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学的未来

语文学 Vs 超语文学20世纪中叶以后，语文学于西方学界的境遇和影响力每况愈下，逐渐走下了学术神坛。语文学开始被人认为是一种机械、守旧的学问，不但枯燥乏味，事倍功半，而且对于人生也毫无价值和意义可言。导致语文学于世界范围内衰落的原因，细究起来有很多，除了区域研究的兴起是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外，新理论范式、新思想的流行，特别是以解构为标志的后现代主义的兴盛，无疑也给语文学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十分致命的打击。语文学家们不管有多么的优秀，也都难以摆脱时代政治、社会和思想的影响和束缚，任何细致的文本分析和客观的意义阐释或也终难抵达语文学实践之究竟，完美地揭示文本的真实意义。所以，语文学的魅力和权威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登场而不断受到质疑和挑战，终于成为明日黄花（aging lady philology），不再辉煌。

可是，当红丽人般的后现代文艺理论（Lady Theory）如火如荼地发展着的20世纪80年代，西方文学界却开始频频有人发出“回归语文学”（The Return to Philology）的呼吁，让语文学这个在当代社会几乎被遗忘了的词汇重新回到了人文思想界的视野之中。从近现代人文科学学术史的角度来看，“语言学”和“文学研究”本来就是以语言和文本为研究对象的语文学的最直接的传人。语文学是一门带着人文和历史关怀来研究人类语言和文献的准科学，它既有科学理性的一面，同时也离不开推测的维度。进入20世纪之后，语文学开始裂变为语言学和文学研究（比较文学）两大各自独立的学科，前者向更加科学的方向发展，而后者则越来越朝着人文和历史研究的方向进步。随着语言学和文学研究这两个学科的发展和成熟，语文学便渐渐在学术体制内消失了。可是，语言学不断增长的科学性和技术性，使它渐渐失去了学科的人文性质。而文学研究则因过分强调阐释的力量，不再给文本以应有的地位，逐渐沦为一门没有学术聚焦点的、无所不包的人文学科，且日渐远离科学理性，与精准、严密的文本语文学形成强烈的对照。这大概就是为何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时常会有文学界的大佬们，如保罗·德曼和爱德华·W. 萨义德（Edward W. Said, 1935—2003）等，站出来呼吁文学研究要“回归语文学”的重要原因。

萨义德“东方主义”（Orientalism）理论之父萨义德先生在去世前不久所作的一次题为《回归语文学》演讲中开宗明义：“语文学于二十一世纪之初差不多是与人文科学相关的所有学术分支中最不时髦、最不性感、最不现代的，同时也是最不可能在有关人文科学对于生命的重要意义的讨论中出现的。”（见本书中爱德华·萨义德： 《回归语文学》，第328—346页）

可是，他又认为当下的文学研究学科已经失去了明确的主题和发展方向，文学批评中充满了不着边际的大话或者行话，很多不过是作者们“职业性的自我迷恋”（professional self-absorption）和“轻率的政治性的装腔作势”（facile political posturing），讨论的又都是诸如“广大的权力结构”（vast structure of power）一类的宏大叙事。而导致文学研究失去其焦点的主要原因是职业训练中语文学的衰落和缺失。而没有了语文学的文学批评，则无异于一种披着职业外衣的避苦趋乐的本能行为〔或曰“快乐原则的职业形式”（the professional form of the pleasure principle）〕，只有悔罪式地回归语文学，作为学术的文学研究方可获得新的整合，以重归正道。

