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香港媒体近日刊载了题为《浙江湖州织里抗税风暴：中国式骚乱样本》的封面文章，从外地人、本地人、政府、外界以及管理制度、税收方式、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角度分析了此次抗税风暴的因果联系和对当下中国社会群体性事件频繁的启示。
机头税
实际上，这是税项中的个人所得税，因每位机工在一台缝纫机上作业，就变成了当地人所说的“机头税”：2010年，每个机工300元人民币（1人民币约合0.1575美元），到今年一下子翻了一番，涨到600元人民币。
浙江湖州织里镇
织里是一个以纺织、制衣为主打的产业集群镇，超过一万两千家与童装生产相关的大小工厂落户在这里，年销售额已超过200亿元人民币。这个湖州小镇容纳了30万居民，湖州本地人只占其中的1/3左右。由于织里为外地打工者提供的工资水平很高，重庆人、河南人，乃至更远的新疆人，都不远千里来到织里打工。在这支庞大的打工队伍中，人数最多的就是安徽人。
抗税事件
在征税过程中，几名协管人员对一家服装加工店中的一名安庆籍女性大打出手，激怒了在当地打工的安庆人，他们群起反击，演化为一场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随后，织里本地人也组织起来进行自卫，“挨家挨户发钢管”，口号是“保护织里，打倒安徽，浙江万岁”。
学者看法
机头税引发湖州骚乱，学者反思中国税负问题。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樊勇认为，税负高低并无绝对标准，但是高税率必须与更好的福利相对应。
《浙江湖州织里抗税风暴：中国式骚乱样本》全文如下：
天色渐暗时，织里镇的街道开始冷清下来，人迹稀少，只有装载着荷枪实弹的警察的大型巴士与小型公安轿车三五成列地不时穿过，头戴钢盔、手执盾牌与警棍的警察几十人一队，整齐地在街道上巡逻，路灯杆上安装的扩音器用严肃的女中音反复播放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有关群众游行、集会、示威等内容的相应条款。这是10月26日被官方定性为因“抗税”引发群体上访事件后第四天的织里，中国浙江省湖州市一个以制售童装为主要产业的江南小镇。
走进织里小镇，满街“布艺”、“针织”、“缝纫机”的广告招牌向每一位外来者说明，这是一个以纺织、制衣为主打的产业集群镇，超过12,000家与童装生产相关的大小工厂落户在这里，年销售额已超过200亿元人民币（约32亿美元），据湖州当地人说，“织里富得很”。
这个“富得很”的湖州小镇容纳了30万居民，湖州本地人只占其中的1/3左右。由于织里为外地打工者提供的工资水平很高，重庆人、河南人，乃至更远的新疆人，都不远千里来到织里打工。在这支庞大的打工队伍中，人数最多的就是安徽人。据这里的打工者介绍，光是安徽省安庆市，就有8万人长期在织里谋生，有些“资深打工仔”来了十几年，已在织里成家立业，子女也在织里的学校读书，成为标准的“织里人”。一切看上去都很自然，直到这场因“抗税”引发的血案，才提醒小镇居民，这个小社会平静的外表，掩盖着深深的裂痕。 10月26日，织里镇的一户服装加工厂再次被催交“机头税”，实际上，这是税项中的个人所得税，因每位机工在一台缝纫机上作业，就变成了当地人所说的“机头税”：2010年，每个机工300元人民币，到今年一下子翻了一番，涨到600元人民币。一位童装业主拒不签字交款，与代征人员发生了口角，导致冲突。
