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学的未来

通常，一个佛教文本的精校本和它的译注本的完成，就表明一部合格的语文学著作的诞生，欧洲早期的佛学研究著作绝大部分属于这一类作品。可是，一位优秀的佛教语文学家，通常也是一位杰出的佛教哲学家、思想家，他们从事佛教语文学研究的目的不仅仅是从文献学的角度来厘定文本，而且还要从哲学史和思想史的角度来诠释文本，所以，他们常常会在精细地厘定和忠实地翻译文本的基础之上，再花一番被称为“高等批评”（higher criticism）的语文学工夫，即对文本的作者、成书背景、流传和被接受的历史等作进一步的探究，从对文本的分析、对勘中构建这个文本形成、传播的历史，再通过对文本的释读和分析，对文本的微言大义作出哲学的和思想的分析和阐发。或者从对文本的分析、对勘中构建这个文本形成、传播的历史（history through textual criticism）。分析和解释文本的思想和意义，也是语文学实践的核心内容，即如波洛克给语文学的所做的一个最新定义是“一门让文本产生意义的学问”（对此做法的首次归纳讨论见沈卫荣： 《说不尽的语文学》，载于《光明日报》2019年8月31日，第9版）

。因此，相比波洛克去除“印度性”的流畅的英文翻译，一部专业的语文学翻译著作也许往往并不具备较高的可读性，它要求与原文对应的精准性很难被当下阅读的理论臆测化约。

在同一种古代语言文献研究中比较，较之波洛克的《何谓梵语语文学？》，牛津大学南亚语文学家艾莱克斯·桑德森（Alex Sanderson）对梵文密教典籍的研究却展现了截然不同的学科路径，而后者才被认为是优秀的欧亚语文学代表作品（艾莱克斯·桑德森： 《从湿婆教[Śaivism]、五夜崇拜[Pāñcarātra]和佛教瑜伽续[Yoginītantra]的文本对勘中构建历史》，弗朗索瓦·格力莫[François Grimal]编： 《来源与时间》，巴黎： 彭迪彻里法国研究所，法国远东研究学院，2001年，第1—47页）。同样是对梵文历史文献的处理，波洛克提出了可否在梵语文学传统中找到某些古代印度语文学实践的理论，他从文学史的案例中，从思想史的角度探讨印度先哲处理、阐释文本的不同方式；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桑德森通过对南亚古代宗教文献的广泛、细致的比较研究，重新考察了密教起源的历史。显而易见，虽然二者均从当下我们的关注立场出发，即解开我们欲想了解的古老过去的面貌，但波洛克带着当下的问题回到了思想史中，他一再地强调印度本土历史上对于文献文本阅读不同的方式，带领我们回到了一种传统主义；而桑德森则采用了“通过文本的对勘、分析来构建历史”的方法，他对密典中出现的大量平行的段落进行同定、对勘和分析，揭示了这些文本互相间的连接及其相互引用的先后顺序，为建立起这些宗教传统的相对可靠的年代学顺序提供证据，最终建构起了这三种南亚的宗教传统形成、发展及其相互关系的历史脉络（关于语文学进一步在印度学、西藏学与佛教研究中的应用参见沈卫荣： 《文本的形成与历史叙事的建构——语文学与藏传佛教史研究》，《回归语文学》第四章，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25—172页）。如果说，波洛克通过文化的广度对比拓展了我们认知思维的局限性，那么，桑德森则是通过对文化深度的挖掘撬动了我们知识领域的广度。语文学之于前者是阅读对不同历史传统的回归，而对于19世纪已降的传统欧亚语文学而言，语文学将阅读导向了“科学的”历史文化研究。

《回归语文学》，沈卫荣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348页，58.00元对于语文学的讨论，我们最终又回到了认知模式的问题，或者说诠释学的问题。任何与文字打交道的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赋予其意义，但对于历史文化研究者来说，特别是在处理那些与我们不论时间还是空间距离更远的文本、文献时，我们的第一步无疑是需要一个正确的解读。比起担心语文学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迂腐，比如在一个貌似无关紧要的词汇上无休止地纠结，不如更加警惕和反省那些急于充当文本证据的、服务于理论范式的“凭直觉与自信”所作的文本阐释。例如，在极大程度上依靠文本研究的佛教学界，有一种声音认为北美学者是差劲的语文学家，他们鲜有使用原始文本资料，或这些材料被人以无知、夸张和轻浮的方式对待，以用于支持过分宽泛且目的可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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