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华邮》上看到这篇文章，实在很好笑，故翻译出来，以嗜读者。
一辆满载了５２０多只狗的卡车中，正疲驶在从北京通向东北的高速公路上，这些狗几乎是不可避免地将要成为盘中美餐了。
然而，它们的命运中却意外地在这条高速公路上出现了转折：一位驾车的宠物爱好者发现了卡车中的狗情，愤怒地将卡车挤下了高速路。
从那以后，情况开始失控，这个消息很快通过互联网传开，２００多个动物保护组织成员赶到了现场，高速路也因此开始拥堵。几十个警察接到报告后赶来调解。动物保护组织成员更加强了监护强度，运来水，狗食和兽医，整个对峙过程长达１５小时。
即使好几个星期之后，人们还津津乐道于这次救狗行动速度之迅急。其实，这次交锋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城乡矛盾的一个缩影：穷人vs.富人，食狗者vs.爱狗者间的冲突。
这次对峙激起了一场关于动物权利的争论。现场的照片，录像和争论从互联网传开去。网上的民调和新闻报道充分深入到交锋双方的每一个侧面。
这次争论凸现正在中国社会文化的快速变迁。几个世纪来，狗肉独特的美味使之成为餐桌上最爱，并被认为在寒冬有保暖之功效。然而，近年来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他们有很多钱，有休闲的时间，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宠物店、动物保护组织亦随之兴起。
这次高速公路救援行动是岂今为止同类事件中最成功的一次，救援人员胜利了，他们凑够了$17000，将这群狗从卡车司机手上赎了出来。
然而，他们很快发现这次胜利得并不彻底－这么多狗往哪儿放啊？？
即使这些组织尽了最大努力，这些狗还是没有被安置好，大多数被放出来的狗都跑掉了，还有很多脱水的，营养不良的，生病的，有几只从被救出来后却死掉了，还有几十只在北京周围的动物医院救治。
“我们只是个小组织，还不知道怎么给动物医院付账”，３２岁的王琪说：“这些狗刚放出来是大家都很兴奋，可现在该应该办？”
那个运狗的卡车司机，郝小毛，也并没有从这次事件中捞取到什么好处，通过电话采访，郝小毛称这个“交易”使他损失了$3000，更糟糕的是，由于他货没送到，没有卡车公司再愿意雇佣他了。
“我到现在也没搞明白我运狗有什么不道德的地方，牛和羊人们不也照样吃吗？有什么区别？”，他还说：“那些什么动物保护的人就是一帮为富不仁之辈（rich bullies），整天不干正经事，只知道逗狗玩儿。”
还有其他一些人也持同样的看法：即现在中国的阶层分化（class warfare）－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在网上的辩论中，这些人特意强调了这次事件的象征性：一个卡车司机被一个开着大奔的款爷强制停下来，这位款爷本来正要带着女友去海滨度假村。。。
这次事件还背着点儿历史包袱，清华大学蒋劲松教授指出：“文革时期，拥有宠物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特征，只有为富不仁的才会允许自己的狗去咬穷人，那么善待自己宠物的人会被认为对穷人无情不关心”。
至少有一位抗议者对这次事件的愤怒走向了极端：对于这些动物保护人士为动物的权益奋斗却无视广大贫民的存在，这位家在广州的抗议者在网上发出一贴，称他将每天杀死一只狗，直到这些动物保护者开始为乡下贫农捐款为止。
“我认为自己应为草根阶层说几句话”，这位３５岁的朱广兵说：“我从一个贫苦的农村家庭长大，我们家养一只狗看门，再养一只专门春节宰杀，因为没钱买猪肉。我不明白吃狗肉有什么问题。”
然而，朱广兵发表了杀狗声明后没几天，他的手机号，办公室电话，甚至父母的电话号码就被人肉出来公布到网上。
“我父母接到抗议电话说养出来我这样的儿子是个耻辱”，他说自己至今收到了两百多条威胁信息，“一个小学老师甚至给我打通电话后让她的学生排着队在电话中骂我”
动物保护人士则坚称他们的行为是必要的：中国并无善待动物的法规（laws against cruelty to animals），据估计，每年约１千万只狗被消费，生前处于恶劣的生存环境中。
一个动物保护人士如是说：“人们也许认为保护动物很无聊，但这是一个文明进步的标志。教育国人爱护动物，对他们学会爱护同胞也是有助益的”。
但是朱广兵对这个说法嗤之以鼻，上个星期，朱在公司的压力下被迫辞职，因为公司里也接到威胁电话。
“我并不是真的要杀狗，我只是想指出他们的问题所在”，朱广兵说：“这些动物保护人士声称自己道德高尚，但你看他们是怎么对我的，你真觉得他们有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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