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广，即北京、上海、广州，中国生活成本高企的三个重镇，仿佛就在昨天遭遇各地打工仔的撤离，转眼间中国大陆的社会舆论已在惊叹“逃返北上广”。一场纵贯南北的逃返，一本字字力透中国官场百态的《中县干部》，将地方职场中交织的层层关系网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面对猛于虎的拼爹浪潮，青春无处安放的打工仔们成了无奈的“夹心层”，进退维艰。“逃离”与“逃返”之间，到底暗含着怎样的社会隐忧？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逃返青年，终究能不能走出关系网的藩篱迎来春天？在官场阴云的笼罩下，所有的猜测都如同雾里看花。
家乡山水依旧人事已非
古有猛于虎的苛政，今有甚于斯的拼爹。一度甚嚣尘上的逃离北上广运动，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大批青年打工仔卷土重来纷纷逃返北上广。
为什么逃回北上广？众说纷纭。根据某网的调查数据显示，排名前三的原因分别是：裙带主义泛滥、拼爹游戏盛行以及“吸血”的房子。2009年，带着对大城市的向往，许珂从河南来到北京，加入北漂行列，“最艰苦的时候，我住过8个人一间的床位”，许珂说，“一个月工资2,800多元，交了房租，就只剩下生活费了。”虽然任职于国企，但属于基层职位，没有编制和户口。即便如此，许珂仍坚持了一年多。2011年，迫于压力和父母的要求，许珂决定逃离北京，在家乡通过关系找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可没过多久，许珂选择了再次北上。“家乡的生活一成不变，白天上班，晚上应酬”，许珂无奈地说，“进单位后，各种各样的人情网，好多东西都不公开、不透明，你若是想要单凭能力向上爬是很难的。”
和许珂同样遭际的还有2006年北上的刘小海。通信工程专业毕业的他，起初在北京一家电话局做客服，每月工资和加班费加起来只有2,000多元，所以不得不蜷缩于物业闲置的一个地下室房间以节省开销。“北京消费太高，省着又省着地花，每个月也只能剩下两三百块钱。”小刘说，因为手头拮据，都不能给女朋友该有的浪漫，没有玫瑰和电影，最后不得已只好分手。2009年，听闻国家调整房地产政策，再加上行业市场一度低迷，他决计回家乡拼搏。没想到，家乡并非自己想象中的避风港，很多在北京遇到的问题，如工资、房子、交通等，回家后同样不可避免。小刘坦言：“回家后就一个感觉，我现在是一个网络管理员，一辈子就是一个网络管理员，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曾几何时，大批如小许和小刘一样怀抱梦想打拼在北上广的青年，经过大城市的快节奏生活和高成本压力的洗刷后，终向现实低头，打道回“府”。原本以为，回归属于二三线城市的家乡，便可以逃离高房价和高生活费的折磨，过上安稳安逸的生活。不料想，这些中小城市的职场已经变成权势场，关系网星罗棋布，讲人情拼关系尤甚，甚至没有官爹权娘，没有利益的人脉就没有发展前途。见识了“山高皇帝远”的“小城故事”后，家乡山水依旧人事已非的现实击破了众多返家游子的“桃园梦“。所以，他们最终决定再度背起行囊逃回北上广，只为求得一个相对公平清新的生存环境。
“逃离”与“逃回”，仅一字之差，却诠释了一种人生心态的嬗变以及理想折服于现实的无奈。
自“萝卜招聘”（所谓“萝卜招聘”，指的是为特定对象“量身定做”的招聘条件，该对象基本上是“官二代”或“富二代”，即使意欲招入的对象质量不堪，也能通过条件设计使之毫无悬念地被“选入”。）进入公众视野后，福建屏南、江苏句容、浙江上虞、安徽巢湖等地事业单位频现此类事件。打个比方，某机构招聘商业总经理，条件是年轻貌美兼姓郭，若还有竞争者，再限定必须有以炒股发家的妈和出手阔绰的“干爹”。“萝卜招聘”不止于公务员招聘，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早已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工程承包、招标采购等，也大量出现此类“筛选术”。那些原本生活在政治相对清明、职场相对公平、社会文明程度相对较高的大城市的年轻人，已经习惯了这种“软环境”，而且通过比较，他们才明白精神式的认可能够压倒金钱上的窘困。这些选择两次“出逃”的青年大多不患寡而患不均，大城市相对平等的机会和各种可能性，催生了相对透明化的竞争场域，同时扩大了生活空间。但这一回潮现象，也侧面折射出了当前基层权力集聚、阶层固化、人才流动封闭等的紧迫现实。
官家子女升迁机会高众两倍
官家子女享绝对优势
近日，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冯军旗借两年在中部某县挂职之机，撰写了一篇长达25万字的博士论文《中县干部》，随即引发了官场至民间的震动。论文以批判的视角和参与式观察的人类学方法，对中县官员自1978年以来的政治生涯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考察研究，赤裸裸地展现了一个县级政府的人员结构、升迁方式和人员内在关系，揭露了中国整个官场运行方式和中国基层政权的“上贡体制”、“买官卖官”以及权力世袭的“政治家族”等恶性政治生态。
