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旧思维不可能有中港和谐
北京与民主党的小小妥协，在香港引发争议，根本原因是人们还猜不透中共的用心，是出于诚意，还是只是玩弄权术，此乃中共以往所作所为写下的历史所决定的，并非如习近平在全国党史会议上所言，是有人丑化或歪曲中共历史所致。也因此，看北京的后续动作，就可以检验北京做出这种决定的心态。
郝铁川的错误时间地点讲话
香港记者协会大概被这个“妥协”所鼓舞，邀请中联办官员在午餐会上发表演说，这本来是提供北京争取香港民心的机会，也显示改革诚意。哪里知道应邀前来的是中联办宣传文体部长郝铁川，这个在今年六月十四日曾经“破冰”邀请相关传媒召开记者会的“宪法与法理专家”，没有为上一次的顽固表现、并在事后证明与中央“不一致”的态度洗底，而是继续站在铁一般的顽石立场胡诌一番，显示共产党的不可救药！这位上海来的“学而优则仕”官员，比二十多年前许家屯时代，从上海来的“宗教间谍”、新华社副社长李储文都还不如，枉为他活了这二十多年，倒是显示了获得中宣部阎王殿真传的党棍。
香港本来就以“自由”，尤其是新闻自由闻名于世，九七前后就因为主权转移的原因，让这个美誉受到损伤，且不说许多民间媒体的“反特（区政府）不反共”，就连以往享有英国BBC独立编辑方针的香港电台，也被老共搞得几乎面目全非，成为老共宣扬独裁专制理念的场所。中国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吕新华在香港电台大吹法螺之后，中共官僚食髓知味，这个郝铁川也以为香港记协与香港电台一样提供给他放毒的场所，居然敢于大谈媒体的功能，无耻的要媒体为政府服务。
改革开放后，胡耀邦身为总书记，做了中共领导人中难得的好事，但是一句媒体要“八二开”报喜不报忧的讲话，就毁了他的形象。现在郝铁川敢于在香港记协的午餐会上来指导传媒的责任，也真佩服他的“勇气”，因为这些充满腐尸气味的话，应该是在亲共的香港新闻工作者联会上说的，到记协场合找错了地方，没有马上轰他下台是寄以对言论自由的尊重与礼貌而已；同样情况，中共可没有这个雅量，这从香港记者在中国采访的遭遇，与不会邀请泛民领袖向中联办官员演说就可以知道了。
郝铁川坦承中国处危机时期
去研究郝铁川的讲话，可说是浪费时间的事情而大可不必，使人有兴趣的倒是他鼓吹“社会秩序危机时期”，媒体该如何如何，列举的是西方国家的战争年代，如二次大战、一九九一年波斯湾战争与美国九一一受恐怖袭击时期等等。这里让人们产生许多困惑，例如：
第一，中国政府是否正在准备发动一场战争？因为近来不但共军连续组织多场军事演习，共军将领还张牙舞爪，似在为争霸全球发动战争而制造舆论，所以有必要让香港媒体配合“协助政府”。
第二，中国社会是否已经到达水深火热、一触即发的时刻？也就是郝铁川所说的“社会秩序危机时期”？看看多场针对性的屠杀与爆炸事件，如同“纽约时报”所评论的，中国社会的高压锅要爆炸了，所以中国公安对香港记者的访问也特别“关照”，连采访广州撑粤语的文化运动，也动用公安拘留香港记者。
第三，中共建国后，一直反对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文字狱”层出不穷，超过历史上任何朝代，媒体都是“党的喉舌”，主管媒体的中共中央宣传部成为权力最大、无所节制、无人监督的大怪兽。这是否也意味着，这六十年来，中国一直处于“社会秩序危机时期”？这个政权哪里是来自“人民的选择”？
正因为中国一直处在危机时期，才导致郝铁川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场合，发表错误的言论，可谓“慌不择路”而“口不择言”也。这也是长期处在英国殖民地“安定繁荣”社会的香港人所难以理解的，为何到了中国手里就出现社会秩序的危机？
香港是否也有必要唱红打黑？
据说精于旁征博引的郝铁川为何没有举出一九七一年六月，美国国防部为了纽约时报刊载五角大楼的机密文件“越战报告书”而闹进了法庭。这份报告叙述美国当年如何涉入越战的经过而严重影响国家安全。这一事件，常被作为探讨人民知的权利、新闻自由与国家安全的范例，结果政府败诉。早期的美国总统杰佛逊也说过：“在有政府而无报纸与有报纸而无政府二者之间作一选择，我会选择后者。”曾经带过博士生的郝铁川，如果缺乏这方面的知识，一味要媒体“协助政府”，岂非误人子弟耶？
在郝铁川发表宏论以前，香港也传出，现任港澳办主任的廖晖即将退休，现任外交部党委书记兼副部长的王光亚可能接任。廖晖是担任过中共政治局委员、侨委会委员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廖承志的儿子，王光亚是担任过中共政治局委员、副总理、陈毅元帅的女婿；上届主管香港事务的政治局常委是曾庆红，父亲曾山担任过内务部长；现在主管香港的是习近平，老爸习仲勋曾担任国务院秘书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说明了什么？那就是，香港是高干子弟的“囊中物”，香港太重要了，非最可靠的红色子弟来管不可。有朝一日，也许该由在重庆“唱红打黑”而名震全球的薄熙来（“八老”之一薄一波公子）来管管香港，才可以彻底改造香港，由黑变红，彻底洗刷一百多年来的“耻辱”也。
但其实，哪一个人来管香港，不是主要问题，要紧是他的思想如何？对中共驻港官员的观感，香港人恐怕还是认为许家屯最开放，虽然他始终是一个共产党人，然而比较能够迎合那时的改革开放潮流，没有拘泥于共产党教条的旧思维，当然最后没有好下场。因此一般驻外官员，都选择“宁左勿右”来保住自己的乌纱帽，郝铁川就是一个，还有一大片。
制造舆论为二十三条立法？
九七之后，踢掉董建华而让曾荫权出任特首，是对旧思维的突破，因为曾荫权在共产党眼中是“港英余孽”，然而居然敢用。也许，比较有开放思想的曾庆红敢于承担这个责任。因为这个突破，即使没有为二十三条立法，也使当时处于“社会秩序危机时期”的香港逐渐安定下来。董建华是“愚忠”，曾荫权是“精忠”，从客观效果来说，当然是“精忠”好过“愚忠”。事实也是如此，在共产党如来佛的掌心里，身为天主教徒的曾荫权也不敢有非份之想，而是努力打好这份工。也因为太努力了，把他过去在英国人统治下积累起来的信用消耗掉了。不过无论如何，他比董建华了解香港人的想法，因此对是否该为二十三条立法，他会比董建华慎重。
在政改方案通过后，立即有消息传出说北京想“趁胜追击”，为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郝铁川的言论似乎也是在制造舆论放试探气球。不知道这是哪一个白痴或极左分子的想法，因为那无疑是给已经处于“社会秩序危机时期”的共产党多点燃一个火头，而且让北京为政改做出小小让步的“善意”全功尽弃。因为这将进一步证明，共产党还是“吃小亏，占大便宜”那一套的骗子。这样的共产党，香港人就不必对“和谐”有任何幻想。《争鸣》2010年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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