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不该发生的冲突就这么发生了。有人会为村民殴官而叫好，有人会为无辜官员被殴而同情，也有人会为村民的盲从而痛惜，无论哪种情绪使然，采取冲突行为只会将问题推向极端，并使民愤遮蔽法律应有的正义，使暴行凌驾于公正之上。是什么让村民冲破最后的心理防线，采用私法救济的方式欲求讨回公道？
村民的愤怒缘于20亩防风林被砍，在村民的眼中，这片防风林除了能挡风固沙之外，还能让花生、地瓜等旱地作物在其树头下生长，最关键的是，它使饱受风浪袭击之苦的村民受到庇护。而当像“保护神”般的防风林为青澳湾广场的建设“献身”时，有村民因阻挠开工而被派出所传唤，有人将传唤误解为青澳派出所“抓人”，近50名村民便聚集到派出所“要人”，从而引发冲突。在冲突中，南澳县副县长、县政协副主席、青澳管委会书记等被殴伤。恰是误认为“抓人”之举，使这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撩起心中积压的怒火，用拳头代替了申诉，用对抗代替了沟通。然而，村民情绪失控的背后是理智的丧失，他们不知道，没有人永远站在正义的一边，在未分清是非的前提之下，采取种种偏激行为都应受到谴责；他们同样不知道，对政府失范的做法，他们有权利声讨，但绝不可采用暴力----这是法律所规定的。
无论村民也好，官员也好，他们首先是受法律保护其权利的公民，公民有免于受到暴力压制的权利。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保护权利行使的正当性的基础，来自于公序良俗的建立。当公序良俗无法有力运转之时，暴力就会盛行，从而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冲突流血事件发生，最终的结果是暴政之下民不聊生。村民的情绪失控，既有受他人鼓动之因，也有法律意识淡薄使然。不可否认的是，村民以侵害他人的权利来主张自身权利的做法，已经冲破法治的红线，使文明社会蒙受暴行之耻，使公序良俗毁于一旦。
反之，如果公权力越界，挤压民众生存空间，民众的反抗力量无形中会以几何倍数扩大，从而激发民愤。南澳两村村民如果不是因为防风林被毁、征地10余年被拖欠近800万元补偿款，他们的怒火也不会随随便便被点燃。尤其乡村为“熟人社会”，他们有着一致的价值判断与情感体验，群起抗争的情绪容易互相传染。无视村民诉求，强行上马青澳湾广场项目，必然加剧村民的怨愤情绪。两者力量双互拉锯，无法平等对话之下，冲突一触即发。
要使约束公权力、化解民愤达到平衡，司法正义不可缺失。当政府不听取村民意见，不允许自由表达、广泛协商，以求得利益一致，那么，当村民权益受损之后，司法的公正理应成为保障个人权利的武器，使“看得见的公正”吸纳、化解民愤。而要做到有效地约束公权力对私权的压制，有赖于建立尊重人权的法律制度，培育良好的公民社会，以及建立充分的自由表达制度等。另外，即使保证了法律的正义，也承待公权力执行者、公民在合理的制度框架下，发挥民主监督的作用、推动制度建设，而不是像南澳村民一样采取报复手段，而政府未征得村民意见就擅自强行为之的做法，同样有违于法律正义，应有独立的司法裁决方式进行惩恶扬善，矫正错误做法。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告诫人们：“愤怒，就精神的配置序列而论，属于野兽一般的激情。它能经常反复，是一种残忍而百折不挠的力量，从而成为凶杀的根源，不幸的盟友，伤害和耻辱的帮凶。”泄愤，并非理性的维权方式；强权，也并非良好的执政方式。在现代多元化社会中，如何使人们的价值诉求与利益诉求得到合理表达，制度保障是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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