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女人陈文茜说，中国的危险不是美日，而是严重而且极端的贫富分化，在我看来，这个陈文茜既不懂中国历史，对于中国社会现实的认识也是隔靴挠痒，中国目前的危险还不是严重而且极端的贫富分化，而是严重而且极端的民族主义思潮。
中国严重和极端的贫富分化开始于改革开放，邓先生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路和几次来源于体制改革的暴富机会以及利益集团的垄断和巧取豪夺，新中国建立之初普遍贫穷基础上的普遍公平被打破，过去严格按照地域、阶层划分的三大差别成了现在的一大差别，就是穷人和富人的差别。而且，这种差别的越来越大有可能点燃中国传统文化心态里的“等贵贱，均贫富”意识，酿成更大的社会动荡和动乱，表面上看，确实如此。但是，在这里，下结论的人忽视了中国人民只有在过不下去日子、走投无路的时候才会起来造反的普遍规律和中国国情。建国以来普遍而成功的意识形态教育，人民昔不如今的感恩心理，具体地说，就是对于万恶的旧社会的概念化、妖魔化描述和跟往昔生活的纵向比较，人民切实地看到了改变、改善和进步，而且将这种改善、改变和进步都归功于现今的统治阶级和利益集团，充满了一种固执而且近于愚昧的感恩态度，这样的社会心态决定了即使贫富分化如何严重，只要人民还能过上一种丰衣足食的日子简单地说有吃有喝不至于饿死和冻死，动荡和动乱将永远是遥遥无期的事情。
而民族主义则是在中国蔓延了上千年的悲情，遥远年代异族侵略、蹂躏埋下的种子，山河破碎、变色的强烈刺激，在鸦片战争之后成了中国的性腺和溃疡，一有风吹草动就开始激昂，具体表现就是一旦遭遇孱弱被欺或者发展、发达的时候就兴奋不已。国耻和耀武扬威的强国梦成了中国民族主义的两条重要线索，缠绕、纠葛在中国人的现实生活里，一面是火焰一面是海水，一面是悲情一面是激情，一方面是中国可以说不的轻薄意淫，一方面是大国崛起的一相情愿，却很少有理性来引导、把握，更多的是成了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利用的工具。普通的人民没有觉悟，政治家却把民族主义情绪作为了专权工具和统治砝码；于是中国更多的时候竟然成了一个心眼极小的大个子，敏感、易怒、刻薄、脆弱，既特别自卑又特别自尊，既崇洋媚外又极端尖锐、强烈地抗拒着来自外部世界的一切影响；而这种病态的民族主义情绪其实极端有害，因为它是有很强烈的破坏性的，这种破坏性在虚弱的时候会成为一种激励和上进的力量，而一旦强大到能够崛起的程度，则极有可能成为世界和人类的灾难，因为这个时候民族的悲情会成为通过爱国主义彰现出来的强烈的报复和复仇意识，二战时候德国的崛起和成为战争元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极端民族主义作祟的结果。
通观最近二十年来中国发展的轨迹，可以说已经达到了一百多年的最高潮。一个有趣而且可悲的现象和现实是，国民的素质却并没有随着国家的发展和国力的增强发展和增强，相反，倒越来越呈现出一种倒退、复辟和反动的趋势。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下，中国的危险绝对是严重而且极端的民族主义思潮，而不是严重而且极端的贫富分化，中国的知识界和当权者必须清醒而极其冷静地认识到这一点，并且防止由此可能带给自己的毁灭以及给世界和人类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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