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邓小平“南巡讲话”20周年之际，美国汉学家傅高义发表数篇力挺邓小平丰功伟绩的文章，他认为，邓小平的历史地位被低估了，并将中国完成最基本变革的功劳归于邓小平。同时大胆论断：邓小平如若“复活”，必定对现在的中国很满意。
1992年邓小平退居幕后之时，就已完成了150年来中国历任领导者都未能达成的使命。在完成这一使命的过程中，邓小平成为了“管理者”，中国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毛时代遗留的诸多问题，也在改革开放的“催促”下得以纾解。
但邓小平的丰功伟绩不是仅凭其一人之力就能一蹴而就的，中国传统的博大精深，中国社会的广度和多样性、当时国际组织的性质、全球体系和环境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极富创造力却难免墨守成规的人民共同促成了邓小平时代的改革。所以，任何将邓小平神化为“先知”或是“圣人”的言辞，大都是架空历史积淀而停留在言语层面上的造次行为。人物一旦脱离当时的社会境态而存在，本身就失去了现实的指导意义。
不可否认的是，邓小平变革初期确实面临了诸多棘手的困难和问题：国家封闭、排斥全新的思考方式，文革中曾受抨击的人们与抨击者之间存在巨大的裂痕，民众对帝国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充满敌意，城镇居民与农村移民之间的矛盾等。在这些矛盾和问题的策动下，再加上一个开放世界贸易体系和运作良好的执政党和政府，邓小平顺利完成了“三起三落”后的交接。
回归到主题上来，如若邓小平“复活”，面对当前经济迅猛发展的中国，会作何感想不难想象。在刚刚过去的2011年，中国有近5000名县处级以上官员被查处，其中移送司法机关的近千人。邓小平在任期间，主张对重要腐败案件不留情面坚决严惩，这一恶风恶行却并未随着改革的顺利推进而得以改善。中国官场的“权钱色”交易，早已是各级官员规定工资之外最有效的增收渠道。
此外，中国民众的幸福感较之于改革初期确实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开始变得非比往常。这与邓小平强有力的领导人角色有着切不断的关联。比如废除人民公社，鼓励联产承包责任制，客观公正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等。没有这些大刀阔斧的改革，中国很难如此快速成长起来。
近日，中共官媒发表数篇督促美国改革开放的评论员文章，引发各界学者广泛讨论。有竖起拇指赞同的，也有吐口水说中国多管闲事的。此前不久，颇具号召力的车手兼作家韩寒在博客中，也接连发表数篇博文，谈改革、论民主、求自由。姑且不论美国是否需要改革，单从中国民众对改革的敏感度来看，就不难看出，敢于并善于把握机遇进行合理改革的国家，才是有活力且能激发无限潜能的现代化国家。而邓小平之所以为后人推崇，关键在于，当中国尚处于温饱边缘之时，他有魄力不遗余力地进行改革。
当下，对邓小平的评断褒贬不一，斥责的主因是轰动一时的六四事件。其实，诸多事实证明，对于那些被历史贴上英雄标签的人物，人们总喜欢以“揭秘”的形式来“加工”。如同一直以来都顶着伟人关会鲜有瑕疵的周恩来，随着逝世周年日的到来，各种以“诋毁”其形象为主要目的的秘事纷纷见诸网络论坛。邓小平也不例外。
所以，邓小平的“复活”，并不是为了印证自己当初改革的实效有多少，这些需要更长的时间和更多的实践去检验。中国呈现给世界的姿态，也并非是邓小平一开始就设计好的图景。换言之，邓小平眼里的中国，多半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子，因为那个时代对未来的中国并没有一个清晰完整的设计。邓小平也只是在亦步亦趋“摸着石头过河”，如其能重见今日中国之概貌，满意甚或哀叹，也不过是参照历史想象所生发出的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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