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学者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在于权力斗争，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金冲及否定权力斗争说。不过，一些分析人士认为，金冲及为毛泽东辩护的观点是错误的，为尊者讳。
中共喉舌人民日报社旗下《文史参考》杂志主办的“文史大讲堂”第六期于5月20日在北京大学开讲，金冲及回顾了“新中国的前三十年”的历史。据人民网报道，金冲及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在于权力斗争。这个话是很说不通的，我们要问两个问题，第一，毛泽东的权力当时是不是受到什么威胁？谁能够跟他的声望与权力相比？不存在这个问题。第二，如果他真要消除某一个人的权力，那用不着发动“文化大革命”,刘少奇那样的地位，《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就站不住了。”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金冲及在北京大学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辩护。
那么，什么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原因？金冲及引用邓小平在接受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采访时的话，作为自己的立论依据：“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做了错误的估计。”
金冲及进一步展开：“毛泽东那时候提出要避免资本主义复辟，在他看来，头脑里有两个原因(其实是三个)。第一，突出的一条是“单干风”，牵涉到所有制的问题。第二，社会主义社会里面还有很多黑暗面。第三，就是彭德怀再次上书，他认为是“翻案风”。”
金冲及也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犯了两个“非常严重”的错误。“第一个是他把社会问题的严重性，甚至问题的性质判断错误。 第二个是采取的方法是完全错误的。 这些错误认识，集中地形成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另外那个时候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经发展到了狂热的程度，由于阶级领导的破坏，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发展到个人专断了，也使得党和国家难以防止和纠正错误，所以导致让悲剧的发展达到一切全民内战，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而且非常严重。‘潘多拉的盒子’，毛泽东关不上了。”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发表署名谌青凡文章《金冲及错在哪里？》说，金冲及此文的错误，就是概念混乱，论证缺乏逻辑性；结果是自己否定了自己。历史事实清晰表明，文革的要害之一，就是权力斗争。按金冲及自己的分析为例，“1967年1月全面夺权开始，全面夺权以后，各地的武斗愈演愈烈。”此外，金文又引证当时中国人都熟悉的“5-16通知”的原文：“混进了党内、政府内、军内、文化界的很多人都是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的分子，有朝一日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改变颜色。”金文还引用毛泽东对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的讲话：“我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
对于发动文革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论点，更是站不住脚。按金冲及自己的话说：“从我们的经历可以看到，往往因为在社会上，那时候是社会主义真正特权者人数很有限，无非是待遇高一点儿，有一定特权的，一个是领导干部，另一个是高级知识分子，你现在号召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跟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下好了，以前凡是自己觉得不得志的，几乎都起来了。从我所接触到的事情来看，平时所谓的恩恩怨怨，都在‘革命造反’的旗号下，来一下恶性的大爆发。在中国，这种不加引导的放任自流，是非常可怕的。而且野心家就可以在这个里面浑水摸鱼，制造很多事件。”
既然不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性，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又已经发展到了狂热的程度，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发展到个人专断，加之毛泽东个人深信不疑地认为：“我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结论也就简单明了得多，一埸权力斗争，势所必然。在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以社会主义为旗帜的政党内，要打倒政治对手，最具诱惑力并且最省事的手段，莫过于给政治对手扣上复辟资本主义的帽子。如果仅仅是刘少奇一人与毛泽东有政见分岐，发动文革，当然理由是不充分的，然而党内有一大批掌握权力的干部，与毛泽东有政见分岐，发动文革也就顺理成章。观照文革中发生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除了少数党的干部没有受到冲击与迫害，绝大多数的干部，都难逃文革恶运。
