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学的未来

小说尚且如此，更何况学术呢？语文学研究，要做到十分的彻底和究竟，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使命，需要一代代的学者们前赴后继的努力。

茨奥科夫斯基于《超语文学》的最后说：在一个节骨眼上，当许多学术出版机构无法遵循过去的常规，为书稿的初审和后期编辑做很多的时候，不管我们将我们自己称为语文学家、比较学家、文学批评家、文艺理论家、文化史家、中世纪研究学者，还是任何其他什么东西，且不说是对语文学的回归，只要我们能够承诺将开始重新小心谨慎地对待学术，那么，一切都还会不错。也许别人会觉得我还有这样的信念是过时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了，但是我还是要把它说出来： 只有对言语、事实和观念等同样地显示出我们的关心，方才对得起我们自己，对得起学问的分类和我们表述的思想，最终也是最重要的，是对得起文学。假如我们必须“重新语文学化”语言和文学研究，那么，我们就应该在这个范围内开始做。不管我们正在做语文学还是超语文学，让我们热爱语文（let us love the logos）。

诚哉斯言！“热爱语文”是语文学的本质，也是人文科学实践的核心。

未来语文学和世界语文学尽管说清“语文学”本身在西方学术史和概念史中的定义和意义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课题，任何学术实践要完全符合语文学于其长期的发展历史中所形成的一整套学术规范和达到它所期待的学术水准，实在是一件十分不容易做到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确信的是，“热爱语文”的精神与其衍生出来的学术实践根植于世界每一个文明及其学术的历史中。近年来，又有一批受过很好的语文学训练，然而对学术史、思想史有着浓厚兴趣的专业语文学学者，携手一些对语文学于近代人文学术研究历史中的意义和价值有过深入探讨的思想史、哲学史家们，开始高调重提回归和复兴语文学这个话题，探索世界各种宗教、文化和学科、学术背境中的不同的语文学传统，试图构建出一幅“世界语文学”的历史全景图。他们分门别类地讨论当代人文学术研究各个学科与语文学的关系，并再次将语文学提升到人文科学研究之最基本的学术形式的高度，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即是近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初版的论文集——《世界语文学》（本书中收录翻译其中关于欧洲人文主义、梵语语文、伊斯兰《古兰经》语文与文学诗歌研究的四篇文章）。

这部论文集的主编之一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南亚、印度学教授谢尔顿·波洛克先生，他是当今国际学界对语文学最卓越和最有影响力的推手。在《世界语文学》的导言中，波洛克先生强调今天的语文学学科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人类文明将首次进入一个没有语文学的时代。“语文学已经在如今‘学术大产业链’中被置于最末端”，当诸多附属学科——文学史、文学批评、比较文学、语言学——在20世纪上半叶逐渐脱离语文学时，学科之间的界限，不论是在制度上，还是在思维上，都被僵化了。尽管语文学的历史本身展示它曾经是一门多么综合的学问，但是，在目前高校教育与人文学术中，语文学的综合性已被肢解，而且它被刻板印象化为一种与理论对立的东西。因此，不论是从西方文明的历史进程来探索，还是从世界不同文明现象中去打破术语困境，“世界语文学”的提议则是试图通过多样性的展示来把语文学塑造为一个统一的全球知识领域（a unitary global field of knowledge）

（见谢尔顿·波洛克等编： 《世界语文学·导言》，第22页）。

谢尔顿·波洛克、本杰明·艾尔曼、张谷铭编： 《世界语文学》诚然，通过对不同文化中的语文学现象和实践的对比发现，西方从古希腊罗马传统中发展而来的语文学的定义并非能够适用和囊括世界其他文明中的各具特色的文本传统，例如阿拉伯文化中的“ṣinā‛ at al-adab”（文学艺术）、中国晚清时期的“考证学”、日本近代早期的“kokugaku”（国故、国学）等等；然而，这些非西方文化传统中表现出来处理文本的方式，其中有关注语法问题的、有处理写本历史和印刷本来源的，还有对比校正不同读本和思考阐释问题的等等，均应该是我们理解的语文学的组成部分。“世界语文学”的构想无疑想通过对世界文学史、思想史的研究，在当下全球高等教育体系中，为作为一门独立和完整的学科的语文学，构建其成立的理论基础。

