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沛理/香港前卫生署署长陈冯富珍以中国代表身份当选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是一件值得我们骄傲，还是应该让我们觉得惭愧的事？
本来身为中国人，对中国的事，好的应当充分欣赏，坏的也应尽量宽容。陈冯富珍在中国「尽一切力量」的支持下，成为史上第一个主政联合国组织的华人，我们应当高兴。然而做中国人之难，做中国人之凄凉，往往在于有时你要爱国而爱不进去。只要你睁开眼睛，最喜气洋洋的场面也会看出背影的萧条；只要你张开耳朵，最激昂的歌颂也会听到历史的哭泣。
陈冯富珍当选，充满命运的出人意表与历史的反讽。十年前若有人预言一个来自香港的官员会帮中国缔造历史，世人必会认定此人为前政务司长陈方安生。回归前，陈方安生是香港政坛的明星、国际传媒眼中的「香港良心」；而陈冯富珍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公务员。回归后，陈方安生既与首任特首董建华不和，又得不到中央的信任，结果只能退至政坛的边陲制造政治噪音。反而貌不惊人、政绩不彰的陈冯富珍却受中央青睐，终于攀上事业的高峰，甚至名垂青史。人生的峰回路转，大抵如此。然而陈冯富珍当选，不仅关系个人的得失，也涉及国家的荣辱。
北京当局由一九七一年取得联合国席位，到二零零六年终于有代表出任联合国组织的领导，三十五年来由在国际社会上备受孤立到今日的举足轻重，其过程之迂回曲折，足以写一部令人动容的强国崛起血泪史。讽刺的是，中国今日能够吐气扬眉，完成她多年来未完成的壮志，竟是得力于一个英国训练出来的前殖民地官员。在这个意义上，陈冯富珍是彰显萨伊德(Edward Said)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学说的不足的一个活生生例子。
东方主义的后殖民理论的一个基本假设，是越界(border crossing)的不可能：你不是殖民者(colonialist)，就是被殖民者(the colonized)；而殖民者永远是压迫者，被殖民者永远是被压迫者。陈冯富珍的例子，证明了在国家的层次，当被殖民者摆脱了殖民统治，她可以怎样将殖民者的资源（包括其训练的人才）收编挪用，以达其反殖民以外的其他目的；而在个人的层次，被殖民者也可以将自己「重新创造」(reinvent)，在殖民地主人撤退后，摇身一变成为为祖国建功立业的爱国者。关于这一种后殖民的越界现象，任教于美国维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的史学家 Maya Jasanoff在其新作《帝国边缘》(Edge of Empire: Lives, Culture, and Conquest in the East, 1750-1850)有非常充分的论述。
当然，中国政府够胆押注在陈冯富珍身上，深信她不会「过河拆桥」，是因为对她的服从性有绝对信心。的确，历史证明，香港公务员最擅长的就是遵命。这也是陈冯富珍当选令人寝食不安的原因：中国在公报禽流感及「非典」疫情被千夫所指之后，全力支持陈冯富珍，当然是希望「朝上有人好做官」。如果陈冯富珍连这一点都不明白，那么在政治舞台上她就是太天真了。
于是，一个惯于封锁消息、支配媒体、动辄将公众利益列为国家机密的大国，全力支持一个将殖民者与祖国一视同仁视之为主子的公务员；这不是典型的为物质利益而牺牲精神价值的浮士德交易(Faustian deal)吗？本来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假设受嫌人是无辜的（即普通法所谓的benefit of the doubt)，但世卫总干事的职位太重要，过去的事实是中国作为致命传染病的源头的机会太大，我们有权在这件事情上多疑一点。美国电脑公司英特尔 (Intel)的创办人安迪·格鲁夫(Andy Grove)在《狂想者生》(Only The Paranoid Survive)一书中强调，在竞争激烈的电脑市场上，只有最多疑，甚至有点偏执狂的公司才可以生存。在公共卫生的领域又何尝不是如此？
事已至此，我们只有希望陈冯富珍能够展现她的道德勇气与专业尊严来做好世卫总干事一职，而中国亦会明白何为阿当·史密斯所谓的「明智的自利」 (enlightened self-interest)；再不会隐瞒疫情、走入自我封闭的绝境。这样陈冯富珍当选，就真的是令人额手称庆的事。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爱国，就爱得理直气壮，才算是靠得住的爱。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