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获奖得拉斯克奖之后，人们浮想联翩，质疑科研制度之余，2005年的“钱学森之问”又提出来了----我们的高校为什么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科研的“前站”是教育，教育的第一步是什么？招生是其中之一，现行招生制度违反教育科学原理。
中国现代公私单位的用人制度，与应聘者的学历密切相关，大学录取通知书大约等于“今后的饭票”。入学程序虽然一再放宽，万变不离其宗的是“全国统一考试”。古代，官办的县学、州府学、太学、国子学等，与私立的书院类学校并存，入学考试虽然各有不同，最后的“出身”----乡试、省试、会试、殿试还是“统一命题”----一年只有一次机会。
“统一命题”看似一视同仁，其实很不公平：对学生不公平，对学校、对社会也不公平。受益的惟有教育部门，好处只有两个字“省事”或者四个字“简便易行”。耽搁和浪费的不仅是年轻学子的光阴，还有他们对民族和国家可能的贡献。
育人的原理是“因材施教”。因为，人的禀赋各异，对于文史哲、数理化各有敏感。掌握感兴趣、易接受的知识和技能就事半功倍，反之则事倍功半，被折磨的是学生，减少收获的是社会。诚然，逐一排查、个案设计没有可能，比较接近并且可行的方式可能是“各大学自主招生”，其前提为各学校开发自己的学科优势，政府则负入学水准不得低于某个水平的监督之责。从而使教育/招生制度的弊病，得到某种程度的弥补。
其实，这样的招生方式过去实行过，清末至解放之间，中国的大学各自招生，入学标准自订；教育是“学生市场”：学生可以同时报考若干学校，择优报到；“学书不成而学剑”：在学期间可以转科系、转学校。如果没有这个制度，数学只考了十五分的钱钟书就进不了清华；钱伟长的物理学才能可能消融在中文系；陈寅恪也不能在柏林大学、哈佛大学等学校之间游走跳槽；以西南联大为代表的一代学人，恐怕就达不到那么高的平均水平了。黑暗的旧社会，看似中国教育史上的“黄金时代”哦。
解放初期，大学招生延用旧法，1952年才照着“苏联模式”改成后来的样子，名曰“院系调整”。看来，社会制度的大背景，决定了教育和招生方式。民国，政府相对软弱，社会大于政府。不仅选校入学比较容易，教授的聘任也很灵活。比如：沈从文，考不上大学，却被胡适直接聘去中国公学当讲师；梁漱溟，中学文凭，因一篇文章，被蔡元培请到北大讲印度哲学；钱穆，“小教”出身，教遍燕京、清华、北大、西南联大。强势政府之下，教育就没有这等幸运了。因为，“一致与统一”是执政和管理的需要。
阿尔温·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里说过，现代教育方式像工厂流水线，成批生产一模一样的产品。相当于我们对“有教无类”的解释：不分贫富均等施教，扩大了人才来源，提高了全体社会成员的素质。也许孔圣人的“无类”里还有：“尊重个性差异，不要把学生简单地分成几大类”的意思呢？
至于有人说：大学自主招生会导致各级领导递条子、塞人进来，学校招架不住，宁愿不要此等权力和优惠。其实好办：政府加倍奖励举报者“开后门”的所获之利，不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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