保罗·德曼保罗·德曼是早于萨义德的一位北美著名文艺理论家、耶鲁解构学派的灵魂人物，他曾针对当时美国文学教学和研究界对以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1930—2004）的解构主义为代表的流行文学理论的激烈批评做出了的回应，率先发表了题为《回归语文学》的文章，提出了“在实践中转向理论即出现为对语文学的回归”（见本书中保罗·德曼： 《回归语文学》，第322—327页；关于保罗·德曼倡导的“回归语文学”或“对理论的抵抗”等一系列结构主义理论讨论亦见沈卫荣： 《文学研究的理论转向与语文学的回归——评保罗德曼的〈重回语文学〉》，《回归语文学》第一章，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鲜明地倡导一种全新的、升华的语文学形式。德曼和萨义德对“回归语文学”的呼吁，促使许多几乎没有在意过语文学的人开始关注语文学。斯坦福大学的比较文学大家汉斯·乌尔里希·贡布莱希特（Hans Ulrich Gumbrecht）也发表了一部题为《语文学的力量： 文本学术的活力》的著作（汉斯·乌尔里希·贡布莱希特： 《语文学的力量： 文本学术的活力》[The Powers of Philology： Dynamics of Textual Scholarship]，乌尔巴纳与芝加哥： 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2003年），不但呼吁人文学术，特别是比较文学研究要回归语文学，而且还对语文学的学术方法做了简要的介绍。这几位著名文学研究大家对回归语文学的呼吁或给人以这样的错觉，即正当结构主义理论为标志的文艺批评甚嚣尘上之时，北美文学研究领域依然对语文学有着强烈的兴趣和一种较之过去不同的理解。

前述已经提到，早在1988年，当时还很年轻的哈佛大学中世纪拉丁语文学助理教授茨奥科夫斯基先生受德曼《回归语文学》一文的感召，在哈佛大学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发起组织了一次题为“何谓语文学”的学术讨论会。逾二百余人参与了这次会议，会后出版了《论语文学》一书，汇集了十二位发言人及其回应者对语文学及其与古典研究、文学研究、文艺理论、女性研究等学科的关系的看法，篇幅虽然短小，但寓意深远。在《论语文学》一书的导言中，茨奥科夫斯基说明组织这次会议的初衷是想让在不同科系中的教师们来检验自身对语文学的认知，并以语文学的方式去分析语文学，从而试图寻找语文学的真相，包括不同学科对“语文学”这一词汇的最早和后续的应用、语文学和阐释学在圣典研究中的不同、语文学与语言学的关系，以及语文学在文学批评中的位置等（参见本书收录的《论语文学》一书的导言： 扬·茨奥科夫斯基： 《何谓语文学？——导论》，第46—56页）。茨奥科夫斯基意图从语文学的历史中去打破人们对这一学问的刻板印象，他与多位古典学家一起，强调语文学之于当代任何一个涉及文本、文献的人文学科的基础作用。然而，从会议的成果来看，此次讨论似乎是语文学与理论二者在文学研究与教学中的“权力”较量的战场。对此，茨奥科夫斯基感到十分疑惑，认为我们不能将自身的专业割裂为两个层面，一层完全专注于概念上的问题，一层完全投入文本与技术工作，希望在某些理论的解构意图和语文学普遍的重构工程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遗憾的是，在此以后的近二十年时间内，这样的一条中间道路显然并没有被找见。

2005年，已经是哈佛大学讲座教授的茨奥科夫斯基先生发表了一篇题为《超语文学》的长篇书评（“Metaphilology”，载于《英语与日耳曼语文学集刊》[Journal of English and Germanic Philology]2005年第104期第2辑，第239—272页），同时对贡布莱希特的《语文学的力量： 文本学术的活力》和另一位美国著名的比较文学研究大家、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文理学院院长塞思·雷厄（Seth Lerer）的《错误与学术自我： 从中世纪到现代的学术想象》（Error and the Academic Self： The Scholarly Imagination, Medieval to Modern，纽约：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2年）

这两部著作提出了十分尖锐的批评。茨奥科夫斯基毫不顾惜这二位学术同行的情面，对这两本语文学著作表现出了明显的不满，甚至不屑；他不厌其烦地在书中挑各种错漏，对作者的学术态度和学术水准提出了犀利的批评。从这篇书评中，我们不但可以看出茨奥科夫斯基先生自己对语文学的执着和坚守，而且也能看出他对当下学术因背离语文学传统而有失水准的痛心。