虽然，“世界语文学”与世界学术史上的语文学息息相关，但不得不说，对“世界语文学”的建构和设计更多是为创造一种推动“未来语文学”发展的新的学术理论和学术范式，它们与德曼和萨义德等人早年提出的“回归语文学”的呼吁可谓异曲同工。

（“未来语文学： 重访文本学术的经典”[Zukunftsphilologie： Revisiting the Cannons of Textual Scholarship]是由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主办、创建于2010年的跨学科论坛项目，专门支持全世界范围内语文学与文本学术史的批判研究，旨在重审欧洲中心主义与殖民主义的范式[官网： https：//www.zukunftsphilologie.de]。2016年，项目启动了专有期刊《语文学的相遇》，目前已出版5期。本书中收录有多篇出自此期刊的文章。关于该项目的缘起与构想详见创刊号文章： 伊斯兰·达耶[Islam Dayeh]： 《世界语文学的潜力》[“The Potential of World Philology”]，载于《语文学的相遇》2016年第1期，第396—418页。）

如前所述，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受德曼的启发而讨论“何谓语文学”，并开始寻找一条能兼顾思想概念与文本处理技术的中间道路，不幸的是，在波洛克先生等构建的这个世界语文学图景中，我们似乎依然见不到这条中间道路的正确轨迹。

“未来语文学”项目波洛克重建“未来语文学”的计划在他近年接连发表的语文学“三部曲”中得到了最鼓舞人心的说明，这三部曲分别是： 《未来语文学？一个硬世界中的软科学之命运》《语文学的三个维度》和《语文学与自由》。在《未来语文学？》一文中，他系统阐释了自己立志让语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一门软科学重新回到世界人文学术之中心位置的雄心壮志。他对语文学进行了哲学化的提升，精心设计了一整套“未来语文学”的理想。不但要把语文学从全球性的衰亡中拯救出来，而且更要对这门古老的学术传统给以革命性的改造，使它成为21世纪世界性大学中的一门具有独立学科地位的显学（见本书中谢尔顿·波洛克： 《未来语文学？一个硬世界中的软科学之命运》，第394—426页；关于此篇文章的进一步探讨可参见沈卫荣： 《语文学、东方主义和“未来语文学”》，《回归语文学》第二章，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63—124页）

。接下来，波洛克又在《语文学的三个维度》一文中为语文学提供了一个具有创新意义的、广泛的定义，他说语文学是“一门让文本产生意义的学科”，即把语文学当作一门解读和诠释文本的学问；同时，他认为语文学及其研究应该具有三个层面的展现： 文本的创生（“历史的层面”）、文本的接受传统（“传统的层面”）以及文本对于语文学家自身的意义（“当下的层面”）。语文学家若要真正读懂一个文本，并能说明白它的意义，就必须同时兼顾这个文本于这三个不同层面上所产生的所有意义（见本书中谢尔顿·波洛克： 《语文学的三个维度》，第427—443页）。而《语文学与自由》则把这个语文学重建计划推向了一个理论巅峰，波洛克哲学式地探讨了语文学的历史、理论与伦理观三者的关系，提出了语文学学科范式的新定义，指出语文学的“主要议题在于使文本产生意义，其鲜明的理论概念在于给予解释，而其独到的研究方法则包括以文本对勘、修辞学以及诠释学等各种形式进行的文本分析”；同时，波洛克还指出我们之所以需要维护语文学，只是因为我们需要维护在语文学影响下所培养的核心价值观——致力于追求真理、人类团结以及批判性自我意识。重新定义语文学旨在帮助语文学自我解放，而确定核心价值，是为了促使我们理解语文学如何能够解放作为学者及公民的我们（见本书中谢尔顿·波洛克： 《语文学与自由》，第444—464页）。波洛克大胆的理论创新、开阔的思维与卓越的远见无疑给语文学家及其爱好者们以极大的鼓舞，正如他所宣称的那样，对语文学定义的拓展是在新的人文学术环境下重新确定语文学的核心价值。兴许通过这样的调整与解放，我们在哲学与语文学、思想与技术之间可以找到一条中间道路。

