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种安排，周恩来欣然同意。他本来就是个一向以大局为重的人，这次更是清楚他长沙之行的分量。毛泽东已经年过八旬，缠绵病榻，不会撑很久了，显然正在考虑后事安排。因此这次四届人大组阁非比寻常，事关毛身后党内的权力格局。而他本人已经逐渐淡出政坛，将不久于人世，因此在政治上比较超脱，讲起话来更容易说服毛。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周已经重病在身，却已然顾不了那么多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
十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强撑病体，在医护人员护送下，乘专机飞赴长沙。据当年随行的机组人员回忆，周氏这时已经消瘦得很厉害，人也十分虚弱，登机时整个人被医护人员用大衣、帽子、围巾、口罩捂得严严的，而且走得很慢，很费劲，还有点晃。不过，相对于旅途颠簸中时时袭来的病痛而言，他考虑更多的还是如何设法完成使命，争取毛泽东的支持，最后敲定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方案。
实际上，周恩来已经看出毛泽东这次钦点邓小平、张春桥二人分别担任国务院第一、第二副总理的用心所在，是有意在党内权力格局中制造一种让邓、张二人互相牵制的局面，尽管一心想当“理论权威”的张本人并不大愿意做国务院的事务性工作。周明白毛这种对邓既重用又暗中防范的两手，说到底还是在政治上对邓不大放心，怕他翻文革的案。这和毛对他本人的戒心如出一辙。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深知最犯忌的莫过于让毛泽东怀疑他和邓在政治上联手了。因此，周在向毛汇报人事安排的设想时，对涉及到邓小平的职务安排极为谨慎，宁可提得低些让毛去作最后决定，也决不往高里说，让毛起疑。
比如，在邓小平党内职务的调整上，周恩来就颇用了一番心思。毛泽东在提议邓担任第一副总理时，并未明确他在党内的职务。由于邓当时还只是政治局委员，而张春桥已是政治局常委，所以邓的党内职务至少也应该是中央常委或者更高。本来，以邓小平在下一届政府的身份和党内的资历，担任党的副主席是顺理成章的，但这样一来，又多少会打破毛所设计的邓、张两人之间的平衡，给人留下抬邓的印象，从而可能引起毛的疑心。
不过，周恩来毕竟是处理这类政治难题的老手，想出一个两全之策。他在汇报时小心翼翼地以“请示”的口吻向毛泽东建议：“补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或中央副主席”。这里，请注意其中两者的先后次序─常委在先，副主席在后。这样既提出了问题，又保护了自己，个中奥妙读者可自行玩味。
周恩来对邓小平暗中相助的同时，却对张春桥使出了杀手鐧，将他在历史上有严重问题一事向毛泽东当面奏了一本。实际上，早在文革之初，周就从陈伯达那里对张有历史问题有所耳闻，但由于江青一直扣压他的档案而未得其详。批林批孔运动中，自庐山会议后一病不起的康生突然坐着担架到他那里专门谈这个问题，表示对张的历史问题“很不放心”，要他向毛报告。
但是，周恩来并没有贸然行事，因为他早就知道毛泽东不想追查张春桥历史问题的态度，所以按兵不动，把这件事压了下来，直到这次四届人大的组阁之斗中才又把它端了出来，以此来反制江青推张春桥出来当总理的图谋。
周恩来这样做，是因为他非常清楚张春桥在政治上的能量和行情─他不仅是“四人帮”中摇羽毛扇的人物，而且得到毛泽东的赏识，认为是懂得他思想真传的人，甚至有意让他接班，林彪就为此栽在他的身上。因此如果不趁四届人大人事安排之际，把张的老底揭出来，就会坐失良机，贻害今后的大局。即使毛仍然不愿处理这个问题，继续庇护张春桥，至少也能起到阻止他更上一层楼的作用。
不过，周恩来深知此事十分敏感，弄不好反而会惹起毛泽东的疑心和反感。因此，他并不急于自己出面，而是先让王海容、唐闻生向毛报告这件事，然后在十二月二十六日同毛的单独谈话中才提出这个问题，而且还把康生抬出来。当时由于张玉凤在场，周只是点到即止，并没有多讲。
事实上，对毛泽东来说，张春桥有历史问题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他早就从江青那里知道这个情况，但却不想深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种态度和他当年大整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判若两人。不过也没有什么奇怪之处。在毛的眼里，所谓“历史问题”可大可小，一切以政治上的需要为转移。张春桥正是毛手中用来对付党内外翻案势力的一员大将，眼下正是用得着的时候，又怎么会临阵斩将呢？所以毛并没有理睬周的报告，相反还把举报此事的康生数落了一顿，说：他历来极左，在延安时期就这样。
不仅如此，毛泽东在听取汇报的过程中，还有意抬举张春桥，以保持和邓小平之间的平衡。他在称许邓“人才难得”的同时，也对张春桥表示赞赏，说他“有才干”，并亲自提议张出任总政治部主任一职。用这种“掺沙子”的办法，暗中对由叶剑英、邓小平主持的军委预作防范。
对于江青，毛泽东在谈话中强调要“一分为二”，既对她在政治局内部热衷搞“四人帮”小宗派和插手组阁的作法进行了批评，同时又肯定她在批刘、批林的问题上是对的，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立了功”，不过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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