汉斯·乌尔里希·贡布莱希特：《语文学的力量： 文本学术的活力》首先，茨奥科夫斯基毫不含糊地批评贡布莱希特的《语文学的力量》一书或是“有关语文学的著作中最不语文学的一种”，它的范围和做派或可以“超语文学”“泛语文学”“假语文学”和“伪语文学”等等名称来界定，但绝不是正宗的语文学（此书的导言部分被收录于本书，见贡布莱希特： 《何谓语文学的力量？》，第57—62页）。它更像是一种“philo-blogging”，即“热爱—写博客”的网文类作品。尽管这本书的主题是讨论语文学的核心实践，即如何收集、整理（编辑）、评注、历史化和教学文本等，但尽是些泛泛之论，浅尝辄止，没有提供足够的实例可以引导读者去深入了解语文学的具体做法。而书中对所诠概念定义的模糊和不一致、写作手法的随意和不规范、援引资料的片面和不准确等等，无一不都正好走向了语文学的对立面。为了说明这本书在语文学意义上的不学术和不严肃性，茨奥科夫斯基列举了书中由于不严谨而造成的种种错误，指出在结集出版中亦未对原已发表的文章中出现的明显错误进行修改等等不专业、不认真的学术态度。

茨奥科夫斯基觉得，贡布莱希特虽然著作等身，但更像是一名公知，本没有能力和资格写作一部有关语文学的著作，更没有必要出版这样一本已经重复发表多次的小书，他完全不应该“趁热点”而写作这样一本以“语文学”标题的著作来误导读者对语文学的认知。因此，贡布莱希特和德曼一样，他们在意的不是语文学，而是一种似龙而非龙的“超语文学”。茨奥科夫斯基在他的这篇书评中，即以挑拣语文学错误的方式——一种传统语文学的实践——指出贡布莱希特这本著作的非语文学性质。

塞思·雷厄：《错误与学术自我： 从中世纪到现代的学术想象》茨奥科夫斯基评论的第二部作品雷厄的《错误与学术自我： 从中世纪到现代的学术想象》探讨的是文学研究的职业化与界定错误之间的共生关系，讨论了强调批判和正确的学术写作风格是如何和为何如此发展起来的，并指出这个问题的答案应当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语文学中，特别是在错误中去寻找。在导论开篇，雷厄说道：我不认为我已经出版的任何东西中有哪一种是没有一个错误的。各种打字错误悄悄地混杂在里面，逃过了校对。错误的引文和错误的翻译拒绝接受改正；有时事实和判断看起来差不多是故意地要与实际的证据和被普遍接受的观念相违背。所以，去找出这样的错误看来是读者们的责任。为出版者〔服务〕的评审者们，和他们之后的图书评论人等，经常带着善意开始得很好，但赞扬很快散落为〔一地鸡毛〕，成为对学问的卖弄，最终的报告和评阅书常常就是对〔书中〕错乱的句子和短语的罗列。

显然，这段带着几分自嘲的开场白本来是雷厄用来抵御批评的新战略，可是，它不但没有堵住茨奥科夫斯基的大嘴巴，反而引来了异常猛烈的批判。

在这个号称“作者已死”的后结构主义时代，每本著作都像是一个独立自主的生命体，意义有自己的意志，对错也有自己的逻辑，人文科学也无法像自然科学那样用实验来证明它能否再生或重现；但是，茨奥科夫斯基坚持认为避免错误和找出错误依然是作者，而不是读者的责任，学术著作常以别人的著作为依据，所以在恰当的地方作者必须准确地标明其观点的依据和出处，以便读者能够验证这些说法是否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关于“作者已死”对传统语文学文本研究的影响参见李婵娜： 《从被遗忘的卡尔·拉赫曼谈起： 我们为什么必须回归语文学》，载于《文汇报》2019年8月2日第W12版，“文汇学人·书评”，第1—5页）。作者不应该将读者的赞扬释为“善意”，将批评斥为“卖弄学问”。茨奥科夫斯基对《错误与学术自我》中随处可见的打字错误、引文错误、翻译错误，以及各种与实际的证据和被普遍接受的观念相违背的事实与判断等等，都挑选出典型的例子，对它们做了细致，乃至琐碎的说明和纠正，指出雷厄的书中出现了足够多有意的、无意的，严重的和次要的错误，足以令人对他书中表述的那些最引人注目的观点的可靠性产生十分严重的怀疑。