随后的官方表述将织里镇征税形式定义为“税收的社会化征管”，据织里镇外来人员同乡会之一的安徽望江协会会长何先生介绍，这是一种“三位一体”的征税形式，将消防、税，以及其他管理费用一并征收，上门收款的也并非税务部门的公务人员，而是消防协管员。“那些人像城管一样，打人的”，一位河南籍打工人员这样评价。
暴力征税引发众怒
在“社会化征管”过程中，几名协管人员对一家服装加工店中的一名安庆籍女性大打出手，激怒了在当地打工的安庆人，他们群起反击。当晚，一部分安庆人聚集在镇政府广场前讨说法。
晚6点钟后，另有五、六百人聚集在织里镇的富民路一带，“看到浙E（湖州）的车就砸，砸完就跑”，木棒、石块，都成了打砸车辆、破坏路灯与广告牌的工具。其间，一位当地人驾驶奥迪车准备经过这条路段时，与集会的人群发生冲突，据织里本地人蒋伊帆说，“车主本来周末要结婚的，旁边坐着怀孕的老婆，车被砸当然要躲”。在仓皇逃离的过程中，奥迪车撞伤9人，其中2人重伤，但这则消息被一些人渲染为“本地人的奥迪车撞死7人”，由此点燃了外地人更大的怒火。第二天，事态朝更加严重的方向发展，大规模的打砸抢淹没织里。工厂停工，部分学校一度停课，“浙E”车不敢出门上街。据织里多个汽车维修厂厂主的保守统计，短短三天内，超过300辆本地车被砸。
在一些居民的描述中，这场骚乱并不简单是本地人与安庆人之间的矛盾，一些本地业主对征税表达不满，也加入泄愤的行列中。“新疆人也有，那些无所事事砸了商店趁火打劫的人也有”。在开车路过织里的一条街道时，蒋伊帆随手一指旁边的一家商店：这家店昨天刚被砸。
至此，一起因“抗税”引发的抗议演变成社会泄愤事件：参与者情绪发泄诉诸暴力、人数众多、身份各异，却缺乏明确的集体诉求。
骚乱初平的织里街头，每隔几分钟就有闪着警灯的车辆开过。围观的人群中，许多都是外地打工者，年轻一点的染了黄色头发，不时指点着尴尬开过街头的被砸碎挡风玻璃的车说笑。“26号就停工了，现在不敢开工，大家都没事做”，一位重庆打工仔说，“一下子加税太多了，闹事也正常”。
织里的服装企业大致分为两类：一是集制作、销售为一体的店铺，大多设在镇里；另一类是纯粹的加工厂，多数设在镇周围的村落里，一般是几层楼的独立工厂，厂房的墙壁就是赤裸的水泥，不加任何装饰。很多安庆人就在村里的加工厂打工，“被加税”的主体----机工，很多是安庆人。加税行为被部分安庆人理解为向“安庆人”这个外地人群体的剥削行为也不难理解。
据当地人表示，在全国的服装加工类企业中，织里镇给打工者开出的工资是很高的，“裁缝5,000块起，零工也有三四千，如果夫妻二人一起来打工，每天都有几百块”，算下来，一年600元人民币“机头税”似乎不是一个很难负担的数字。 近两年税费上调频繁
但织里镇个体户营业税从去年的7,000多元人民币上涨到今年的超过10,000元人民币，此次再加“机头税”，上调税率之频繁还是让经营者难以接受。且刚刚考察过温州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结构性减税”的话音刚落，织里所在的湖州吴兴区就逆其言而行，更让业主怀疑政府支持小企业的诚意。
在一些本地人看来，这次“抗税”是毫无道理的“暴民逻辑”。经营服装店的湖州本地人沉先生主动拿出他缴税的税单，上面清晰地列出地方教育、水利建设、印花税等多个税费种类，在“增值税”一项中看到，他的经营总额为43万元人民币，所交增值税为12,900元人民币。
谈到纳税人“购买公共服务”、“无代表不纳税”等理念，沉先生没有太多考虑，只认为“交税是天经地义的，哪有政府不征税”。在沉先生看来，安庆人抗税，是因为他们 “不懂经营，赚不到钱”。至于税收是否应被“用之于民”，沉先生对税务机关展示了宽容的态度，“政府这几年到处搞建设，总要花钱”。织里镇周边的确是一片片新建的土地，开发到中途的建筑工程随处可见。沉先生说，他的这家店雇了9个工人，每人的工资都是4,000块一个月，“上半年还是亏损的，8块钱成本的衣服，9块10块也得卖”。
