学生就涨价；三是外部力量的介入，资金和物资源源不断地、或明或暗地进入中国支持学生运动，学生因此而获得精神和物质上的鼓励，也使中共对这场运动性质的判断发生变化。
察史以鉴今。大致明白事件的始末后，窃以为，有两个议题需要现在的我们讨论和关注。其一，改良还是革命。中国问题丛生，爱国爱家的民众当采取何种方式改变现状？革命曾是世纪上半叶的先辈们选择的道路，年的学生及其他社会力量延续了这种思维和行为模式，试图通过骤变的方式达成所愿，今天的我们该作何选择？我们是不是应该考虑到在这个社会中还有相当多数的人们生活安定，这是他们一直追求的，也是他们现在享有并希望维系的。少数人发出了声音响彻世界，但还有更多的人在静悄悄的生活着。思想激进者是否可以绑架想安稳过日子、也能安稳过日子的老百姓？雷霆手段之外，我们是不是可以选择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改良方式呢？
其二，执政者当如何处理不同意见，如何因应那些想要改变现状的人们。显然，中共在处理八九学运时，延续了过去在反右、文革时的相同处理方式。这种武断的、焦躁的、粗暴的，肉体消灭式的办法，显然既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还会激化矛盾，即便压制下去，也只是饮鸩止渴。社会和政府出现问题不可避免，关键是如何让遭受这些问题的后果的人们能够发出声音，并让政府听到，进而让主政者适时修正。
皇权时代尚有御史一职，地位超然，甚至可以用异常尖锐的言辞批评大臣、王公贵族甚至皇帝，更何况在当前如此开放的社会，更何况执政党以为人民服务为己任。而且，在目前的技术背景下，批评的声音、不同的意见很难再被压制。如何处理才能皆大欢喜，既保证这种声音的存在以帮助政府和执政党进步，又能使民意不被误导，引发不必要的混乱，这是执政党、媒体以及喜欢并能发出声音的民众需要学会的极具挑战性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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