另外，共识网也发表署名邓海南文章《金冲及为尊者讳》说，金冲及的观点才是站不住的。
第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是基于毛泽东的感觉，而不是普通老百姓老百姓的感觉。普通老百姓，甚至党的高级干部都不会认为毛泽东的权力受到了威胁，所以才会对文革的突如其来完全不理解。毛泽东之所以以非常方式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当然是他感到了大权旁落才处心虑这么干的，所以才有很长的前奏，所以才要派内人江青到上海去炮制发难文章，所以才要组建一个中央文革小组来做为自己的政治打手。不能因为你金冲及好心地认为“谁能跟他的声望与权力相比？”他就没有这个动机了。一个专门研究党史的人，竟然连毛泽东的狂想与空想受到了党内一批务实派的抵制都看不到，不认为这种抵制在毛看来就是对他至高无上权力的威胁，不是太迂腐了吗？当然，对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等务实派来说，他们恐怕确实没有想过要废黜毛的太上皇地位，但是他们在治国的实际工作中不按照毛的那一套来，这已经让毛无法容忍了。所以毛才说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所以毛才要“炮打”另一个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
第二，金冲及说，如果他真要消除某一个人的权力，那用不着发动“文化大革命”，刘少奇那样的地位，《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就站不住了。这更是一种迂腐和幻稚，或者就是要为尊者讳才作如此说。请问，“炮打司令部”这样一张大字报，是在什么环境下才得以抛出？不先发动当时除了他自己和一小撮心腹才明白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的这张大字报将如何抛出？在哪里抛出？按照党章党规，党员之间有意见应该在党的会议上解决； 党的主席对政治局的同志们有意见更应该在党的会议上解决。以毛泽东的党主席之尊，为什么不在党的会议上解决呢？正是因为他明白他想夺回旁落权力的企图无法在党的会议上明言，也无充足理由像庐山会议那样把刘少奇变成另一个彭德怀，这才迂回曲折、四渡赤水般地以非组织手段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金冲及如此见识，作为一个党史专家岂不有愧？
金专家还提到：毛泽东曾经跟他的护士长吴旭君说了那样一段话，“我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是啊，这个班交给别人都不放心，只有交给毛家人才放心，这不是权力斗争是什么？）
“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他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了吗？他想到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为什么不想新中国建立以后死了多少人？为什么会死那么多人？对于他当政下发生的大饥荒，毛表示过一点点歉意吗？不但没有，反而是刘少奇那句话：“人相食，将来要上史书的！”表明了在最高领袖和老百姓之间，刘的同情心和责任心是在老百姓这一边，这正是毛要搬倒刘的一个重要因素。）
对于金冲及来说，引了毛泽东的几段话，他就完全相信，并且也信誓旦旦地要别人相信，既然如此，让大家都回到文革年代直接去“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就是了，还研究什么党史？
金冲及还说：“大家知道，高文谦曾写过一本书《晚年周恩来》，他在序言里面提到，周恩来死后不久，毛泽东就要在中南海放鞭炮。很多读者看到这段文字，感觉毛泽东是丧尽天良，竟然做这样的事儿。事实是什么样的呢？毛泽东晚年机要秘书张玉凤说，周总理是1976年1月8日去世的，之后毛主席曾报过一次病危。1月底，毛主席对我们说，人家都回去过年了，就你们几个陪我这个病人，你们也拿两个鞭炮去放放。张玉凤说她拿着两个鞭炮去放。高文谦是在造谣吗？他说并没有造谣，周恩来是1976年1月去世的，毛泽东是1月份说让人在中南海放鞭炮。现在很多人搞这些花样，什么手段都有，“谎言说上一百遍就成了真理”。我看，中国人可能习惯了，只要是排成铅字的，就感到是真的，假定有很多人讲，觉得至少是无风不起浪，不会是凭空来的。”
金冲及这里的意思是说另一位研究党史的人高文谦在造谣。金冲及的研究成果也是排成铅字的，是否就比高的铅字更可信呢？高文谦是否造谣，要看他叙述周恩来去世后毛泽东让手下人放鞭炮是否是事实？还要考证一下当时放的鞭炮只不过是“两个”还是很多？一个事实放在那里，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如果毛对周没有打压之举、没有对周病情的延误、没有批林批孔还要批周公的明确政治斗争指向，那么毛让手下人放两个鞭炮就仅仅是为了过年，别人不会多想。如果有那些明确的指向，你就不能不让别人对放鞭炮一事有自己的想法。即使是没有放鞭炮这件事，毛对周的感觉就“像春天一般温暖”吗？从周恩来逝世后毛对悼念周的群众加以镇压来看，他对这位老战友早已“像冬天一样冷酷无情”了。这时候的周恩来，实际上已经成了文革开始前的刘少奇，只是周的生命先于他结束，而他本人也命在旦夕，无力在文化大革命的基础上发动另一场清除异己的“大革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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