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南方人物周刊》的戈尔巴乔夫专题后，让我想起不久前在欧洲左翼思想重镇 New Left Review看到的一篇文章──"Two Revolutions"（两场革命）。文章作者是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家 Perry Anderson。两场革命指的是一九一七年的俄国大革命跟一九四九年中共夺权的革命。他希望为这两场革命做个小结，尝试解释苏联老大哥为何撑不下去，而中共小弟弟则风生水起，不但经济越来越好景，手上的政权似乎也越来越稳固。
Anderson从几方面分析中苏共不同的革命道路，包括革命的基础，夺权的方式，经济规划的深入程度，管治的体制，改革的时机等。从革命的群众基础来说，苏共主要是城市工人及失意军人，农民则是被牺牲剥削的对象。中共则以农民的救星为号召，倚靠农村及农民打败国民党及蒋介石。不过，夺权方式、革命基础不同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真正重要的是其它几方面的因素。
第一个关键是经济规划的彻底程度。从三十年代大规模集体化、工业化开始，苏联已开始建立一套完备、好事全包的计划经济体制。经过二次大战那种战争共产主义洗礼后，中央计划体制更是无孔不入的深入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超过六万种货品从军机、大炮到肥皂、内衣全数按计划生产、销售、定价，企业或民间连半点自主性或弹性都没有。中共的革命之路虽也学老大哥实行计划经济，但中国的指令性经济从来没有苏联那样强有力，那样巨细无遗，真正统购统销及中央定价的货品不超过六百种，只及苏联的百分一；乡镇、农村仍留有不少空间可以搞一点自留地、自由市场，弄一点计划外的经济及交易。此所以当中共开动经济改革，拆墙松绑时，乡镇及农村很快就能适应，就能看到成果，进而成为轻工业及出口加工业的基地，大大减轻了改革的阻力。
相反，苏联的中央指令性计划实在太有效，太深入社会了。一旦取消了计划，官僚固然无所适从，企业、经理、工人同样不知如何是好。结果，苏联的经济改革开放制造的绝大部份是输家，根本没有能力、条件顺利走下去。
Perry Anderson另一个重要观察是，中苏共启动改革时的领导层及管治文化截然不同。戈尔巴乔夫启动改革时，苏共已是第四代领导层，又经过布利兹涅夫的长期停滞，他们大部份安于现状，失去了热情与冲劲，也缺乏想象力，只是一群唯命是从的庸碌之辈。此所以当戈尔巴乔夫改革时，他只能倚靠反对派或诉诸民意。可是这样的改革基础实在跟豆腐渣差不多。反对派如叶利钦很快就别有打算，准备另起炉灶；人民因无法看到改革的利益而离他而去；苏共则成为过街老鼠，失去行使权力的合法性。时日一久，改革一遇障碍，戈尔巴乔夫便成为无兵司令，原来的改革搞不下去。中共却不同，启动改革的是打江山的领导人，他们那份 can do的气魄还在，对党的权力及地位非常看重，绝不会踢开党另搞改革。当改革遇上问题或危机时，中共没有变成一盘散沙，没有失去管治的决心，而是尽力倚靠党的资源及权力解决问题。正是这样的分别令两场改革有截然不同的命运，苏共的改革中途夭折，中共的改革绵长有劲。
当然还有其它因素令中苏共的命运有这样大的差别如地缘政治、文化传统、国际形势等。 Perry Anderson在文中也不住强调他只是在作初步的梳理，不敢下甚么最后结论。这大概不算谦逊之词，中苏两场革命还未落幕，要算它们的账还太早，更不要说盖棺定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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