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经快要到达美国在19世纪晚期所到达的那种爆发极限：中国要么采取类似于美国的进步议程，接受中产阶级的民主治理，要么遭遇持续的自下而上的革命尝试。
近年来美国的政治言论充满了对中国崛起之威胁与恐惧的反应。2012年1月21日，全球新自由主义的代言人英国《经济学家》周刊用封面文章向人们宣告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崛起”。而杂志封面上的副标题明确告诉人们，中国的发展模式是“新兴世界的新模式”。
美国《世界政治评论》杂志1月30日用题为《中国面临“罗斯福时刻”》撰文对此批驳称，天下无新事，所谓的“中国模式”，并非中国新创。第一个后来居上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是由美国第一任财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于1791年在他的《制造业报告》中提出来的。
汉密尔顿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涵盖整个大陆的共同市场，从而帮助美国崛起成为世界大国。他计划国家强力介入经济发展，确定需要大力发展的行业，使用关税保护和优惠信贷帮助其发展。在乔治·华盛顿的领导下，汉密尔顿毫不讳言他的雄心壮志：早在1774年他就预言，“50年或60年之后，美国将不再需要英国的保护”。
那个时候，全球的自由贸易是靠英国强大的军事力量来保证的。如今，除了没有进行剥削性的殖民活动，美国完全取代了英国的角色，结果是在分布式经济发展方面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进步。
《世界政治评论》的文章称，在这点上，中国几乎也不例外。
邓小平1979年关于中国未来的设想跟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当初的目标异曲同工。对外，中国要采取避免陷入危险处境的外交政策，这跟华盛顿在美国建国之初主张采取的政策非常相似；对内，发展的重点将是城市化、工业化、吸引外资和最大限度增加出口收入，同时采取大量的贸易保护主义做法和工业间谍活动，以扶植有朝一日将主宰全球市场的国内企业。这基本上就是美国在19世纪初的制度，甚至连一党精英统治----这类似于美国早期的“和睦时代”----以及对政治党派主义的强烈反感也如出一辙。
中国的发展历程没有什么神秘可言：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国从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过渡到政府指导的资本主义，现在正在避免进入发展的死胡同----寡头资本主义或家族精英统治。
北京试图通过其“走向世界”的战略开始自我调整，中国最近把重点放在了“本土创新”上。而美国经济模式----在大企业周围围绕着无数的创业者。这一模式的维系必须有高度流动的金融市场和大规模的国内消费，众所周知这些就是中国今后争取实现的目标。
这种模式的重大挑战在于，完全开放的资本主义----即19世纪晚期的美国和20世纪晚期的中国所奉行的制度----会带来严重不平等、环境破坏和无法压制的民粹主义运动。中国目前就面临着这些困难。
目前，中国已经快要到达美国在19世纪晚期所到达的那种爆发极限：中国要么采取类似于美国的进步议程，接受中产阶级的民主治理，要么遭遇持续的自下而上的革命尝试。
文章最后称，与此同时，美国领导层的正确做法是发现和解决我们自身内部的发展挑战，而不是引导选民去关注假想中的与中国的冲突----在中国身上，美国根本找不到急需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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