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温州“7・23”动车事故后，普通民众从历年来历次事故中“被情绪稳定”的安静中暴风骤雨般转变为对铁道部、对政府的强烈的、密集的质疑和批评。包括网络在内的新兴媒体和传统媒体一度不顾宣传部门的禁令表现出集体“造反”的勇气和后来软性对抗的智慧----首先是对事故重大和“低级”难以容忍的愤怒，接着对铁道部救援不力、急于掩埋车体的声讨，再接着是对一点也不独立的独立调查组的嘲讽和痛批。
有网友评论称，“现在国务院成立了事故调查组，可是这个调查组的名单上，都是些什么货色？清一色的官员和技术官僚，个个都是共产党员。这样的调查组，能有什么资格代表‘第三 方’？强奸就强奸，没必要非要戴个套套。看样子，事故的调查，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事件，而非真正意义上的事故调查。很快，根据斗争的结果，祭出某个利益集团的一个代表，又是天下太平，直到下一次事故的发生，再一次群体激愤……”
事故发生后不到一个星期，7月28 日，上海铁路局局长安路生在国务院“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调查组全体会议上说，根据初步掌握的情况分析，事故是由于温州南站信号设备在设计上存在严重缺陷，遭雷击发生故障后，导致本应显示为红灯的区间信号机错误显示为绿灯。他透露，存在设计缺陷的信号设备由北京一家研究设计院设计，2009年9月28日投入使用。
当天，研发了武广高铁、京沪高铁上使用的通信信号系统的北京全路通信信号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通号院）“莫名其妙”的发出道歉信。信中说：“面对惨痛的事故结果，我们一定会根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和铁道部的统一安排和部署，积极配合国家有关部门和铁道部的事故调查工作，敢于承担责任，接受应得的处罚，对有关责任人进行严肃的责任追究处理。”该信落款为7月27日。
敏感的网友马上指出，铁道部在玩丢车保帅这一招，想把责任和压力转嫁到一家公司身上，进而让自己从公众舆论的骂声中脱身。通号院成立于1953年，是通号集团下属全资企业。
似乎对自己主动被要求背这么大的黑锅也心不甘情不愿，仅仅过了几个小时，通号院党委宣传部部长田振辉作为发言人接受了媒体记者的采访时，又否认通号院“为事故负责”。
先道歉后否认负责，本已经让人大跌眼镜了。更有意思的是，这个仅持续25分钟的新闻发布会，爆出诸多如“这个你既然看到了那我就承认了”，召开记者招待会是考虑到记者很辛苦“外面天气太热了”等或一问三不知、或驴唇不对马嘴的经典无厘头台词。
其实何止通号院不愿意承担如此重大的责任，之前铁道部方面说是由于雷击导致停电而引发事故的说法，国家电网也马上出来“辟谣”，称经排查分析发现在事故发生前后，事故路段的火车站供电专线“均未受雷雨天气影响，运行正常。”而全国雷电防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关像石直言“停电说”不可能，他说：“此次事故绝对是人祸！”一下子把皮球踢回给铁道部。
这其中，《明镜》月刊第19期发表的数万字长文当时就用专门的小节来分析官方认定事故责任方中的“猫腻”：
【这里面大有玄机----如果是设备的问题，那完全可以把责任推给已经落马的前铁道部长刘志军身上，因为设备采购和安装测试等都是刘志军任上完成的，那现任部长盛光祖可以逃过一劫，但如果是管理问题导致事故，（现任铁道部长）盛光祖就难辞其咎了。既然刘志军已经是被政府、被人民踩在脚下，被铁道部的同仁们唾弃了，把这个责任推给他倒也是两全其美的事，既能说明政府拿下他的英明决断，也能保住盛光祖等铁道部现有人马的稳定，不至于在刘志军案后，再一次“换帅”。】
文章当时预测称，未来是否会按照这样的思路进展下去，还需要时间来验证。
几个月后，12月28日，官方的调查报告确认，事故造成40人死亡、172人受伤，中断行车32小时35分，直接经济损失19371.65万元，是“一起因列控中心设备存在严重设计缺陷、上道使用审查把关不严、雷击导致设备故障后应急处置不力等因素造成的责任事故。”事故原因是：通号集团所属通号设计院在 LKD2-T1型列控中心设备研发中管理混乱，通号集团作为甬温线通信信号集成总承包商履行职责不力，致使为甬温线温州南站提供的LKD2-T1型列控中心设备存在严重设计缺陷和重大安全隐患。铁道部在LKD2-T1型列控中心设备招投标、技术审查、上道使用等方面违规操作、把关不严，致使其在温州南站上道使用……上海铁路局有关作业人员安全意识不强，在设备故障发生后，未认真正确地履行职责，故障处置工作不得力，未能起到可能避免事故发生或减轻事故损失的作用。
果不其然，主要问题是刘志军在任时的设备引入问题，主要责任也自然丢给了通号院和刘志军，而把管理问题大事化小到“上海铁路局”等地方。责任人包括刘志军和其亲信、铁道部前副总工程师兼运输局局长张曙光（两人负主要责任）等铁路系统人员42人和通号集团系统 1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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