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哪方便说王蒙这座大山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到目前为止还是没人能够攀越的，包括前两任作协主席茅盾和巴金，巴金80多岁当任，而王蒙才70出头，身体健康，作品叠出，怎么说也是当之无愧，开时感到纳闷，也就释然了.王蒙无论是自愿不当还是没当上，应该是幸事。自荐我的一篇旧作，或许博友不认为我对王蒙的评价是痴人说梦。
王蒙山（散文）
徐
72 年在乌鲁木齐南郊五七干校“就学”的王蒙在去呼图壁雀儿沟林区伐木的时候，干校同窗指着天山山脉上的一座山峰说，翻过那座山就是伊犁地区新源县，当时正是靠“对伊犁的回忆和怀念来激发自己生活信心和热情”的王蒙甚至想爬上那座山然后闭上眼从山上翻下去。身处逆境的王蒙久久凝视着其实是无法翻越的那座大山，想着山那边他和妻子生活了八年的伊犁。据说，他在乌鲁木齐要比在伊犁苦闷得多。
三十年后的2002年北京早春的一个周末的下午，在北京东边郊县被燕山山脉余峰环绕的一个小村，深知我的“王蒙情结”的《小说选刊》的一位大姐指着北边的那座山对我说，翻过那座山就是王蒙住的地方了。无意之中，我心中某根琴弦又被拔动了。却想到了当年心情郁闷的王蒙面对那座大山。在这之前我就知道王蒙和他几位好友在北京远郊县买房以图清静。
我高中毕业没有考大学而是去了新疆，那是一九八五年，我几乎跑遍了王蒙在新疆呆过的所有地方，伊犁、巴颜岱（我2000年重去巴颜岱时它虽然还是一个乡，但已和伊宁市融为一体了）、乌鲁木齐、乌拉泊、奇台、喀什……我最初知道王蒙并被他打动的并不是那部陪伴我十五、六年的《淡灰色眼珠----在伊犁》，而是发在 79年的《人民文学》上的短篇《歌神》，当时我还是个孩子，我根本没想到这篇短篇还打动了一位大人物----胡乔木。王蒙在记述胡乔木的文章中说胡对该作“激赏”。八五年新疆自治区三十年大庆，王蒙作为中央代表团团长前去庆贺，我前一天傍晚在新疆玛纳斯林业学校的广播中得知这一消息，夜里便搭一辆便车去乌市。第二天在人山人海的乌鲁木齐大十字广场，只要看到胸前挂着中央代表团字样的红牌的人我的心便一紧，无论男女老少，我都认为会是王蒙，那时候若是真的见到了王蒙，我怀疑我的心非爆炸不可。
我能整段背吟王蒙的作品，但我的作品跟他的风格却完全不同，刊于《钟山》2002年第一期的我的长篇《重复一千遍的谎言》，毕飞宇著文说“故事太复杂了”“太拥挤了”，而王蒙的作品则显然是缺乏“故事”性的，不过在作家社出的长篇《北京往事》，我则生硬加上一些抒情闲笔，诸如“我想起了你，我的朋友”，这句话就是出自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因为加了一些王蒙式的抒情，我则更加珍惜这部由旧作改造的作品，这大概是令人匪夷所思。我写了那么多长篇，却恰恰是《北京往事》让我名利双收。我甚至想抛开我的房地产公司、广告公司，再次专门写作。可已失去了王蒙多次说过的“遥远的迷恋、憧憬、慰藉”，我还能写出我珍惜的作品吗？