谢尔顿·波洛克有意思的是，作为一名南亚梵语文学研究——一门于近代西方语文学实践中学术标准达到了极致的东方学学科——的教授，波洛克并未以任何应用于古典学科的大陆语文学实践案例去复兴这门高技艺、高智识的“硬科学”。在他的一系列专业作品中，波洛克一致地带着理论的观照在不同时期的梵文文献中勾勒自己关心的图景，他的研究大概依然应该归属于以理论为基点，叙述阐释为论点的北美文学研究的主流大军（波洛克在最新对一部印度大诗研究新作的书评中又提出了“大小语文学”的概念，他显然更加关注的是古代印度研究的视角与理论发展，见谢尔顿·波洛克： 《大小语文学》，载于《南亚、非洲与中东比较研究》2018年第38期，第一辑；波洛克的著作均可通过其个人官方网站查询： www.sheldonpollock.org），其专业研究的基本方法并没有传统欧洲语文学的复杂和精致。他以研究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专业出道，在执业初期翻译了《阿逾陀篇》和《森林篇》，其英文翻译之流畅体现了梵文诗歌节奏，去除了陌生古老的梵文术语所带来的阅读障碍，为英语读者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可读的和忠实原文的读本（罗伯特·P. 古德曼[Robert P. Goldman]编、谢尔顿·波洛克译： 《跋弥的〈罗摩衍那〉： 一部古代印度的史诗》卷二&卷三，新泽西：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6年&1991年）。在这部专著中，波洛克强调罗摩在文学叙述中复杂的本质，提出需将作品与同体的天神当作一个文学创作的整体进行阅读，从而提出了在印度史诗中体现的一种神授君权（divine kingship）的理论（对《森林卷》的书评参见理查德·H. 戴维斯[Richard H. Davis]，载于《亚洲研究集刊》1994年第53期第一辑，第263—264页）。这样的研究理路在其收录在《世界语文学》中的文章《何谓梵语语文学？》中仍然体现得淋漓尽致。因此，当波洛克在大谈语文学学科理论时，许多欧洲语文学的同行，特别是他的欧洲印度学同行们并不以为然。波洛克曾经发表过一篇题为《深度东方主义》的文章，揭露和批判德国印度学家对印欧语系和雅利安人的构建所做的贡献，尖锐地谴责他们是德国纳粹法西斯主义的帮凶。

（参见谢尔顿·波洛克： 《深度东方主义？关于梵文与超越国王的权力》[“Deep Orientalism? Notes on Sanskrit and Power Beyond the Raj”]，《东方主义与后殖民困境： 来自南亚的视角》[Orientalism and the Postcolonial Predicament： Perspectives on South Asia]，第76—133页。相关讨论可参见沈卫荣： 《语文学、东方主义与“未来语文学”》。）

对于这样的批判，显然德国的印度学家们难以接受，所以他们也同样难以接受波洛克宣扬的语文学理论，他们觉得虽然语文学曾被波洛克批得一钱不值，但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语文学，更搞不明白波洛克为何又要他们重回语文学，也不知道他要他们回到哪个语文学中去？

（参见尤根·哈能德尔[Jürgen Hanneder]： 《未来语文学： 下一个方法〔时尚〕？》[“’Zukunftsphilologie’ oder die nächste M〔eth〕ode]，《德国东方学会期刊》[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en]2013年第163辑第1期，第159—172页。）