但经营“荭孩儿服装”的安庆业主对此有着不同的体验。这位老板说，她的这家店每年交上去的税有两三万，一旦交不出税，税务机关就对店面实行停电、强制关门等措施。谈到“抗税”事件，她认为，按当地工人的收入水平，600块不是承受不起，“也不是说不交税”，关键是“去年才开征，今年就翻倍，政府也不和工人商量一下，平时也不管我们，就知道收税”。
织里骚乱持续了三天，本地人与外地人的敌意日渐滋生。应湖州市官方之邀，10月29日下午3点，来自安徽省、安庆市以及安庆市辖多个县城的主要负责人和负责政法系统的十几位官员与在织里的徽籍打工者在织里镇大港宾馆五楼的会议室进行了闭门交流，民间方面，当地的安庆商会、各同乡会与普通打工者闻讯赶来。官方总的意思是希望当地徽商与工人尽快恢复生产，并通报了官方掌握的信息。
会议开得四平八稳，直到领导发言结束后，一位安庆人接过麦克风，向“父母官”反映情况。他说，在大规模的砸车之后，28日晚，织里本地人也组织起来进行自卫，“挨家挨户发钢管，还要签字”，他们的口号是“保护织里，打倒安徽，浙江万岁”，他认为，这样的口号明显是歧视。他的发言打破了官方话语风格，得到满堂掌声。
另一位安徽人说，28日晚，有几家安徽人开的工厂也遭到当地人打砸。其后发言的几位安徽业主纷纷要求“父母官”在织里多留几天，“给我们撑撑腰”，“你们是官，我们是民，民出了事，官当然要管”。
据蒋伊帆指出，“发钢管”确有其事，但并非微博上流传的由当地派出所发放，而是民众自发购买的。织里人组织了一个自卫团体，加入其中的本地业主、居民签字约定在先：在自卫过程中一旦防卫过当，将前来攻击的安庆人打伤，医药费由全体签字的业主、居民共同承担。
长期滞后的社会管理与政府缺席导致在外务工人员一旦出事，既不放心诉诸当地政府，也不方便找到家乡政府，只好依赖当地的同乡会、商会等自发的民间组织。自30日起，织里一些停工的工厂已经开工，但安庆工人仍然战战兢兢，一位业主说，他们要为工人开好了机器，在门口把守，工人才敢开工，“工人受到同乡的威胁恐吓，不敢干活”。“暂住”的外地人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将掩盖在和谐织里表面下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裂痕坦露在外。对这场骚乱的原因，不同身份认同的群体也众说纷纭。织里本地人中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安徽人在织里打工，学到了织里的服装生产技术，也模彷织里，回到家乡办了童装厂，在合肥、阜阳等地都有大规模的童装加工中心。
但这些新兴童装城的竞争力都比不过老牌的织里，于是借这次“加税”的机会把事闹大，让织里乱起来，把生意抢过去。这种被部分网民称为“阴谋论”的说法，在织里本地人中不乏市场。织里产业结构过于单一，而整个服装加工行业又长期依赖劳动密集型的增长方式，周边一些产业结构相近的城镇效彷织里兴办童装中心，引发恶性竞争。
“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身份认同差异，也“离间”着小镇居民。不止一位织里人介绍，“外地人”在这里的待遇算是很好的，这几年招来的年轻工人很多是“80后”、“90后”，“个性强得很，说不干就不干了，招人不容易”，有时为了选到可靠的工人，企业主不得不亲赴安徽招聘，“除工资外，他们还要谈条件的，宿舍有没有空调啊，住的房子怎么样啊，都要谈的”。但在织里打工的河南人和重庆人认为，背井离乡出来打工，当然要谈好生活条件。
