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查中，林彪的住地毛家湾是重点。江青指派她的亲信迟群、谢静宜二人进驻其中，负责清查工作。迟、谢二人带人翻箱倒柜，不放过任何一张纸片，以期能够从中找到林彪反毛的证据，帮助毛在政治上摆脱困境，同时严防任何可能损害毛形象的东西扩散出去。结果，皇天不负苦心人，虽然并没有找出什么林彪谋反的罪证，却歪打正着地翻出了不少林彪让人摘录的孔子、孟子等人的语录、读史心得卡片以及林彪、叶群互赠的诸如“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这样一类赞赏儒家思想的条幅。
目前还没有第一手材料披露毛泽东看过这批东西后的感想，但可以肯定的是触动了他内心深处的反儒情结。而且对于一直苦于找不到一套更好的说辞来为文革败局开脱的毛来说，这批宣扬儒家思想的东西，正是他日思夜想而求之不得的，可以在政治上加以利用，而且一箭双雕：既可从历史上儒法斗争的角度来为文革辩护，又找到了批周的题目。因此说毛看到这批材料之后，便萌生了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的念头，大致是不错的。不过，毛当时并没有马上动手，而是在发觉周恩来在下面挑动批极左，想在政治上另搞一套后，才着手为发动批林批孔运动造舆论。由此也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还在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十大召开前夕，毛泽东在接连对周恩来所主管的外交工作提出严厉批评的同时，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学一点历史和批判孔子，开始为此造舆论。随后又不断通过江青放风，提出要展开对于“尊儒反法”思想的批判。一开始，毛开刀的对象选择的是中共官方头号御用文人、与周氏私交很深的郭沫若。
一九七三年春天，毛泽东先是写了一首打油体诗：“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把郭氏几十年前写的《十批判书》翻出来，大批了一通。接着，毛又在同张春桥、王洪文进行的那次针对周的“七?四”谈话中暗藏伏笔，专门谈了“批孔”问题，表示不赞成骂秦始皇，提出林彪和国民党一样，都是 “尊孔反法”的。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在十大召开前夕，排周和批孔双管齐下，作了精心的部署。他一方面在政治局会议上借古喻今，大讲历史上汉高祖刘邦刑白马为盟，提出“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的典故，提出：“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什么不找一个姓‘工’的？”有意把王洪文抬出来，以便彻底堵死周恩来在他身后接班的可能。
另一方面，毛泽东又把江青找来吹风，专门讲述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情况，提出：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毛并念了一首后来流传甚广的《读〈封建论〉呈郭老》的七律诗：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起初，对于毛泽东突然劈头盖脸地批评本来大有起色的外交工作，同时又不同寻常地大讲历史上的儒法斗争的举动，周恩来还弄不大清楚这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这年七月间，他在陪同毛会见杨振宁时，还在插话中表示：秦始皇代表统治阶级，不可以捧上天。不过，他很快便发觉毛并非无的放矢，空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其中大有名堂，联系毛毫无来由地对外交工作大加指责，此举很有可能就是冲着他来的。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再一次施展顺守之道，用“太极软功”来应对。他一方面赶紧就惹毛泽东发火的外交部《新情况》第一五三期简报一事检讨认错，尽量缓和事态；同时带头表态拥护毛指定王洪文作为接班人的决策，并利用各种场合做党内军中老干部的说服工作，甚至为此在中央的会议上同讥讽王洪文是“儿童团”的许世友当场争辩起来。
另一方面，周恩来对毛泽东要批判“尊儒反法”思想的意见却按兵不动。当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把毛有关儒法斗争的谈话内容写入十大政治报告时，周让她碰了一个软钉子，表示：对此需理解、消化一段时间，不必马上公布。
对周恩来的这一手，毛泽东早就有所防备，暗中作了上下结合的布置。就在江青向政治局会议传达毛关于儒法斗争谈话内容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奉毛之命连续发表了广州中山大学教授杨荣国的批孔文章，手法和当年批判《海瑞罢官》时如出一辙。
接下来，十大刚刚开过，江青便指挥她的一班人马行动起来，贯彻毛泽东的意图。他们利用手中所掌握的舆论宣传工具，连篇累牍地刊载所谓“评法批儒”的文章，为发动批林批孔运动造势。与此同时，大搞影射史学，借古讽今，指桑骂槐，批“周公”，批“大儒”，批“宰相”，蓄意将矛头指向周氏。
譬如，在其中打头阵的是直接听命于江青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大批判组，即后来屡屡用笔名“粱效”的写作班子。仅仅在十大结束的几天之后，他们便抢先在《北京日报》上发表了题为《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一文。文中有意从孔子扯到相传制订周礼的周公旦，指其为旧奴隶制的“政治代表”，而“周公”正是为党内外为人们所熟知的对周恩来的尊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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