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在何文田爱民邨公屋的的姚太，最近尴尬地向亲朋举债。原来，家中的老大和老二，2012年暑假同时升读了香港专业教育学院（IVE），交了一期学费后，第二期没钱付。
姚太一家是香港典型的公屋户，老大是“末代”香港高级程度会考生，老二是新的香港中学文凭试“白老鼠”，二人同时面对“升大”问题，又不幸未能考上，只能读学费昂贵的IVE高级文凭课程，家庭负担就很重了。
本来港府有提供贷款，但审批手续严格及麻烦，老大正因为赶不及呈上资料，就没法拿到“政府钱”资助学费。老大去年曾跟同学一起参加激进民主派“人民力量”的示威活动，因为，他们不但不满特首梁振英领导的政府的施政，也“仇富二代”。原来，他的学校内有不少成绩比他差的同学，但因为家中有钱，可以到外国留学。
“富二代”资源太丰富
香港教育学院最近公布的一项调查发现，在2011年，生活于全香港最富有一成家庭的青年(19至20岁)，入读大学的比率（48.2%），是处于贫穷线下家庭青年（13%）的3.7倍。这个差距，较20年前的1.2倍，已显著扩大。
事实上，港人近年不但“仇商”、“仇富”，更发展至“仇富二代”。“富二代”不但拥有更多的经济、学习资源，近年也开始“子承父业”接过父亲的政治资产。
教院亚洲及政策研究学系副系主任周基利说，他是根据香港政府统计处提供的1991和2011年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分析、比较和研究，得出这项发现。在2011年，生活于全香港最富有一成家庭的青年(19至20岁)，入读大学的比率（48.2%），是处于贫穷线下家庭青年（13%）的3.7倍，这个差距，较20年前的1.2倍，已显著扩大。
周基利形容有关差距是不能接受的，批评港府过去对贫穷学童支持不足。而研究同时发现，父亲有较高学历、拥有自置居所及来自完整家庭的青年，他们在入读大学机会上也享有较大优势，且优势有扩大迹像。
周基利指出，反映香港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由1991年的0.476，升至2012年的0.537。反映问题正日趋严重。他说，“公平的教育制度过去一直是香港改善阶层流动的有效途径。但社会过往忽视对贫穷儿童的支持，导致教育未能发挥应有的脱贫功用。”
香港教育趋于“贵族化”
另一方面，周基利担心，近年越来越多中学名校转型直资，学费门坎相对较高，令不少清贫学生却步。他说，香港的教育“贵族化”，会影响阶层流动，进一步加剧香港的贫富悬殊问题。他指出，过去香港曾有不同团体就有关问题提出不同意见，例如提供足够的奖学金或学费减免机会、增加清贫学生入读的直资学校的机会等。
港府己将制订扶贫政策的责任，交由扶贫委员会负责，并计划今年内订出“贫穷线”。多位立法会议均批评这个进度太慢，要求港府应动用外汇基金的投资收益扶贫。
穷学生得不到相同发展机会
香港的清贫学生不但在学习上得不到跟“富二代”公平的待遇，在政治上的发展机会更难相比。
早前北京公布的新一届中国全国政协名单之中，有近三分一获委任的港人都是新面孔，当中不少是“富”二代。
其中包括，商界元老方润华之子方文雄、远东发展集团主席邱德根之子邱达昌、嘉里集团董事长郭鹤年之子郭孔丞等。
至于“制衣大王”陈元巨之子陈仲尼，虽然去年底在港区中国全国人大选举中落选，但这次以中国全国青联副主席的身分成为政协之一。福建社团“大老” 施子清的“接班人”是儿子施荣怀；“新界王”刘皇发也有儿子刘业强当上政协；观澜湖前主席朱树豪的儿子、现任观澜湖主席朱鼎健同样跻身政协之列。
值得注意的是，在最后一刻才“转庄”支持梁振英当特首的新世界集团，其创办人郑裕彤的长子郑家纯、及女婿杜惠恺，同时获委任为政协。在广东的“两会”中，也不乏香港的“富二代”，包括东亚银行李民桥、新鸿基地产郭基辉等，足见香港的“富二代”有绝佳的“上位”优势。香港政务司长林郑月娥在回应清穷学生难以“向上流”时指出，应适当提供机会、引导和支持，这样对年青人的成长，起积极和正面作用。
她承认，香港有31万青年劳动人口，月入中位数只有8,500港元。不过，同时有部分行业如老人护理、升降机及汽车维修等欠缺生力军。
林郑月娥呼吁香港年青人要改变传统观念，以免出现职业错配。她说，扶贫委员会将集合学校及志愿组织、商界及政府三方，为弱势社群的年青人，提供更到位的教育、就业及培训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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