谢尔顿·波洛克译： 《跋弥的〈罗摩衍那〉： 一部古代印度的史诗》卷二作为人文科学研究之基本方法的语文学实践尽管波洛克对语文学的倡导和宣传非常鼓舞人心，他的博学和雄辩不但使语文学重新回到世界学术视野中，而且也给本来被认为是保守、琐碎的语文学赋予了思想和理论的意义，但是，他要让语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一门软科学重新回到世界人文学术之中心位置的雄心壮志是注定难以实现的。如前所述，语文学本来曾经是所有人文科学的起源和代名词，在文学、历史、哲学（神学、宗教学）等学科建立成为人文科学研究的主要分支学科之后，语文学总体代表人文科学研究的时代就已告结束。现代人文科学研究的标志是它必须是一种语文学的和历史学的研究，因此，长期以来语文学依然是文史哲等人文学科研究的基本学术方法。波洛克将语文学宽泛地定义为“一门让文本产生意义的学科”，这看似想要人们重新回到语文学总括所有人文科学研究的那个黄金时代。今天流传到我们手中的文本，其内容无所不包，它们可以涉及语言、文学、历史、哲学、宗教、思想等所有人文，甚至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所有学术领域，所以，作为“一门让文本产生意义的学科”的语文学应当囊括所有的人文和社科学术领域，这势必要超越波洛克要把作为“人文之书的语言”的语文学，和“作为自然之书的语言”的数学一样，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重新回到当代国际性大学的学术建制之中的野心。

平心而论，要让当下已经划分得如此明确和精细的人文科学研究重新回到文史哲不分家的语文学时代，这显然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即使是近二十年来学界不断积极倡导的跨学科研究，它也与语文学的学术精神和学术方法没有任何实际的关联，它并不是鼓励用语文学来整合整个人文科学研究。所以，要把语文学建设成为像自然科学中的数学一样的一门独立的人文科学学科，这似乎也很难实现。因为我们难以界定语文学这门学科的具体的学习和研究对象，我们无法把所有有可能的文本作为一门特定学科的研究对象。使人文学术回归语文学的一条最好、最可行的途径，应当是要号召人文学者们将语文学同时作为文学、历史、哲学（思想、宗教）研究的最基本的学术方法。只有这样，文史哲等学科之间才能获得有机的整合，我们倡导的跨学科研究也能够在人文学术研究中首先得到实现，而语文学则因此而可以真正返回世界人文科学研究的中心位置。我们都应该相信哈佛大学拜占庭学研究大家伊霍尔·谢维森科（Ihor Ševčenko， 1922—2009）教授曾经说过的那段话，即使在今天，语文学依然主要是由“设定和解释流传到我们手中的文本所构成的。它是一个很狭窄的东西，但离开了它，任何其他研究都是不可能的”（转引自扬·茨奥科夫斯基： 《何谓语文学？——导论》，见本书中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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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人文科学研究中，坚持语文学为最基本的方法，我们或可以目前依然将语文学作为岿然不动的学术主流的印藏佛学研究为例略作说明。于印藏佛学研究领域出现了许多位现象级的语文学家，他们通过对梵、藏文佛教文献的整理、译注而对印藏佛学所作的精湛研究已把语文学实践的方法和效益发挥到了极致。有人说语文学是一门于流亡中成长的学问，一种语言、一个文本距今的空间距离越遥远、年代愈久长、文化越隔膜、文本越残破，就越要求语文学最大程度地到场。或正因为如此，对古典梵、藏文佛教文献的研究，已成为当下西方语文学研究中一个特别令人瞩目的领域，其语文学实践的标准已经达到了一个令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国际印藏佛教语文学研究的标准做法大致如此： 选择一部前人尚未发现、注意或者研究过的梵文佛教文本，尽可能地收集到它现存的所有不同的传〔抄〕本，先将其中一个最早或者最完好的本子逐字逐句的照录，以此为基础对众多传抄本进行十分细致的对勘，即释读、比较、编辑，由此整理出一个既能汇集各种传〔抄〕本又能显示它们之异同的精校本。在这个精校本中，语文学家要对文本中的用字、音读、语法、修辞、逻辑和上下联系等做仔细的考量，并依此对这个文本做出基本的释读；然后通过对文本所传达的意义的推敲，再参照相应的藏文译本及其释论等，对文本中出现的各种文字的差异做出当如何取舍的解释和建议。紧接着，严格按照原文的文字、结构和意义，将这个文本翻译成现代语文，并根据与这个文本相关的其他一手的文本和二手的前期研究成果等所能提供的资料，对这个文本中出现的所有经、续、论、赞颂、仪轨，以及各种名物制度的名称等，于脚注中尽可能多地举证相应的资料，并对它们做出详细的分析和解释。值得注意的是，语文学作品中字典般的脚注信息并不比亚于任何一种新颖的阅读视角所带来的认知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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