王蒙的世故苍桑和隐秘而浓厚的忧伤令我着迷。我大言不惭认为我是世上最了解王蒙的人。在关于“人文精神”的那场讨论中，他用“实用主义”、“经验主义”、甚至“部长后遗症”来代替严肃的意在对事物本质的探究的“本质之争”，当时我就预感到王蒙大势已去，最终也会归属为中国历代杰出文人最后也无法逃遁的修身养性之列，对真理的“经营”，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对真理的扭曲，而对真理的扭曲有时候比对真理的扼杀更有害。当时我当然想不到王蒙选择的“桃花园”就在山的那边。最近王蒙赞助设立“春天文学奖”，这让我想到他的文章“第六十二个春天”，本来王蒙的“春天”和“快乐”里是有一种忧伤的张力的，时间久了，也就真的“春天”和“快乐”了，就象《贫嘴张大民》的作者本来附于张大民的幸福满足里是藏着苦涩的，写着写着突然发现，干嘛还要苦涩呢？结果就真的幸福满足了！老年的王蒙也许是最单纯的王蒙！这是历史的悲哀，则是王蒙的大幸。你可以想象王蒙获诺贝尔文学奖（就对事物的表达能力而言，我认为王蒙可以两次获诺贝尔奖），绝不会想到王蒙会象托尔斯泰那样在83岁的时候离家出走。
我的一种想法对王蒙来说恐怕是有些恶毒了，少年布尔什维克的王蒙在北京街头夹道欢呼当年的志愿军战士时，他肯定不会想到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的敌人不仅来自美国，而且来自他不无深情地记述过的希腊、加拿大、泰国、挪威、荷兰、新西兰、澳大利亚、菲律宾、卢森堡，还有童话之国丹麦。
那一天跟王干喝得烂醉如泥，之所以喝得烂醉如泥是因为我们自始至终都在谈王蒙，他二十八岁时跟王蒙的长篇对话发表后我不止读过一次，我们在谈王蒙时心心相印、激动异常，唯有他把王蒙和鲁迅相提并论遭到我的反对，他说上个世纪文学上有两个伟人，世纪初是鲁迅，世纪未是王蒙，我说这样说绝不是抬高了王蒙，而恰恰是贬低了王蒙。至少在品行上王蒙比鲁迅也要高出许多。王蒙的内心是非常善良的。
此山和彼山，一个属燕山山脉，一个属天山山脉，从地理上说也没有联系，此情和彼情，也没有关联，但我的目光长久留在丽日蓝天下的那座山头，想着山那边的王蒙，被某种情绪所控制而久久不能释怀。
如果我们的“创作村”真能选址于镇罗营乡下营村，没准有一天我真能翻过那座山头。同行的一位编辑老师问村长对面的那座山叫什么名字，村长哑然，在回来的车上，我已给它命名为“王蒙山”。
乞今为止我只见过王蒙一次。那是一九九三年元月六日。在一所文学院。他去给我们讲课。这之后，我曾和当年的女友在他位于东四胡同里的住家前呆过一整个小午，却就是没有勇气或者是不愿意进去。后来他搬来亚运村，而我一直住在亚运村，却从未想过要去见他。我总害怕见了面之后一切就不得要领了。害怕某种类似于神话的情感被不经意地误解。（有一次一位老师无意中跟王蒙说我当年为了他的作品而跑遍新疆，他说这样的人有好多。）我因为珍惜这种“害怕”，所以一直未敢冒然。但我想，我总有一天会翻过那座“王蒙山”的。我要告诉他一个默默无闻的当年的文学青年在他全然不知中和他生发的所有故事。那一年我从新疆回来不久，我父亲因尿毒症而去世，他由肾炎转换成尿毒症很大原因是因为我“不听话”。我跟他讲一百遍王蒙，他也不知道王蒙是谁。可在父亲病重和病危期间，如果没有王蒙 “在伊犁”，没有“鹰谷”，没有“逍遥游”，没有“杂色”，没有王蒙那些苦涩而温暖的短篇和散文，我大概也活不下去了，在南京市中医医院父亲的病榻旁，我整休整休地一遍一遍地读着王蒙，想着我刚刚离开的新疆，并最终缓解了也战胜了自己。大概十年前我就跟作家社的一位编辑说过我要写一篇至少二十万字的“精神自传”《心灵的慰藉》，可至今无法写，我想我肯定会写出我和王蒙的长文。总有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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