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制改革最终黯然收场，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在民主宪政难以实现的情况下，习近平不如做强人，这可在一定程度上规范社会准则，可在绝对权力的棍棒下让老百姓深恶痛绝的事情少一些。这样，在经济一体化为标志的全球化浪潮中，在那些有殉道精神的社会精英的推动下，有可能花费最短的时间却迎来中国社会的深刻巨变。
国务院大部制改革雷声大，雨点小，最终黯然收场，并不意外。要在既得利益者身上割肉，闭着眼睛瞎想，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只有洞察到人性之恶，并且居然已经成为社会时尚的残酷现实，仅此一点，你就能够在瞬间判明这样的问题。在各种利益纠缠在一起的情况下，连大部制这样的改革都困难重重，举步维艰，那么，人们期待多年的政治民主化改革，自然更是遥不可及的事了。
现在读了几天书的中国人，十之八九都知道中国的病害在什么地方，但如何突破利益集团格局，妙手回春，摘取病源，却分歧很大，不免南辕北辙。有些朋友把希望寄托在中华传统文化上，这是极不靠谱的。如果传统文化果真像他们宣讲的那样神奇，中国早就成为一等上国而取代了美国的地位，不至于沦落到一抓政治，人们就挨饿，一抓经济，人们就堕落。有些朋友向往那“火红的年代”，想用“继续革命”的理论来拯救社会，自然不用多讲，那是别有用心。想搞政治投机的司马南、孔庆东、张宏良之流，难道不是这样的人吗？有些朋友想用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来倒逼政府，从而实现民主宪政，但几十年过去了，这种想法我觉得越来越不切实际。中产阶级有可能成为变革社会的力量，可中国社会严重地两极分化，权贵集团明目张胆地施行淫威，在如此重大打击下，中国到底有多少中产阶级呢？何况，按照中国历史的经验看，中间派历来是靠不住的。
中国的大中资产阶级已经十分强大了，本来可以指望他们转变观念，为了保护攫取的巨大社会财富，将社会带入法治化，又由法治化将政治演变为民主化，但这份良好的愿望现在已经化成泡影，因为一条可怕的“黑洞”彻底封死了这种路径。据海外媒体报道，中国的移民狂潮潮愈演愈烈，主要去向是政治稳定、法制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发达的民主国家；仅习近平扛起反腐大旗的这几个月来，至少就有1万亿美元的财富流失海外。因此，中国最让人揪心的问题很明显了，就是狡兔三窟的权贵们脚踏两只船，进可攻，退可守，灵活自如，应对如流。由于没了无后顾之忧，他们自然把中国视为掠夺财富的矿山，视为发泄野性的猎场。
有人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此话一点不假。时光流转，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十三亿人民的命运，现在居然捏在在中国享有高官厚禄的外国人手中。有媒体称，上届政协、人代会分别有超过七成和五成的双重国籍的人参加（这一届不知道）。从面相上看，他们都不是当年的西方传教士，也不是印度的佛陀，他们的所作所为值得让人怀疑。
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试图达到对中国人民的统治；如今那些和我们一样文化背景，一样皮肤血色，且又不为大众所知的洋鬼子，居然不费一枪一弹，就达到了统治中国的目的，使中国实实在在地变成他们的殖民地，这难道不是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奇耻大辱，难道不是神州大地的咄咄怪事？告诉大家，只要这条口子敞开，中国的宪政梦、民主梦永远不会实现，因为这是中华文明发展的死穴。
当下，中国亟需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广大民众的觉醒。只要民众摆脱世俗观念与僵化思维，一个个觉醒起来，就能够产生惊天动地的力量，就能够把死寂的中国从污泥的深坑中拉出来。
时不我待，怎样迅捷而有效地启蒙民众呢？这就寄希望于那些敢于担当的弄潮儿，利用各种为我所用的媒体（特别是互联网），用殉道的勇气和精神，去宣示真理，揭露黑暗，让崇高的理想与道德占据国民的灵魂，让人类的良知与理性重塑国民的品格。为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我们恳求那些饱读经典、事业有成的社会精英，毅然决然地放弃利益的诱惑，捍卫宪法的权威，积极推动人民权力意识的建立，进而“向青草更深处漫溯”。如果这样的人都沉默不语，任由社会负效应膨胀、发展，休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了，就是不让中国社会出现大的动荡也难上加难。当然，那些居于庙堂之上者，我相信他们都不是自私自利、缺乏良知的人，他们的呼声与呐喊格外重要，他们的所作所为有可能起到扭转乾坤的作用。道阻且长，我们也希望体制内出现新的气象。中共建国六十多年，从组织上看经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毛泽东是大独裁者，整个中国是他家的试验田。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独裁者有可能在较短的时期内，能够充分调动一切资源，从而成就一番伟业，譬如苏联的斯大林。但不幸的是中国偏在这种制度下，遇到了一位浪漫得毫无分寸的人，将战争胜利所带来的声威，在他所追求的歪理学说中消耗殆尽，使中国失去了向前猛然一跃的机会。这种折腾，谁都受其困，因而他死后国家的改弦易辙就成了必然的选择。
滑稽的是到现在我们还要假惺惺地打着他的旗帜，来照顾那些脑残人的情绪。在以“猫论”而著称的“改革开放设计师”的指引下，中国实现了常委集体领导制，这无疑是中国社会的一大进步，但这一制度的弊端也显而易见的。对谁而言，社会稳定是共同的诉求，可偏偏在这种制度下，各个利益集团总是从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不断地制造混乱、暴力与罪恶，反过来又耗费比军费还要多的金钱来维持稳定。这种制度也很容易形成利益集团的固化，容易造成各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甚至是对抗，从而直接威胁国家的安危。即使这种制度过渡自然，衔接紧密，社会不发生大的变故，也不能阻止社会肌体不断溃烂的事实。这不是一个好信号，如此发展下去，就像癌细胞扩散一样，社会失去任何修复功能。我们暂且把这种困境，就叫做“软烂”吧。因此，在中国这种背景之下，政治强人出现，或许并不是最坏的一种选择。当然，这是假定不发生毛式胡作非为前提下的一种权宜之计。
其实我们很矛盾，在民主宪政目标难以实现的情况下，与其漫无边际地等待，不如树立起一个强人政治。强人政治可在一定程度上规范社会准则，可在绝对权力的棍棒下让老百姓深恶痛绝的事情少一些。这样，在经济一体化为标志的全球化浪潮中，在那些有殉道精神的社会精英的推动下，有可能花费最短的时间却迎来中国社会的深刻巨变。我们知道台湾、韩国都是这样演变的。为了这一天，我们有必要冒险。因为任何人都不希望法国大革命的场景出现，也不希望中国社会就在浓浓雾霾中“软烂”下去吧，直至无药可救，彻底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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