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推社会改革 新思路保稳定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日前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仪式上，发表题为“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的讲话。而此前，中共喉舌《人民日报》也连续刊发了，包括以“任理轩”署名文章《理性看待当前的社会公正问题》在内的，多篇关于“社会公正”的长篇评论。

虽然目前中国社会总体上仍显现稳定态势，但由于官与民、贫与富之间断裂在进一步扩大，各种社会风险爆发的可能性依然不断累积。而眼下，国际外部环境，高举民主旗帜的抗议浪潮还在继续蔓延，中东、北非动荡负面效应凸显。以此作背景分析，“社会公正”在此时间段集中释放和呈现，即是提前为“两会”聚集主要关注点。

中国经过30年的改革发展，如今生产力已经发生了极大变化。众所周知，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同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有观察人士向表示，在外部环境的催化下，可借“十二五”开局之年的契机，通过创新社会管理加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以扭转社会不平的局面。不论从胡锦涛的此番讲话，还是从《人民日报》出现“郑青原”、“任理轩”等数名文章，以及高密度发出关于“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的声音来看，中共正在逐步改变“稳定压倒一切”的固化思维，试图以“人治”为导向，拓展社会稳定的兼容性。这或许也将是十八大新生代领导人的执政主线。

胡锦涛在讲话中强调，“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观察人士认为，胡锦涛此番强调“社会管理”，是基于当下中国内外环境的变化而做出的研判。

先看内部环境，中国经济2010年虽然呈现出10.3%的高速增长态势，但通胀形势严峻，房价越压越涨，“米袋子”、“菜篮子”水涨船高，百姓怨声载道。而且，这一年来，社会上爆发了一系列民众抗议、泄愤事件。深圳富士康十几名年轻人接连自杀轻生；校园流血事件不断；赶不走驱不散的上访队伍充斥京城；官商勾结强拆、官员贪腐等案例层出不穷。有社会学者认为，中国社会的广泛民怨和国家日益富强的形象构成巨大反差。

从外部看，由突尼斯和埃及爆发的所谓“民主革命”之火，正在北非、中东版图上蔓延。以埃及为例，通货膨胀、政府腐败，致使呼唤变革的声音日趋高涨，最终推翻了穆巴拉克的专制统治。部分西方媒体展开了联想，中国今天同样存在贫富差距、腐败、通胀、社会的公平正义缺乏等问题，而且还是一党专政的国家，埃及的骚乱是否会在中国复制。对此，北京大学阿拉伯语系副教授吴冰冰指出，埃及的核心问题是未能找到成功的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模式，从而导致大规模的失业和贫困，而中国显然已找到比较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

自胡锦涛当政以来，便强调“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对社会体制的改革作了有序推进。可以看到，近年来，中国城乡统筹、收入分配改革、土地新政、教育改革、住房改革等等皆在步步为营的进行着。可见，疏导民怨，决策者并未迟疑，这才使中国社会的今天能够相对稳定，将不利因素都及早化解于萌芽之初。

但社会发展到哪个阶段，都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而民众的诉求也会水涨船高。阿拉伯世界的这场民主潮也再一次证明，社会分化、不公正、政府信用消失，所有这些都会直接导致社会的不稳定，甚至激进化。激进化一旦失去控制，那么就会造成巨大的政治变革。所以，作为决策者如果到民怨大到“压不住、稳不了”的时候再动手，付出的代价就会更大。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胡鞍钢教授向表示，中国改革已经到了值得转轨的时候。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工作重点基本都放在经济体制改革上，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也造成了贫富差距的拉大，民生问题的积聚，社会矛盾的激化，贪腐现象的加剧。社会体制改革的滞后，甚至已制约到了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

日前，人民网转载了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的一篇文章----《中国社会正在加速走向溃败》，立刻在网络上引起哗然，但很快被删除。有评论指，该文旗帜鲜明、立场明确、条理清晰的分析了作者对当下社会情况及问题产生原因的认识。文章中指出，近些年来，社会溃败的迹象已经明显开始出现，其中最核心的是权力的失控，腐败是其外在的表现。而大陆某权威媒体的一份调查也显示，“经济状况、生活质量”、“权力规范、公共服务”是百姓评估幸福指数的首选。

中纪委研究室一份2004年的调查就曾揭露，群众最关注的、列腐败前5位的领域分别是：建设工程、公检法、医疗、教育、干部人事。其中，医疗、教育均属于社会管理的范畴，而建设工程中有相当部分的腐败发生在公共基础建设领域。过去具有良好社会形象的教育界和救死扶伤、实行人道主义的医疗界也成为腐败的“重灾区”。这进一步证明，腐败通过渗透到社会领域的多个方面，对老百姓的工作生活产生了影响，社会体制改革的急迫性凸显。

