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週刊/中國的政治變革正陷入某種「轉型的陷阱」,看不到強烈變革自身的願望和力量。
那位印度婦女不動聲色地將桌上的咖啡杯收走,對於我們的感謝,她連微笑一下的興趣也沒有。不過這似乎不影響我們的興致,沙發寬大柔軟,空間敞亮安靜,它專供牛津大學聖安東尼學院的教師所用,零散坐著幾位、翻閱著《泰晤士報》與《每日電訊報》的白髮老人,讓我想起了那本《以塞亞·伯林傳》裏描繪的萬靈學院的場景----它適宜知識、傳統、冥想、偏見與濃重的煙霧。
坐在我對面的曾銳生(Steve Tsang)彬彬有禮,感謝不離口,總是為我推門,言行像一個老派的英國紳士。當他說起昔日的香港公務員中,很多人都有「黃色的面孔,而白色的心」時,我下意識問他是否覺得自己也是。「那要看你自己的判斷了」,他跳開這個問題。
「我不能告訴香港人該做這個或做那個」,他已在牛津待了二十五年,自從一九八一年從香港大學畢業來此讀書後,就再也沒有長久的離開,現在是聖安東尼學院的當代中國研究的查良鏞高級研究員,「從前我是香港的一份子,而現在越來越是局外人。」但這不妨礙他寫出了最清晰的香港歷史作品。他在二零零三年出版的《現代香港史》(A Modern History of Hong Kong)試圖尋找的一種述模式,香港既不是英國人眼中遙遠的遠東殖民地,也不是北京所過分強調的受屈辱的歷史的縮影,而是本地的香港人、倫敦與北京的政策、共同創造的歷史。這本書的寫作風格一如他對於香港的心境----冷靜、清晰、富有邏輯,卻拒絕袒露任何個人情感。
香港太向內看的缺陷
「它做得不好,也不壞,它保持了一國兩制」,他這評價回歸中國十年時的香港。令他擔心的是,香港人越來越向內看,他們太想知道北京怎想,中國經濟怎 樣,在他們出現困難時,期待獲得北京的幫助。昔日的香港,卻是一個不斷向外看的城市,它靈活而高效地對全球市場做出反應,當環境變化時,它痛苦卻果斷地調整自身。也只有在這種高度壓力下,才造就出香港令人驚歎的企業家精神,還有什比他們的活力更能保持一個城市的生機呢?香港的地位對於中國正在下降,不是因為它的港口地位日益被上海、深圳追趕與替代,而是因為它未能保持自己一直的獨特性。它本應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催化劑,也是各種新觀念的實驗場,但在過去十年中,這種角色日益淡化。
出人意料的是,在香港之後,他開始談論金庸的小說,顯然不僅因為他佔據著金庸所捐助的教席:「你不應該問我是否讀完了他的小說,而應問我讀了幾遍,他應該得諾貝爾獎。」在我對他的文學鑑賞力稍露懷疑時,他又繼續補充說:「如果你想去了解中國文化大革命,你去讀《笑傲江湖》,如果你想了解中國社會的人際關係,就去讀《鹿鼎記》……這不僅是因為他的書如此受歡迎,還是因為他如此深刻地剖析了中國人與中國社會。」
正如金庸只能出現在香港,香港一直代表了中國社會的特殊性。在今年夏天即將出版的一本書裏,曾銳生還試圖表明,香港那絕佳的政府治理能力由何而來,它既是香港過去五十年中的經濟奇蹟原因之一,也為中國的未來政治組織的運轉提供了某種參照。
此刻,中國的政治變革正陷入某種「轉型的陷阱」。多年的經濟增長和政治改革的相對停滯已經創造了龐大的壟斷性的利益集團,他們佔有著重要的政治、經濟與社會資源。一方面,他們仍舊享受著既有秩序的優勢,沒有意願進行更深入的改革;而另一方面,一旦危機來臨,他們又會變得更謹慎與保守,努力保持現有的秩序……於是,你可以看到中國政府在過去的十年中,一方面它的力量在空前的提高,它變得更強大、更富有,國有企業甚至在市場改革三十年後試圖重新找回經濟生活的制高點,另一方面又在迅速衰落,它在教育、醫療、社會保障體系上乏善可陳。而在社會氣氛中,則出現一種空前的自滿與保守。持續的經濟增長帶來了新傲慢,全球仍在流行著中國熱,中國必將崛起為超級大國的論調四處蔓延。在曾銳生看來,那些將社會變革的希望寄託於零八年奧運會的人顯然是過分樂觀了,它可能也仍符合那個「轉型的陷阱」的模式,在奧運會召開之前,中國政府的當務之急是保持現狀;而北京奧運會必然會是一次成功的盛會,中國將因此而獲得新的自信甚至自滿,而這種自滿則同樣可能轉變成保守力量。
不管對於香港,還是中國大陸,目前似乎都未看到那種試圖強烈地變革自身的願望與力量。坐在聖安東尼學院裏遙遠的觀察與分析一種感受,而生活在這其間則是另一種感受,這種躁動不安的感受總是可以輕易的擊敗曾銳生所代表的那種理性與超然。
許知遠,二零零零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現為《生活》雜誌的聯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時報》中文網的專欄作家。他最近的一本書是《那些憂傷的年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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