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茉莉花”只是一场行为艺术：深化“改革”无需“革命”

中国版“茉莉花革命”只是一场行为艺术，百姓期待社会改革的推进。

日前，一则号召2月20日在中国举行“茉莉花革命”集会的消息在互联网上传播，然而这则消息最终吸引来的警察和记者人数超过抗议者人数本身。但中国版“茉莉花革命”，最终被证实为虚惊一场，目前在北京、上海等地分别有示威者被扣。舆论也大都指出，中东的“茉莉花革命”在目前的中国不可能上演。

这则有关中国“茉莉花革命”的号召，首见于17日境外华文网站，号召人们20日在13个大城市举行集会。然而北京时间20日下午，繁忙的王府井大街麦当劳外，除了一名来自北京郊区的农民表述不满，其它人大都是围观群众，以及被吸引到现场的记者。随后人群迅速被警察和便衣驱散。在其他城市，也出现了小规模的聚集，但都跟北京的情况大同小异。据悉，事件是一位重庆年轻人因“好玩”发起的网上活动，而非传统民运人士所主导。

据记者了解，大陆有关方面对于20日的事件的确扣押了几个人。包括在北京王府井闹事的那名农民，以及在上海的3位示威者，其他地方没有人员被关押。第二天，除了各大城市加强了警戒，其余都与往日无异。发布匿名“集结令”的网站称遭到黑客攻击。

而后，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Jon Huntsman）被指当日现身北京王府井事件现场则非常不寻常。由此引起多方揣测美国在此活动的幕后角色，以及洪博培是否前往表示支持等疑点。但美国驻华大使馆回复媒体的询问时表示，洪博培当天的出现纯属偶然。

包括美国之音（VOA）、BBC在内的诸多西方媒体报道称，中国发生了成千上万人上街抗议的“茉莉花革命”。蹊跷的是，在这些西方报道中，阿拉伯动乱几乎都不用“茉莉花革命”一词，只有最近报道中国的情况才用。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些报道中，“那些北京、上海等主要城市里，被网站指定的示威地点出现的大批人群”，更多是警察、媒体以及好奇围观的群众，并没有明显的示威活动。而后，随着事实基本明晰后，又改口讨论中国会否发生“茉莉花革命”。

至截稿时止，一切恢复如常，结果正印证了大陆一观察者的预估----所谓的中国“茉莉花革命”只是一场行为艺术。

事实上，中共高层一直都对现阶段社会整体稳定高度重视。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早些时候对共产党的领导层发出警告，在一段时间内国家面临“社会冲突”不断扩大的危险。此外，据悉在2月19日召开的省部级领导干部专题研讨会上，还对伊斯兰革命对新疆的影响进行了研判。

虽然此次事件被证实是“虚惊一场”，不满情绪表现得不是太激烈，这些抗议者没有像中东地区的示威者那样要求政府下台，更没有政治组织，也没有提出旗帜鲜明的政治口号，但食品价格飞涨、社会不公的争论也使中国政府饱受压力。

1989年因天安门事件曾被投入监狱的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鲍彤认为，要吃饭、要工作、要住房是很正当的要求，当局大可不必紧张。

他说：“我想，这些东西都是很平常的事情，不必紧张。如果老百姓表示‘我不要吃饭，我不要工作，我不要自由’，我说那就奇怪了。有这样的要求，我想这是很好理解的、正常的。这说明中国社会生活很正常，没有什么反差。”

中国近代史学者、《炎黄春秋》杂志主笔章立凡则表示，中国城多个城市发生的这场“茉莉花革命”显然受到了阿拉伯世界变革风暴的影响，可是中国不是埃及。尽管中国社会分配不公，民怨缺乏宣泄管道，但章立凡认为，中国仍然没有跌到爆发“茉莉花革命”的临界点：“一个是经济还在增长，大家即便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比较绝望，但在经济生活中还没有完全绝望。这跟埃及的情况有着很大的区别，埃及的经济是停滞的，贫富差距是悬殊的，再加上政治体制是腐败的”。他还指出，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大规模群众抗议运动往往由某一突发事件引爆。目前中国目前没有这类突发事件做诱因，因此不大可能爆发一场可以激发社会情绪、聚集人气的大规模民众示威运动。

