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实力派主要指一直在地方省市任职的官员。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社会情况相当复杂。所以，地方省市一级所肩负的不是简单的区域性领导管理职责，实际上相当于一个中型国家的治理。对省级党政主要领导来说，必须要有治国理政的能力和本事。所以这部分官员是中共传统上十分重视的基本力量。
地方实力派“文革”后官场走红：
中共在文革后实行的干部制度改革，打破靠资历升迁的旧规，将有政绩、民众口碑好的地方大员直接升入中央担任重要职位。例如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1977年至1979年任安徽书记，主导了文革结束后最早的农村责任制改革。他凭此政绩一跃成为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农委主任、中共书记处书记。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也因为在四川书记任内于农业上的佳绩，受“要吃粮找紫阳”的名望所载，而升任国务院副总理、总理，步入中央决策层。
虽然，近年中共在官员提拔上尝试多种方式和渠道，但地方经历和业绩仍然是重要标准。目前在62位省及直辖市、自治区书记和省长、市长、主席中，30人一直在地方任职，未有国家、中共中央工作经历。
地方实力派官员特点：
中国进入社会快速而深刻的全面转型阶段，中共面临的社会风险和挑战增加，在日益看重民心的形势下，这类官员的亲民、稳民作用会越来越吃重，成为中央与民沟通的重要依靠。这凸显了中共对自身执政根基的重视。所以省级主要官员的统筹兼顾的本事和处置各种突发风险与意外的能力成为重要特质。
另外，这类官员，大都具有较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态度务实。特别是没有 “权斗”派系靠山的官员，往往表现低调，“埋头苦干”型居多。这类官员多看重政绩及走后在地方“留名”。
这类地方大员一方面人数较多，同时辖区广大，属下官员众多，所以能量很大。通常是中国政坛、官场的重要稳定因素。例如在近期薄熙来高调唱红与汪洋大谈“蛋糕”的对弈中，这类官员基本循规蹈矩，“同中央保持一致”，不参与不添乱，使薄汪只是“各说各话”，政坛未因此而兴风作浪。但同时也由于这类官员的“埋头”与低调，使政坛沉闷，多固守陈规少思想解放之举。
再者，这些地方实力派大员，在地方浸润日久，“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之习难纠，易成为与中央暗抗的势力。也由于他们注重地方政绩，以往政治上的“山头主义”变成经济发展上“地方保守主义”，形成顽疾让中央头痛。而且，这类封疆大吏有权有钱有资源，其中更易滋生腐败现象。近数年，不少地方大员落马亦是旁证。
仕途发展两极：
中共未来核心习近平看重实干，他本人就一直在地方省市任职。此次在陪同美国副总统拜登在四川访问时，他还强调，他以往每年都会到各地基层转转了解情况。他多次在对干部考察的中，要求重视“实干”素质。可见他主政后，“地方实力派”官员仍会是中共重用的势力。例如，在最近的一轮省市官员换届中，中央“空降”减少，主要体现地方大员互换及副省长接任省长、省长接任书记，省内提拔晋位特点明显。
但这种传统的官员晋升途径虽然仍旧被看重，但也面临发展瓶颈。一般认为，由于这类官员无在中央层级的工作经验，经历不完备，少有“新型官员”特性，今后在中国政坛中的比重难有大的提升。如目前经历中央部委到地方省市调换任职的官员中，政治明星居多。这类官员在地方省市大员中占有27人。其中几乎包括了团派大员中的佼佼者，如：汪洋、胡春华、张庆黎、周强。其它包括江派的李鸿忠；太子党成员俞正声、薄熙来。而且，目前，中共中央政治局9常委中5人有中央地方交替任职经历；排除9常委及2名军方将领，政治局中7人有中央地方交替任职经历。现今中国政坛，虽然不能说中央地方交替任职者一定可以一路升迁，但有此经历的官员进入中央决策层的几率相对较高。
因此，地方实力派官员在仕途发展上面临两极：要么是为将来仕途打好基础，要么是在地方保晚节等退休。这里的重要因素就是年龄。依照惯例，地方省市大员65岁应该让位。而中央政治局及常委总共只有二十余人，所以除少数年龄轻、政绩佳的地方实力派官员有发展前途外，其余人较难有良好政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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