根据冯军旗的调研统计，中县副科级以上干部1,000余人，如果以一个家族出“干部”的多少，把政治家族分为“大家族”和“小家族”，即一个家族产生5个以上副科级干部为“大家族”，5个以下、2个以上的为“小家族”，中县竟可以梳理出21个“大家族”和140个“小家族”。冯军旗直言不讳地将中县比作整个中国政治现状的缩影，而所谓中县，既指中部某县，也即“县里的中国”。
除了对现今官场铺天盖地的口水和瞠目结舌的惊叹外，也有媒体指出，《中县干部》有悖于学术伦理，同时引入美国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伦理审查委员会辅以佐证，并呼吁中国建立相关制度规范学术道德。姑且不论此文是否合乎伦理规范，至少透过此文言及的官场生态传递出了不可规避的信号----表面上风平浪静的中国官场实则暗流汹涌，“政治家族”的权力垄断和无节制扩张已然为中国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埋下了恶果。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官场乱象的形成绝非一朝一夕，回归常态也不可能一蹴而就。“麦可思----中国2009届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项目组对50万大学毕业生的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工子女未就业比例远远高于管理阶层子女，而且工资待遇明显处于劣势。
无独有偶，中国社科院一份名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研究报告也指明，父辈具有社会资本的人比一般人更易于成为干部，在父亲受教育程度这个自变量固定的情况下，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倍多。
其实，权力“世袭化”只是官场乱象的一个解剖面，在扩充权钱阶层势力的同时，严重阻碍了社会底层人群向上流动的通道。而官场的另一个解剖面，体现在部分官员在其位不谋其政上，致使本该用来限制权力的权力，成了滋生各种权钱色交易的温床。从喊出“我爸是李刚”公然藐视个体生命的“官二代”，到官员利用职权潜规则女下属之流，再到见缝插针以权谋私之辈，无一不是中国官场恶性“肿瘤”扩散带来的必然“产物”。权力会奴化一切，包括人之成为人的唯一资本。
难解的《圣经》符咒
《圣经•新约》的“马太福音”章节中有一则寓言：“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社会学家基于此引申出“马太效应”，用以描述社会生活领域中普遍存在的两级分化现象。在中国基层官场中，马太效应如同难解的符咒，惩治腐败年年提却不见起色，权归于民月月说政治家族仍急剧膨胀，官场吃喝风气日日止反盛极一时。对于挣扎在社会底层毫无权钱关系可借力的青年来说，这道符咒的力量成了不可承受之重。
而对于那些处庙堂之高的官员来说，自有为官哲学和处事之道。广受争议的电视剧《蜗居》中宋思明的一段台词，对官场关系网的解释可谓鞭辟入里----“关系这个东西啊，你就得常动。越动就越牵扯不清，越牵扯不清就烂在锅里。要总是能分得清你我他，就生分了。每一次，你都得花时间去摆平，要的就是经常欠，欠多了也就不愁了，他替你办一件是办，办十件还是办。等办到最后，他一见你就头疼，那你就赢了，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与其说这是艺术化了的现实写照，毋宁说是现实借艺术之名对官场生态的有力揭露。在权力分化严重的今天，那些无权无钱疏通关系的底层人群，连进入权力“高压锅”的机会都很难获得，更谈何烂在锅里？中国从古至今的发展，早已形成了坚若磐石的官场既定规则，起于地域差异的资源分配不均，等及社会阶层断裂逐渐凸显出来，在中小城市这种官场规则尤为明显。《中县干部》里的中县，就是一面锃亮锃明的镜子。
曾担任过美国开国元勋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私人秘书的爱尔兰政治理论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认为，一定量的权力，必然以某种名义存在于社团中，存在一些人的手中，权力越大，滥用起来就越危险。中国当前基层权力的不均等化和家族化，已然成了众矢之的。《人民日报》曾发表名为《社会底层人群向上流动面临困难》的文章，直指权力垄断乱象、阶层固化等官场顽疾，并建言通过改革户籍制度、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打破就业壁垒、营造有利于向上流动的社会环境和氛围等措施，让每个人，特别是年轻人都能有一个“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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