事实上，中共高层从未在反腐问题上有所放松。就拿眼下来说，从去年年末至今，猛烈的“反腐风暴”仍后劲十足。先是中央连续发布了两项反腐倡廉的重要法规，后有官方多个媒体连发主题为反腐倡廉的文章，高调倡导反腐，呼吁把腐败当“社会病”医治，并首发了《反腐白皮书》。胡锦涛在中共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再次强调，要认真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和反腐倡廉建设中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在刚刚过去的2010年，部分省部级官员相继落马的同时，也有12名省部级贪官相继领取一审有罪判决。根据公开资料，在这12人当中，既有央企高管，也有地方党政领导；既有政法系统高官，还不乏人大、政协要员。就在近日，中组部证实，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因涉嫌严重违纪，中央已决定免去其党组书记职务。正是这样一类官员的存在，让百姓埋怨政府为什么不及早出手，正是由于他们的“腐而不朽”，日积月累遂成大蠹。庆幸的是，近年来，反腐打击力度不断加大，不放过任何位高权重的官员，这至少表现出中共在严肃党纪、反腐倡廉上的决心。

但即便如此，大规模、大声势地查处腐败犯罪，也并没有对腐败犯罪现象形成有效的震慑，新的腐败犯罪仍在不断大量发生，甚至一些领导干部“边反腐边腐败”或者“边腐败边反腐”。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张静指出，现行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拒绝真正意义上的改革。部分反对者，因为害怕失去未来获得利益的机会，选择了沉默。

而其他希望有所改变的则持“等待和观望”的态度，而不愿承担改革可能失败的风险。这个规律不仅存在于反腐工作中，也是各项社会改革中的普遍现象。

过去5年，中共对于社会发展和社会体制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就已首次明确提出“社会体制改革”；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重申“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十二五”规划建议中，社会建设则被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胡锦涛也曾在中央政治局第23次集体学习的讲话中，对“社会管理”做过集中阐述。也必须承认，中国社会发展成就斐然，但社会体制改革目标的着力点如何确定？

在中国，长期存着“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势。在这种思维定势中，稳定似乎成了一种终极性的否定因素，一切都要为稳定让路。但根据国际经验，在人均GDP在1,000-5,000美元这一阶段，是经济高速增长期，同时也是贫富差别急剧扩大，社会矛盾逐步激化时期。印尼、拉美等许多国家的前车之鉴告知：如果不能适时调整社会政策，在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相对宽松时加速社会改革，实现社会转型，遇到外来冲击和内部矛盾激化时，经济成果将毁于一旦。孙立平也在文中指出，由于思路错误，“维护稳定”的种种措施导致使社会健康化的变革无法进行，结果是进一步加剧社会的溃败。社会动荡是可以用“维护稳定”去对付的，而社会溃败却更难办。

中国国家行政学院丁元竹向表示，社会稳定不能仅靠权力维持，也要靠社会自身的力量，更不能让稳定演变为维护既有利益者的一种手段，所以首先就需要打破固化的思维模式。社会体制改革的核心层面设计，首先要着力于理顺各种利益关系，建立各类社会主体积极参与的社会治理体制，和大部分人所能够接受的社会认同机制。所谓“认同”，就是百姓“公平正义”的判断标杆。“公平正义”既包含物质和制度层面的，也包含主观层面的，即人们的主观感受。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所说的，“当一个社会发生叛乱或反叛时，其中必然存在可觉察到的不平等感，这一点显而易见；但是意识到下面这点同样很重要。即，对不平等的觉察及对这个难以名状的概念内容的确定，大大倚赖于实际反叛的可能性”。主观社会问题是由深层次的社会矛盾长期得不到解决积淀于人们心里形成的。

尽管过去中央政府也一直努力推进社会政策，但依然无法取得“认同”。对此，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包括地方政府在内的经济角色并没有推动社会改革的动力。过去的财富分配，导致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壮大。所以，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强调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当前应当更多地把这个概念用在社会改革方面。中国经济高速度发展数十年，却未确立相应的社会政策。如果在“十二五”期间改革不能找到突破口,就会错过这个“机遇”。

过往30余年中，中国经济改革有两个鲜明的特征，一是“自下而上”，由基层民间的进步推动上层制度的变革，二是“被动突围”，多次重大的体制性突破都是在绝境之中激发朝野能量。现今的中国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二，每一次改革的失误或贻误，其代价将越来越重。未来的变革，必须是一次主动的变革，是自上而下的变革，是一次更大范围的变革。

早在1979年，中国刚刚拉开改革开放的序幕之际，中央政府曾经邀请了两位东欧的经济改革专家前来交流，其中一位是已加入英国国籍的波兰经济学家弗•布鲁斯（Virlyn W.Bruse），他在临别前再三告诫：“经济体制改革要以社会体制改革为条件，必须从制度上采取措施，才能保证不再回到旧轨道上去。归根结底，改革是政治和社会问题。”此言悠悠，到今日仍在生效。当中国改革进入到深水区，任何新变革的发生都再不可能是偶然的和自动的，这就需要执政者更大的决心、主动性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