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共识，说白了就是寻找“核心价值观”，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就是走向更高文明的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还是邓小平那句话，不坚持社会主义只能是死路一条。只有将改革共识回归到执行社会主义路线上，不让社会主义在中国空转，这样方可超越左右，避免文革。
“共识”一词最近流行起来，亚洲共识、博鳌共识、改革共识频见报端。温家宝总理关于银行获利太容易，因少数几大银行处于垄断地位的讲话，又在媒体形成了“破垄断成共识”的话语。中国社会的“共识”要从精英口中发出？这显然是一个伪命题。实际上，改革的共识早就有了，对垄断和权贵的抨击至少10年前就已产生，有共识无行动才是今天问题的要害。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中，让垄断和权贵再飞一会儿，是共识产生不了实际行动的根本原因。自改革开放以来，右派精英在中国政治经济中占了上风，他们打着市场化改革的旗号却由此形成核心产业垄断、权力资源世袭的格局，中国社会产生不少这种特权阶层的符号化人物。作为典型的双重利益既得者，他们的“平民道德档案论”、“攀比不幸福论”、“要公平是臭不要脸论”极具象征性。在摸石头上瘾、已不想过河的特权阶层眼里，只见市场经济，不见社会主义。
更有甚者，讨论社会主义都成为一种敏感事件，我在2011年年初岁尾发表的两篇呼吁回归社会主义的博客被新浪“和谐”了，这个遭遇让我想起胡适1919年7月在《每周评论》撰写的文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那个时代谈主义有掉脑袋的危险。今天的中国社会开明了许多，不可与1919年大变革时代相比，但有一个共性，研究了太多民生的实际问题，执行的结果却事与愿违。“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目标，变成了少数特权阶层获益的现实。“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我们过多地注重了实用，而丢掉了理想（价值观）。这个时候谈主义显然是既得利益者不愿看到的，担心一旦主义靠左行一点，自己手中的“鸭子”飞了。
从历年来的党大会决议和政府五年规划报告来看，中央的方向完全正确。但各职能部委、地方政府在执行道路上跑偏是常态，各种抄近路的急功近利、利益割据、官商勾结的贪赃枉法，构成了中国政治经济的一大特色。
剥离银行不良资产，提高资本充足率，却丢掉了中小企业；住房市场改革，发展商品房，却丢掉了保障房；深化国企改革，工人下岗，却变成了一场体制内的盛宴；高铁项目大干快上，铁路六次大提速，却干掉了平价票；炼油亏损，财政补贴，卖油盈利却不见交还财政。社会主义的国有经济，变成了少数人的经济，国企成了既得利益者的钱夹子。
而在地方，权贵利益高于民众利益。在中国，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曾经风光无限，貌似“强势群体”，在权势面前却又不堪一击：河北孙大午、湖南李途纯、湖北兰世立、江西桂松、浙江吴英、江苏曹军……舆论常常讽刺权势部门出事用“临时工”顶罪，殊不知，自从中国有了权贵阶层，我们都成了这个国家的“临时工”，随时可能被下课和坐进去。
这些改革产生的弊端是当初没预见还是视而不见？
说没预见，那是对邓小平远见卓识的抹杀。他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指出了改革可能产生的问题，“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并在晚年告诫说“分配问题大得很”，“不犯错误不可能，要争取犯得小一点，遇到问题就及时调整。”这让大家完全有理由相信，今天的情况是当权的精英派视而不见、不及时调整的结果。而不调整的理由又是，朝野的精英阶层不能形成“共识”，拖延就成了最好的办法。
社会主义是什么？在世界范围内，这个问题比较好回答。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什么？却很难有可供执行的标准答案，这正是让既得利益者再飞一会儿的操作空间。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后来的领导总结为执政方向上的“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如今，生产力极大发展，消灭贫穷基本实现，本世纪前30到50年经济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也不再是一个梦想，但共同富裕越走越远。
“改革”就成了我们期待公平正义的救命稻草。官员谈改革，学者论改革，民众盼改革，有如此高的改革共识，但我们一直在等“共识”，陷入了“改革难，怪体制；体制僵，怪法制；法制丧，怪民主；民主无，怪改革”的怪圈里。“等待条件成熟，再……”是不改革的应景句式，“等条件成熟”最终成了《等待戈多》的荒诞剧。
我认为，寻找改革共识要“返璞归真”，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回归到宪法规定的社会主义纲领：在经济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政治上坚持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将每年“两会”审议政府报告的议程，调整为对政府施政路线的宪法适应性审查议程，那么，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还会那么容易产生公有经济一头热，其他经济一头冷吗？实体经济不振，还会那么容易怪罪于银行的高利润吗？
在中国，执行是一个相当大的问题。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即便是执行，也是对权贵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普通民众瞪大了眼；对公有经济宽，对其他经济严。整个社会依靠潜规则行事，以此建立的秩序，最终让中国社会形成一个又一个帮派和圈子。这也就是温家宝在两会上说的“政令不出中南海”，更勿论言是而行非了。宪法的白纸黑字都能罔顾，那还有什么事情不会发生？银行那点“垄断利润”又算得了什么？
我们需要检讨的是，在上面提到的那个怪圈里，改革难道不是当权的精英派所掌握的吗？我们何时真正见到过将邓小平所说的“遇到问题就及时调整”的改革提上议事日程？在100万亿银行贷款中，解决60%以上就业的中小企业只获得15万亿，这样的金融体制代表了“三个代表”中的哪个代表？为何我们只在今天才看到银行业的问题，将打破垄断推动成“共识”？“后知后觉”与不执行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精英们在堂皇的宏大叙事中夹带私货，借口左右无共识，不断让权贵再飞一会儿，这恐怕才是真实的情况，恰如孟子所云：“王之不王，非不能也，乃不为也。”
拖延的结果是，公共理性被大量的口水稀释，公共利益在争论中遗失，政府公信力在“等待时机成熟”中越来越不成熟。
现如今，西方在反思资本主义的没落，是继续在野蛮资本主义道路上狂奔，还是走向生态社会主义？我们在反思社会主义如何突围，是继续市场化私有化改革，还是坚持公有制主体不动摇。“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不同的是，我们握有一手好牌，决不能昏了头，杀进资本主义那座旧城。
寻找共识，说白了就是寻找“核心价值观”，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就是走向更高文明的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还是邓小平那句话，不坚持社会主义只能是死路一条。只有将改革共识回归到执行社会主义路线上，不让社会主义在中国空转，这样方可超越左右，避免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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