不论是对德曼“新语文学”的批评，还是对继承发扬这一理念的贡布莱希特和想跳跃出基础语文学的雷厄的揭穿，孜孜不倦于拉丁语文学实践的茨奥科夫斯基对挂着语文学的羊头、却卖着文艺理论的狗肉，企图在新文化的冲击下再拾文艺理论之往日辉煌的这些理论家们，难抑心中的怒火。他慧眼独具，看出隐藏在这一波“超语文学”浪潮背后的一个事实是： 语言文学在与电影、音乐等相应的人文学专业的对比中逐渐失去了重要性，而相较于社会科学和工科专业，人文学科又在整体地急速衰退。因此，语言文学的教授们感到被边缘化了，不像从前一样受到尊重了。于是，这些文学理论家们开始将“语文学”这一身份作为一根救命的稻草，大声疾呼“回归语文学”其实更像是一场后现代的表演，而非对作为人文科学基石的语文学对于当下学术和教育之发展和进步的意义有深切的理解。

茨奥科夫斯基：《超语文学》从《超语文学》这篇精彩的书评中可以看出，茨奥科夫斯基擅长的主要是通过分析语言的形式、结构、语法来讨索其词义，以达到正确理解文本意义的狭义语文学研究工作。当然，一位优秀的语文学家绝对不是没有思想、不懂哲学，只会故弄玄虚、卖弄学问的书呆子，读过《超语文学》这篇书评的人，大概没有人会把茨奥科夫斯基当作是雷厄笔下那种注定会遭受作者〔和读者们〕嫌弃的“pedantry”（卖弄学问的书呆子）。相反，语文学家身上散发出的博学、精致、执着和脱俗的气质，则正是“学术魅力”（academic charisma）之所在。而贡布莱希特出版于2003年的《语文学的力量》，是极少数标题中直接使用“语文学”这一名称的学术著作，在当时各种后现代理论于西方文化研究领域内甚嚣尘上，各种天马行空式的文本解释法和各种高深莫测、不知所云的学术行话层出不穷，令人目眩神迷、无所适从之时，贡布莱希特对语文学的公开倡导，对收集、编辑、评注和历史化及教学文本等语文学的核心实践的解释，至少使差不多已被人遗忘了的语文学重新回到了大众学界的视野之中。

人们常常将语文学的衰落归诸语文学家无法将语文学哲学化，没有能力将他们所做学问的意义提升到哲学的高度，故以文艺理论家称闻于世的贡布莱希特给语文学正名，给一门被世人看扁了的古董式学问从哲学的高度赋予其当代的学术和思想意义，并没有把它当作一部可以用来训练自己语文学技能的书。然而，正如茨奥科夫斯基所示，《语文学的力量》在很多方面直接与语文学背道而驰，这对他所倡导的语文学无疑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如今，我们习惯于将语文学与哲学、语文学与理论绝对地对立起来，但是，一种哲学或者一种理论，如果完全经不起语文学的实证检验，那么，它怎能值得人们相信？它的力量从何而来呢？早在19世纪早期，德国著名哲学家、语文学家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 1772—1829）就曾经这样说过：“语文学家应该像语文学家一样做哲学的研究，而哲学家应该把哲学也应用于语文学。”（Der Philolog soll 〔als solcher〕 philosophiren, der Philosoph soll Philosophie auch auf die Philologie anwenden）

（转引自伊恩·巴福尔（Ian Balfour）： 《语文学的哲学与阅读的危机》，载于《语文学及其历史》，肖恩·古尔德（Sean Gurd）编：“古典记忆/现代身份系列”丛书，俄亥俄州立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92—212页）

语文学与哲学本应当相辅相成，而不是相互对立或者排斥。

施莱格尔茨奥科夫斯基指出《错误与学术自我》中出现的林林总总的语文学的错误，这自然不是有意要吹毛求疵，同样也不是为了要全盘否定雷厄这本书的学术成就和价值。严肃的学术批评的意义是为了让学术变得更好，所以有必要告诉读者做好学术是多么的不易。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对于历史小说，则以为博考文献、言必有据者，纵使有人讥为‘教授小说’，其实是很难组织之作。”（鲁迅： 《故事新编： 序言》，文化生活出版社，民国36年，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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