被当地人认为优渥的条件并没能让织里的打工者体验到足够的安全感。多位打工者介绍，织里制衣厂的工资多半为半年结算一次，有些资金周转不良的企业可能要一年结算一次，计件付酬，半年或一年后若企业绩效不佳，工资水平也会相应下调。一位来自重庆的“打工妹”说，今年开始，有几个老板“跑掉了”，为他们打工的工人无处讨要工资。
这些打工仔、打工妹极少受过大学教育，很多人初中或高中毕业就远赴浙江打工，下班后的时段里，不安的青春躁动在小镇里酝酿。“没文化，真可怕”，一些本地人这样说。
打工二十载仍拿暂住证
望江协会的何会长算是“资深”打工仔，从1991年来到织里，他在这里已生活了整整20年。站在织里镇大港宾馆的楼顶，他的手向远处的建筑群一挥：“这一片，我刚来的时候都还没有呢。”见证了这个小镇繁荣20载的何会长，直到现在仍是安徽户籍。
更多的打工者就是像他这样的“暂住”人员，没有本地户口，“每年要办两次暂住证”，一位安庆人说，“一张证的工本费就要17块，这里十几万的外来人口，政府光发暂住证就收多少钱啊”。对这些投身进织里建设的外地人来说，“暂住证”这个程序化的东西一年中要两次提醒他们，自己是“外地人”。
异乡人的漂泊与自卑感，加上空洞的业余生活，长期积累成压抑在外地人心中的深重怨气，政府加收“机头税”，恰好提供了冲突的导火线，无处安放的过盛荷尔蒙转化为愤怒的暴力，一些外地人甚至宣称要把本地人赶出织里。一位安庆人甚至说，其实当地老板提供的工资很高，但就是对浙商有“奸诈”的成见。
据湖州市公安局11月2日统计数据，在织里骚乱中，警方共现场带离和抓获293人，其中刑事拘留35人，治安拘留68人。对此次群体性事件，官方一则通稿这样表述：“一外地童装业主因对个别税收代征人员工作方法简单不满，引起少数童装业主滋事，引发童装业主群体上访事件”。骚乱后，当地政府紧急暂停了对童装加工户的征税，因征税而引起冲突的消防协管员也已被解聘。对这种轻描淡写的处理手段，有网民嘲讽为“又把责任嫁祸于临时工”。
尽管安庆市政府与湖州官方联手平息骚乱，努力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但在这场骚乱中官方对媒体的控制仍然很难看到当局解决问题的诚意。
媒体人沉亚川在微博上表示，据他了解，市场化媒体在此事件中派出的记者，无一能顺利完成采访。一些记者受到来自湖州当地与媒体所在省份宣传部门、甚至保密部门的压力与干扰，进入当地采访难度颇大。
很多关注织里的湖州人担心，织里骚乱将会成为当地童装产业由盛转衰的拐点。一位名为“湖州人”的微博用户这样评价：“暴民确有过错，但所有的矛盾的积累，政府负主要责任，特别是现任区、镇主要领导，不懂织里的实际情况，不调查研究，追求短期政绩，仅凭个人意志，无论是中国童装城的建设，还是童装产业园区规划都给织里的稳定和发展留下无法消除的隐患”。
浙江《青年时报》特稿部主任林卿颖在微博上表示，民众的暴力固然要谴责，但官方行为起到了上行下效的作用，湖州出事才正常，“为官不正，为官不仁，为官如痞”。
骚乱几天后，织里已逐渐恢复往日的平静，服装加工厂陆续复工，开着“浙E”的车在街头驶过也不必再提心吊胆。据当地人描述，在骚乱之初，警方曾威胁开枪，也曾与砸车的“暴民”有过正面冲突，但最终保持了克制。其后几天里，警察们露天吃饭、打地铺休息，迫使“打游击战”的“暴民”也销声匿迹，织里人因此很感谢警察，自发送去饮料表示慰问。
很多对中国税收政策不满的网民对这次“抗税”行动表示支持，但谴责抗税行动中的暴力行为。在这场以流血为代价的暴力冲突中，公民理性正在艰难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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