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共广州市委主管的官方媒体《广州日报》10月21日刊发了署名练洪洋的题为《政府应成为诚信“带头大哥”》评论文章。随后，中国官方权威媒体新华网的新华时政栏目转载了该文。文章称，当前中国要最终化解这场愈演愈烈的社会诚信危机，力挽社会诚信下滑的颓势，政务诚信这个“带头大哥”责无旁贷。
此前，10月18日闭幕的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把诚信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大力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抓紧建立健全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加大对失信行为惩戒力度，在全社会广泛形成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氛围。”19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制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以落实六中全会原则。
《政府应成为诚信“带头大哥”》全文如下：
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制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指出，当前社会诚信缺失问题依然相当突出，商业欺诈、制假售假、虚报冒领、学术不端等现象屡禁不止，人民群众十分不满。
西方哲学家史里斯•博克说：“信任是我们必须保护的东西，因为它就像空气和水源一样，一旦受损，我们所居住的社会就会土崩瓦解。”“土崩瓦解”尚不至于，但社会缺乏诚信、公众互信度低酿成的苦酒，我们算是尝够了。当一个社会到了老人跌倒在地路人都不太敢扶的境地，这个社会诚信恐怕也到了应该反省与重构的时候了。
按一般的分类，社会诚信包括政务诚信、商务诚信、个人诚信。三种诚信，虽有交集，然而主次、轻重、先后的界线还是明晰的。政府既是社会信用的制定者、执行者和维持者，又是公共信用的示范者，整个社会诚信的风向标，这种定位决定了政务诚信是社会的第一诚信，处于整个社会信用体系中的核心位置。霍布斯曾指出，信用和信任是政府和社会秩序的主要原则基础。如果第一诚信不复存在，整个信用大厦就会轰然坍塌，企业诚信、个人诚信都无从谈起。有一句老话，“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表达的就是这个道理。
然而，令人尴尬的事实是，在某些地方或部门，政务诚信口碑皆不甚佳。《小康》杂志2010年的一项调查显示，逾70%的受访者表示不信任基层政府，而地方官员则被80.3%的受访者评为信用最差的群体。最该讲诚信的，反而成为公众心目中信用最差的群体，实在是一种反讽。
反讽的背后，难以掩盖的事实是：一些地方政府、地方官员在行政过程中，忘记权为谁给、权为谁用的原则，抛弃公正、中立、理性、无私的行政宗旨，滥用公权，盲目决策，越位与错位，暗箱操作，损害群众利益……都在不同程度损害了政府的形象与公信力。
当前，中国要最终化解这场愈演愈烈的社会诚信危机，力挽社会诚信下滑的颓势，政务诚信这个“带头大哥”责无旁贷。解决政务诚信，一靠规则，二靠监督。美国学者福山认为，东方与西方在诚信方面的区别主要在于西方的诚信是靠诸多法律、规则、制度和宗教信仰，而东方则是靠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当社会越来越复杂，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型，靠人际关系去维持的信任便变得不再可靠。因此，诚信重构，必须增加法律、规则与制度供给，提高诚信收益，增大失信成本，使得守信符合成本与效益成正比原则。
政务诚信，必须脱离自说自话的封闭体系，置于整个诚信体系中，才能相互监督，互相促进。换言之，要提高政务诚信，要创造条件让民众广泛参与政府公共事务的决策与监督。如此，才能确保政务诚信建设与维护有足够的约束力量。
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政务有诚信，商业诚信、个人诚信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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