美国华府的观察家们也认为，中国现在的经济情况无法与中东比拟，中国的经济正在上升阶段、人们的生活水准快速提高。也有美国媒体报道说中国独创的改革开放及成功，被世界总结为“北京模式”，其实就是中国自己的颜色，只有继续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发展才能进一步提高中国人的自由与繁荣，它的崛起也才能给世界舞台带来一支基本上和平而且负责任的力量。

面对中国越来越凸显的社会矛盾问题，难免会有不少人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担忧，唯恐中国的发展由于社会安全层面上的问题而难以为继，甚至还有人唱衰中国的未来。但总体而言，中国的发展还是持续向前推进的，社会也基本保持了安全局面，只是在局部区域出现过一些较为激烈的社会行为。而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严重的社会动荡出现的几率极小。北京观察人士指出，中国存在着能够有效应对社会矛盾问题的三大优势。

首先，从应对社会矛盾问题的角度看，人心普遍思定为社会的安全运行奠定一个很好的社会心理基础。民众在表达利益诉求、解决社会矛盾问题时，更容易倾向于以温和的方式来进行，而不是倾向于采取激烈的方式来进行。

其次，中国百姓具有务实、平和、宽容的基本精神取向，这也有助于缓解社会矛盾问题。其这种基本精神取向倾向于以相对温和、渐进型的方式,而不是以激烈的方式推动改革进程。这种做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敌对态度和情绪，从而减少了一些可能发生的社会矛盾问题，并防止一些可能发生的激烈的社会冲突与动荡。

同时，强大的举国动员体制和能力也能够有效地化解一些严重的社会矛盾问题。2003年抗击“SARS”、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救灾行动，都在很大程度上成功运用了举国动员体制。但也必须认识到，举国动员体制有两面性，如果使用不当，则会产生一些负面作用。

西方媒体疯狂报道中国“茉莉花革命”，下笔时是否真正思量过何谓“革命”。“革命”是很重的字眼，从广义上讲，革命指推动事物发生根本变革，引起事物从旧质变为新质的飞跃。突尼斯、埃及的骚乱，抗议者们致力于推翻专制政权，充满对新政府的期待。在中国的情况则不同，据了解，百姓对政府的确存在不满情绪，不满贫富差距、不满贪腐现象，但他们并没有“翻天”的念想，换言之，他们需要的并非“革命”。

又或者说，百姓所追求的“幸福”，是一种民生的改善，那么，“改革”才是诉求，而非“革命”。

这需要弄清什么是“革命”，什么是“改革”？“革命”是突发的、旨于从根本上完成政治演替进而达到变革目的激烈运动。“改革”是通过矛盾双方的相互妥协，逐步完成政治演替进而达到改革目的的运动。两者的不同在于，前者为突发激烈的，而后者为逐步渐进的，但武力胁迫、暴力冲突并不是二者的本质区别。“革命”也可以是和平的，突尼斯、埃及的“和平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从历史上看，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都是在不改国号、不改国体，不改变统治阶级地位的前提下，改变统治方式，提高统治效率，调整各阶级的利益。而“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了另一个阶级的统治，不仅要改国号和国体，更要改变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每次农民革命成功更改国号、重新制订宪法，造反的农民取代原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个论断是对中国改革开放性质的精辟概括，也是他关于改革开放性质思想的最集中体现。“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相对于第一次革命、也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而言的。这两次革命，前者属于制度选择，后者属于政策选择。而且，这场“革命”也不同于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它是对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发展和完善，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否定。它的大前提是：这场新的革命，是在过去革命取得成功和建设取得成就的基础上进行的。

中国改革30余年至今，百姓普遍关注的是教育发展、生活成本、环境整治、住房条件、经济建设、居民收入、法制建设等等，对教育乱收费、房价、民工工资遭拖欠、日常消费品价格上涨、就业、社会安全和保障、分配不公与腐败等颇有不满，但这些都是“改革”力所能及的范畴，远非“革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谓的中国“茉莉花革命”，也不过是利用“革命”这个词汇本身的煽动性，当然，民怨是一个信号，同样不可轻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